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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浅析技术行政视阈中的科学发展摘要在我国，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等诸多技术开始被运用于行政领域，电子政务、网络民主是当前技术行政的典型形式。新兴技术正在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进步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技术理性的过分增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随着技术行政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应作为专家治理、行政运行、技术操作的基本标尺，贯穿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全过程，走和谐发展的技术行政之路。关键词技术官僚；行政效率；行政技术；适度发展从19世纪开始
2、，随着技术的政治利用，技术的行政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在西方，技术行政(Technocracy)沿着理论与实践双重进路得以发展。作为一种精英理论，技术行政深受唯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一种行政实践，它形成于由西方工业化引发的行政变革之中，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行政活动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在现代行政领域中，技术行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单向度发展趋向。一、技术行政的单向度趋向伴随着我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技术行政正在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进步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技术理性的过分增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首先
3、，与技术队伍的壮大相伴随的是技术官僚的出现。当今大科学高技术时代，我国技术行政的兴起使得技术发展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技术实践的社会化。技术行政的发展引起技术化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技术主义在思想领域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教育领域的技术专业、市场领域的技术人员、行政领域的技术专家成为更多青年的职业追求，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二是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技术创新活动开始在企业、国家甚至国际层面上展开，一种大规模、系统化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发展中。企业受到受到市场竞争的刺激，以技术创新开发新能源、新设备、新产品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受到来自国际空间的压力，技术创新
4、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引擎。作为一种主动的、有计划的行为，技术创新向着体制化发展，工业开发、科学研究、技术运用成为相互促进的系统，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因而，技术专家必然要参与国家科技政策与制度的制订，以期获得专业层面的保障。技术专家在长期科研活动中养成了思维严谨、作风务实的行政风格。他们通过拟定阶段计划、明确实施方案、并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决策中的不安全因素以及主观随意性，增加了行政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政治家相比，他们剔除了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但同时也失去了某种热情的理想气质。在行政活动中，他们更为重视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在技术
5、层面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而较少顾及行政价值导向问题，缺乏对公众意识、公民心理的敏锐把握。因此，在技术权威的支持下，技术专家可能由于远离民众而形成技术专断。其次，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行政自由的失落。在我国，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等诸多技术开始被运用于行政领域，电子政务、网络民主是当前技术行政的典型形式。新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的专业化水平，更多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部门从行政领域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领域，这显然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当前，随着我国行政专业化的发展，行政组织逐步具有了科层制的特征。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合理的组织管理形态。
6、“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科层制推崇技术知识在高效行政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以刚性的制度保证了行政效率。而且，科层组织原则的确立明确划分了管理职能，进行高度专业化的职责分工，满足了现代公共事务日趋复杂的迫切要求。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它对组织进行最合理的安排，保证了大规模组织的控制与协调，是一种高效的行政管理工具。但是，科层制所体现出的只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它在组织中消除个人品性的影响，使组织内人的行为理性化、程序化，导致了实质不合理性。严密的组织结构给个人的感觉是，如果没有组织制度的帮助，他就不会有任何创造。结果，它摧毁了
7、创造力，制造了一种深层次的无能感。人只是作为技术理性构建的组织中的一个部件而存在。人的个性、情感被忽视，渐渐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与行政技术的进步相伴随的是行政价值的退却。公共行政关系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关系。行政技术是维护公共行政关系正常化的策略与手段，是良好的公共行政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入到关键时期，民众意识开始苏醒，社会利益分化逐步加剧，西方文化大举侵入，使得政治矛盾愈益突出，行政环境愈益复杂。现实的我国国情，表明行政的有效性与技术应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我国行政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行政工具的革新更为快捷
8、，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而且，互联网进入了行政管理领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得以建立。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型行政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行政活动，由此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对这些新型行政技术加以富有成效的价值引导。按照现代行政理论，行政技术是在维护其本质属性前提下的社会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它处于社会利益格局演变的临界区域，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利益及其结构性变动的趋势。因此，从理论上论，价值问题是行政技术并不着意、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实践上论，行政技术存在于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过程之中，兼有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点。这是任何一种行政技术在特定社会中获得合法性和效用性的必然要求。在公共
9、领域，技术行政通过强化行政技术的工具性而使其价值性趋于淡化。由于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技术在制度安排、权力分配、科学决策、民主参与等方面的应用价值日益提升，它因而逐步上升为行政的内在逻辑。“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行政技术的丰富和发展与行政价值的淡化相伴而行。随着行政技术在行政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其内在的技术的逻辑呈现出对行政过程的大范围渗透之势。“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
10、内他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技术理性逐步地制度化，进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把行政与道德理性隔离开来。人 们的行政行为逐渐建立在纯粹功利计算的基础之上，没有道德负担和意义约束，合法性取代了道德伦理、理想信念，成为行政行为的标准。“由于我们拥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选择某种其他的方式。这又使我们走进了政治，走进了需要我们对是否实行自我限制这一问题做出集体决定的领域。”规避技术理性引发的价值危机，就应对行政技术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政治约束。行政的正常运转，需要必要的技术支持，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公共领域的技术应用又需要政治约束。失却了价值引导，技术甚至可能阻碍政治文
11、明的进程。二、科学发展观的适度引导科学发展观为技术行政确立了公共原则，“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技术行政的价值标尺。首先，“以人为本”的公共精神是专家治理的基本要求。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期望，是公共行为的准则。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以官僚政治体制作为基础的。周恩来曾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在官僚制的制度体系下，公共权力被少数官僚所掌握，并且官僚集团将统治阶级的目的与利益超越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上。这种官僚制的延续便产生了“官本位”意识。改革开放以后，
12、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在我国行政领域逐渐崛起，他们大都学历完整，有着较为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宽广的全球视野，集多种技术优势于一身，成为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技术官僚不仅以专业知识胜任日趋复杂、精细的行政职能，更能以技术理性缓解政治冲动。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为威权政治提供了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但同时，技术行政也暗含着行政对政治的吸纳和抑制，在传统“官本位”意识的作用下，专家治理极有可能演变为技术威权对政治威权的合法性替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在于其公共性，公共行政不仅仅是技术或管理的问题，任何行政实务都关涉价值选择和价值分配。而行政价值又通常与伦理相联系在一起。公共行政包含公正与非公正、是
13、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一系列伦理问题，这就要求基于价值理性的公共选择。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是建立在公共价值与信念基础之上的，用精神这个概念描述这些价值和信念是最合适不过了。对于个人而言，公共行政的精神意味着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持久的承诺。”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有别于私人领域的作为，因为其受到一种更为高尚的精神的指引，拥有更深的文化内涵。由此可知，公共精神对专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共精神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是从事公共行政的技术官僚所必须树立的信念。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和价值判断，它对技术官僚的行政行为起到约束和制衡的效用。因此，专家治理需要公共精神的引导。
14、在行政实践中，技术官僚的公共精神具体化为“以人为本”的基本素质。对于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人们抱有很高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期望。“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它肯定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只有人民认同的权力才是合法的。“判断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人类社会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唯一判别标准和真正的分水岭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主权在民”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石，也是新时期技术行政合道德性的判断标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政府的各级组织及其官员，一切活动和进行的内容都要以“本”来衡量，即是否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是否为人民尽到了责任，是否受到
15、了人民的有效监督，是否代表并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技术专家的决策要体现民意，就要经过公共舆论的评判。公共舆论反映民众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监督技术行政，从而使行政主体，特别是技术官僚以公共利益为基本的行政准则。其次，“全面协调”的集体理性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集体理性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约定意识，它经由批判、协商和妥协的过程，表现为一种约束力。曼瑟尔奥尔森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由个人理性向
16、集体理性的过渡，是公共行政最为困难的环节，也是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了实现公共行政的合理有效，就要有所规范。因而，现代科层制行政组织的建设应遵循集体理性，依据“全面协调”的组织原则，积极构建组织之间、成员之间的协作与对话机制。科层制政府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组织，这种分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纵向的层级分工，一是横向的部门分工。我国行政技术化的一个典型趋势就是，政府组织越是庞大，职能分工就越精细。这也正是历次政府机构精简都难以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原因。政府各部门及各级组织，囿于固有既得利益，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开放与交流。权力一旦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力量，就使得行政活动带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性质。其突出表现是：行政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缺乏交流，社会成员的参政渠道不畅通；即使在政府组织内部，各级、各地政府常常是各自为政，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突出，协调合作意向缺乏，这在很大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