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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 汉代的文书，重要者多以书囊包裹。不同性质的文书使用不同色的书囊，可能关乎一定的制度。例如，皇帝的玺书用青布囊1，边郡发犇命书用赤白囊2，宫中机密用緑囊等3。汉代用皂囊来封装专呈皇帝的密奏。后汉书卷六蔡邕传记载：“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皂囊，就是以黑色织物制作的书囊。用皂囊封装的密奏称作“封事”。文心雕龙第二十三奏启：“自
2、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 李贤认为“奏封事”始于西汉宣帝。后汉书卷二明帝纪：“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贤注：“宣帝始令众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后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拥蔽。”李贤的根据是汉书中的相关记载。汉书卷七四魏相传：“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宣帝始亲政时，“领尚书者”是霍光兄子霍山。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山曰：“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
3、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西汉武帝置，由宦者充任。在宣帝以前，奏“封事”时须上正、副二封，由“领尚书者”拆看副封。霍光去世后，宣帝采纳魏相的建议，取消了副封。至此，密奏可不经过尚书，而直接由宦官出取，送达皇帝。在汉宣帝以前， 文献 中几乎没有关于“封事”的具体记载，而在此后的史料中颇不少见，故李贤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记载：汉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也记载：
4、“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这两条史料表明：早在汉文帝时，已有皂囊。因此，用皂囊做上书囊的情况至少在汉文帝时就已存在，而汉宣帝是对密奏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副封，由此加强了“封事”的保密性，使“封事”的机能凸显出来。此外，“封事”不经过尚书大概也没有成为通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曰：“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可知“封事”在王莽时也不经过尚书，然而从王莽传的批评语气来看，史家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封事”的形式是“皂囊封板”，但皂囊却并非只用做“封事”的包装。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公孙瓒表袁绍罪状曰：“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
5、，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亦曰：“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这说明诏书也用皂囊。而袁绍“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当是一种僭越之举。不过，用皂囊包装的诏书与前文所提及的用青布囊包装的玺书是不同的。独断曰：“诏书者，诏诰也。”4一般说来，诏书是面向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文告， 内容 多为普遍实施的政策法令等，由朝廷发出，依次传递，规格较玺书低，也不具有太多的机密性。而玺书则封以皇帝专用之玺，是以皇帝本人名义直接发出并专达于某特定对象的文书，规格隆重，也更具有机密性。在已发表的敦煌
6、悬泉汉简中，有几处关于用皂色织物包裹的文书的记载。例如： 1 入东军书一封。皂缯纬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九月戊子，日蚤食时，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杨。5 这是一件东行的军事文书的经过记録。其内容，除文书的去往方向，还包括文书的包装情况、寄者与收者、文书到达的时间及交接人等。 “皂缯”是皂色丝帛。“纬”，读为“帏”。说文巾部：“帏，囊也。从巾，韦声。”集韵微部：“帏，囊也。”文选卷三二屈平离骚经：“苏粪壤以充帏兮。”李善注：“帏谓之幐。幐,香囊也。”“帏”、“纬”二字，声旁“韦”相同，形旁“巾”、“纟”可互换，故二字可通。“皂缯纬完”，是说用皂缯制作的书囊完好。“纬”读为“帏”的例子
7、，也见于居延边塞汉简。如居延汉简：“卅井累虏鐆从火，布纬，糒三斗。”6居延新简：“布纬三，糒九斗。”7“糒”，干粮；“布纬”，此处指装干粮的布质囊袋。“纬”的形制究竟怎样？据悬泉汉简中的有关记载，“纬”是相当长的。例如，悬泉汉简0112：79：“緑纬，綖满署，皆完，纬两端各长二尺。”8在当时，一件重要的文书的包装，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物：书囊、繋绳、木检。由于“纬”有某种特定颜色，又有长端，故不大像是与封缄相关的繋绳，而确实可能是书衣。其所以长，或是为了便于背负和绑缚。前引文选李善注：“帏谓之幐。”而广韵登韵曰：“幐，囊可带者。”9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8、 颜师古注：“方底，盛书囊，形若今之算幐耳。”则汉代的盛书囊方底与唐代的算幐相似。算幐又称算袋。方以智通雅卷三七：“算袋，即算幐。武则天赐朱前疑绯算袋。”10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七：“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11则幐大致为囊袋状，有长带，可以印封。王国维认为，书囊之形“当略如今之捎马袋，故两头有物则可担，其小者可带，亦与幐之制合也。”12劳干认为，书囊长方形，“上下有底，缝在正中，及二端对折，缝藏于内不可见，施检之处即在囊外”。13书囊易朽，今未见其实物。而从悬泉汉简所记来看，“纬”有长端，恰如幐之“可带”，则王说或略胜于劳说。“綖”是“線”的异体字，见集韵
9、線韵。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白山之难，不絶如綖。”简文中的“綖”，或指将装妥文书的书囊与木检捆扎在一起并加封的繋绳。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其县山之多艹+幵者，以艹+幵缠书；毋艹+幵者以蒲、蔺以枲萷之。”14“艹+幵”，读为“菅”；“枲”，粗麻；“上削下纟”，缄束。可知秦时用菅、蒲、蔺等草和麻来捆扎文书。汉时文书常品亦用以上物料，而贵者用丝15。“署”，此处指有题署的木检。说文木部：“检，书署也。”释名释书契：“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书文书检曰署。署，予也，题所予者官号也。”检多以木制，可题写文字，说明文书的收寄人等事项。检上有印窠16，为凹槽状，印窠的底部大多有刻痕，以
10、固定繋绳17。封缄文书时，将检覆盖于书囊之外，繋绳经过检上的印窠打结拴牢，然后在印窠处填以封泥，在泥上加盖印章。现今所见封泥实物的背面，绝大多数留有绳痕；其中一种深陷于泥的中间，是固着封泥不使散落的细线所留；另一种则显露于泥的背面，是繋绳所留18。上引公孙瓒传“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的记载，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封缄文书 方法 。又悬泉汉简0809：49：“维、署、纬皆完。”19“维”，疑指繋物之绳。楚辞天问：“斡维焉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是犹度江河而亡维楫。”颜师古注：“维所以繋舩，楫所以刺舩也。”如果此猜测不误，则该简所记録的“维、署、纬”，恰是包装文书的三物。汉代以降，
11、从魏晋到唐宋，有关官文书之包装的资料相当少见。到了元代，邮驿空前发达，元史记其制度颇详，其中有对官文书的传递与包装的具体规定，或可参看：“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凡有递转文字到，铺司随即分明附籍，速令当该铺兵，裹以软绢包袱，更用油绢卷缚，夹版束繋，赍小回暦一本，作急走递。到下铺交割附暦讫，于回暦上令铺司验到铺时刻，并文字总计角数，及有无开拆、磨擦损坏，或乱行批写字様，如此附写一行，铺司画字，回还。若有违犯，易为挨问。”20元时文书虽为纸质，但仍以织物包裹、卷缚，以板捆扎，传递时也须记録其包装完损情况和交接时间等，与汉代有相似之处。有 研究 者认为：“纬”通“衣
12、”，因前者是匣母微部字，后者是影母微部字，两字的读音接近。或说，可将“纬”径读为“帙”，“帙”是定母质部字，质部与微部为旁对转，韵部相近可通21。以上两种说法似略嫌迂曲，但也都将“纬”释为书衣。应当指出，“帙”虽是书衣，但其用途主要是作书籍的函套和计量单位，而非封缄和传送文书的书囊。例如，宋书卷一百自序：“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七帙七十卷。”又如，萧统文选序：“卷盈乎缃帙。”尽管 目前 对于“纬”之形制的确定尚缺少足够的资料，但这件“入东军书”是用皂色织物皂缯来包裹的，此点当无疑问。敦煌郡在河西四郡的西端，是汉时中原与西域往来的门户，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和车师后城长国在其西北。“平望候”，候官，
13、属敦煌中部都尉。敦煌中部都尉所辖平望、吞胡、步广、破胡、万岁等五候官中，平望位在最西22。“始建国二年”，新莽朝的第二年。据文献记载，自王莽即位起，西北边境一直扰动不宁。始建国元年，匈奴因求税乌桓不得，又不满印文改易，遂起兵塞下。始建国二年，西域车师后王兄狐兰支亡降匈奴，继而“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成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后成长”，即“后城长”23。在敦煌所出汉简中，亦可见到相关的记载：“故车师后亡侯虏支，将诸亡国千余人。”“故车师后亡侯弟虏布，将兵二千余人。”24据考，“故车师后亡侯虏支”即“车师后王兄狐兰支”，简文中加“故”、“亡”、“虏”等字，是由于其已叛亡的缘故；“故车师
14、后亡侯弟虏布”则大约是狐兰支的弟弟25。因此，这件军书应与当时动荡的边情有关。“王路四门”，即公车司马。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记载，始建国元年，王莽改制，“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公车司马系卫尉属官。续汉书志二五百官二“公车司马令”条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可知这件东行文书是上奏朝廷的。该文书又是以驿骑传送的。汉代的邮驿制度，大致以步递称“邮”，以马递称“驿”，以车传送称“传”。传送文书，“邮”的速度为一昼夜二百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26在西北边塞地区，则为一昼夜一百六十里。居延新简:8A:“官去府七十里，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
15、十里。”27关于“传”的速度，目前尚少见具体记载。而关于“驿”的速度，则有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供探讨。例如，汉书卷七陈汤传：西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围困，军情危急，“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晋书卷二三乐志载惟庸蜀曲辞：“刘备逆帝命，禅亮承其余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汉旧仪：“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28以上记载均表明：在汉时，最重要和最紧急的文书都用“驿骑”。驿骑和步递一样，亦以接力的方式传送，故速度很快，有可能超过常马。汉简资料可以为证： 2 皇帝橐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泉驿骑受万年驿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29 “元平”，西汉昭帝年号。“夜少半”，汉代时称之一，在夜半之前。关于汉代的时制，目前学界尚无定论。较为流行者，有一日分为十八时、十六时、十二时等三说。若取十八时说，则一时所包括的时段为八十分钟；若取十六时说，则为九十分钟30。而本简所记“皇帝橐书”在“夜几少半时”由悬泉的驿骑接手，到“夜少半时”便交付给了平望的驿骑，前后大约仅用了不足二分之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