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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本年度的 历史 地理 研究 ，出版了十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主要著作有：作为北大院士文库之一的侯仁之文集、史念海著河山集第六集、史念海主编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 (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马正林编著 中国 城市历史地理、杜瑜著舆地图籍(辽海出版社，1997年)、周振鹤自选集与葛剑雄自选集(均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李志庭著浙江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刘统著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2、年9月)、冯季昌著东北历史地理研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牛平汉编著明代地理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蓝勇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周宏伟著广东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等。8月中旬在沈阳市召开两年一度的历史地 理学 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也已出版。历史地理各个领域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 学科 理论 研究有新意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
3、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 分析 了关于这一理论 问题 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 自然 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 现代 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 方法 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
4、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 规律 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 文献 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
5、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 发展 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 影响 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
6、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
7、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
8、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祐年间吴及
9、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
10、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11、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 科技 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 研究 仍是 历史 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 中国 历代行政区划与 自然 地理区划的关系，运用 政治 地 理学 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
12、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 发展 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 经济 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 科学 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 现代 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 理论 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一书则代表了 目前 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 规律 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
13、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
14、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用 文献 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 方法 ，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
15、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陈可畏楚汉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