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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 研究 ，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 历史 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
2、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 交通 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 文献 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一、伽蓝记研究综述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 政治 因素的 影响 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
3、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
4、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 方法 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 科学 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
5、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
6、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 内容 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 问题 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 艺术 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
7、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XX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 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
8、，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
9、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
10、”、“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
11、”：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 中国 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
12、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 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 研究 的一个重要 问题 。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
13、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 科学 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
14、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 理论 方面， 台湾 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 历史 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
15、)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XX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 中国 民族激烈冲突的 时代 ，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