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的文化根基-基于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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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经济人假设的文化根基:基于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机理一、引言尽管现代西方社会中思想各异、流派纷呈,但就近代西方文明的起源而言,它主要有两个思想来源:古希腊传统和希伯莱传统,这两个传统最终都产生了普遍主义的个体主义人性观和斗争主义均衡观。其中,古希腊自然哲学在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自然主义的知性思维,这种思维具有肯定理性主义的特点,从而具有唯物主义特质;希伯莱宗教信仰经过古希腊逻辑思维的影响发展出了系统的基督教教义,这种宗教具有创唱性特点,从而具有先验主义

2、特质。正是由于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希腊自然哲学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肯定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就成为西方社会中认知思维的根本特质。正因如此,尽管西方各个流派的思想在细节和观点上也存在很多不同,但就其基本的认知思维而言则往往是大同小异,这与儒家社会的基本思维产生了根本性差异。同时,正是由于思维特质上的这种根本性差异,中、西方社会在有关人性及其行为的认知思维上也产生了巨大差异,并由此构建了相异的理论学说。譬如,经济人假设就是在具有强烈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特质的西方文明中产生的,但与儒家社会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显然,如果人类文明的发展最终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话,那么,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现代经济学就很难解释和指导人

3、类社会的现实和发展。为此,我们就必须对经济人假设重新进行审视,而这首先必须对其何以产生的思维逻辑和社会背景进行剖析。二、西方思想的两个渊源及其特点西方社会的思想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古希腊的科学知识,它发展出了工具理性;二是希伯莱的宗教信仰,它衍生出了价值理性。同时,两者在思维上具有很强的共性都以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为认知出发点,正因如此,两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融合而共同构筑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整个思想体系。(一)就古希腊文化传统而言古希腊文化源于自然哲学,原初的求知动机也是出于好奇心而对自然展开探索。正因如此,古希腊关心知识,强调正确的思想,努力促进智力的开发和运用。事实上,正是在求知的基础上,古希

4、腊早期就形成了众多流派,如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爱利亚学派的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毕达哥拉斯和希帕索斯以及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而且,正是这些自然哲学家们的思路从根本上影响了以后西方社会对于自然的知解,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知过程也导致了科学的蓬勃发展。譬如,通过对自然的研究,这些自然哲学家们得到了关于均衡与和谐的观念,并揭示自然的秩序和法则,这不仅对自然的生成、变化以及寻求宇宙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思路,而且也影响了今后西方社会的思想特质和制度设计。实际上,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看来,人只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存在,而没有区别于其他自然物的固有性,因此,随着城邦的形

5、成和成熟,那些关注城邦生活的新兴智者们以及苏格拉底等人就将这些先辈从自然中得出的观念应用到了对城邦和人类秩序的思考之中。譬如,从“自然”概念中衍生出了“自然状态”、“自然法”以及“自然权利”等,成为与人为秩序相对立的概念。基于自然的普遍规律,这些智者们集中于自然(physis)与约定(nomos)的关系,而一般又将自然置于法律、习俗之上,从而奠定了今后的研究思路。显然,正是由于古希腊首先出现的是一群自然哲学家,而以后的智者学派则继承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因而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由外而内、由物而人、由自然而社会的思维路径;正是由于将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人类社会中,由物性思考人性,

6、由自然秩序思考社会秩序,从而产生了自然法、行为主义、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等理论。就理论探究而言,西方社会由物性而人人性的分析思路在经济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事实上,基于由自然到社会的思维逻辑,加上当时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就形成了如下有关社会的认知观,这些认知观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经济人假设具有很强的相通性。(1)正因为自然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普遍的,譬如万有引力在所有的物体之间的强弱都是一致的,因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普遍的。同时,由于事物之间是相对独立的,是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因而人也应被视为独立的,维护个体生存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个人主义在西方盛行的基础。(2)正因为所有自然物都处于各种

7、力量作用的紧张状态下,因而人类社会也是充满斗争的。同时,由于在各种力量相互对抗之下的自然界又形成了相对静止或均衡的局面,如阿那克西曼就曾说,相互斗争的对立面最终将回到无限中去以调和彼此的侵犯,因而在人类社会中私恶也可以达到公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也就是和谐一致的。(3)古希腊学者认为,自然界的和谐往往需要依赖知性推理而不是经验感知,如赫拉克利特强调,在对立面冲突的背后世界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和谐或协调,尽管这种和谐肯定不是那种能够引人注目的东西,因为“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正是源于对自然界均衡状态的理解,经济学也倡导局部均衡以及一般均衡的分析,尽管现实生活中更明显的特征是不均衡。(4)正因为自然

8、万物是同质的,因而人类社会中的个体也都是平等的,不仅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且所有人在本性上都是平等的。同时,由于自然秩序是固定而普存的,因而人的社会秩序也应是普遍主义的,这是西方重视抽象而普遍的法的原因。当然,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并没有区别人与自然的不同,从而在解释自然变化时往往又以人类社会的结构原理和人的存在原理对自然进行拟人化的阐释。譬如,由资源稀缺导致人类社会充满了争斗性,因而他们也认为斗争是万物之父,而社会的和谐存在则体现了相互对抗各方之间的社会矢量(利益、力量、信息等)均衡,这就如自然界的均衡一样。但不管如何,西方社会从理性角度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合为一起,混同了人性和自然性,以后又把人性

9、等同于自然性,再由此寻求人性的合理解释和证明,从而也误导了理论研究。事实上,早期强调工具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是物,研究的是自然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但是,后来当经济学将其分析对象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时,也同样遵循原来的分析思维,这就导致了经济人假设在使用中的泛滥。就实践而言,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也体现了对这种认知的应用。事实上,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城邦内部是民主的,城邦市民也是平等的。需要指出的是,个人主义和社会利益之间并非是矛盾的,功利主义就追求整体公共利益的增进,尽管每个人的行为可能是个体主义的。因此,尽管古希腊城邦要求个体的行为符合社会的利益,但行为和决策往往是个体的。其实,在古希腊城邦中

10、,存在两种相反的个人主义:一是独裁者被赋予为社会(城邦)的利益作出管理决策的权力(当时有众多的小城邦);二是个体男性被赋予为每个家庭的基本决策者(每个城邦内又有众多的家庭)。而到了古希腊后期,这种个人主义日益强盛。一者,希腊城邦先后被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征服和吞并,随着旧秩序的崩溃,思想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因为城邦的崩溃导致更大的政治单位出现,此时人们开始站在更广泛的角度上思考人类问题。二者,随着城邦被占领,人们昔日的自信感和进取心逐渐被消极和屈辱感所取代,参与政治生活也已不再可能。此时公民的责任心逐渐降低为单纯的服从,对城邦的忠诚也夕阳西下,人们开始逃避公共生活,而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事

11、实上,正是随着希腊人从原来积极参加城邦行政管理转变为寻求自身的安全和保障的个人生活,此后的哲学几乎都开始专注于寻求善的生活,而非善的国家。(二)就希伯莱文化传统而言希伯莱文化注重实践,关注正确的生活行为,它把高扬道德的优点作为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因而“尽义务、讲良心”成为希伯莱人生活的首要事情。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生活道德的关注,希伯莱文化中孕育出了宗教信仰,人们开始把永恒价值赋予了上帝;同时,也产生了圣经旧约中具有约束性质的仪式和诫律,这个诫律凝聚了犹太社会并使犹太人在遭受苦难的许多世纪期间免受灭绝。而且,随着希伯莱思想在罗马末期的广泛传播,它通过与斯多葛的世界主义相结合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基督教教

12、义,自此,基督教教义成为西方社会今后一千多年间价值理性的根本来源。当然,尽管希伯莱思想和道德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与上帝的互动,但一旦它转化为创唱型的基督教,这种互动性消失了,而成为上帝单方向的启示和诫律。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西方社会的价值理性终极根源于全能而仁慈的上帝,是先于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因为在基督教看来,世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而这位超凡的上帝具有神秘主义特征,其规定的道德伦理也是最终不可探究的绝对命令。事实上,根据基督教教义,所有的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都是平等的同胞而没有亲疏分别,因而源于上帝的这种绝对道德律令就对每一个信徒都普遍适用。沃特金斯指出:“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得救至关重要,

13、在此它强调个人的道德意识,而牺牲了社会的道德意识。耶稣基督曾指示门徒弃家跟从他,这便是基督教教义中隐含的无情的道德自我主义”。而后来的新教则进一步把基于良心发展的宗教力量和基于世俗成功的经济活力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主义倾向。事实上,清教伦理虽然也承认世俗的孝道,承认对父母的孝敬,但是,为了绝对避免神化被造物的过于强化的人际关系,新教伦理还是强调,救世主、先知、教士、听忏悔的神父、修道士在信徒们的信念中最终要比血亲和姻亲本身更近。这样,通过强调对教友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信任,清教伦理就把古老的经济睦邻伦理延伸到主内兄弟的关系上,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以宗教博爱伦理为基础的新的生活共同体。所以,

14、韦伯说,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社会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就理论探究而言,基于所有子民都是上帝所造物的基督教思想,西方社会从价值理性上为个人主义奠定了基础,并赋予了个体向外扩张的冲动。事实上,基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理性地征服世界、控制世界便是作为上帝被造物的人类绝无止境的任务。当然,基督教并不是对古希腊罗马自然哲学思想的全面反动,而是带有希腊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浓厚色彩:一者,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对问题的推理技巧部分是来自于希腊的哲学和罗马的法律;二者,基督教思维与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等哲学观点也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例如,犬儒派的贫

15、困和禁欲思想、斯多葛的自然法概念以及对德行和罪恶的划分、伊壁鸠鲁对人类的爱等,在基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找到遗痕。究其原因,“基督教崛起于一个通过希腊人早已知道的理性世界,这个历史事实使得基督教的信仰有别于希伯莱的旧约信仰。古代圣经的人虽说知道作为个人经验问题的信仰之不确定性和动摇性,但是他还不知道信仰同理性的全面冲突”,只是后来随着经院哲学将亚里士多德理性观点引入,基督教才因而比旧约信仰更为强烈,同时也更加矛盾,才出现了如何解决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调和“天启”和“理性”之间的矛盾,阿奎那将圣经、神父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注疏组合起来,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的信仰

16、相一致,从而把理性先验化了,并把先验理性推向了新的高度。在阿奎那看来,以“理性真理为本的哲学”同以“启示真理”为本的神学是不矛盾的,因为一切真理都出自同一位上帝之手,只不过,“启示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启示真理”是第一和终极绝对真理。巴雷特说,阿奎那认为人“实际上是个半人半马的怪物,一种在自然和神学层次之间分割开的生物。就自然层次而言,托马斯的人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是一种以理性为中心、以理性灵魂为实体现实的生物。在神学大全里,它反复说这种思辩的或理论的理性是人的最高功能,所有别的功能都隶属于它。诚然,这种理性生物在自然层次上是隶属于超自然的,但还是通过理性的洞见最后的洞见,属于上帝的本质激活并纯化意志”。显然,不但早期的基督教思想本身就是以希伯莱的道德文化为主积极吸收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的产物,而且在基督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院学派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又进一步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已有一千年传统的希腊一罗马思想与哲学冶于一炉。就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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