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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江姐遗书中的“云儿” 本书是一部散文集，作者的祖父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书中除第五辑收入与卢作孚有关的内容外，其余都是写她自己的日常经历。她儿时生活在重庆，那种充满单纯的激情的青春岁月，今天回忆起来仍让人感动。本篇写了她的一位特殊的同学，从中也可读出这些作品共有的风味。 与彭云同窗六载 前些年，当“红岩”热又一次席卷而来时，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不是在少年时经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
2、寻觅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我伫立在它的面前，视线仿佛凝固在存放这份遗书的玻璃匣子里边。 这是江姐在1949年8月27日从监狱里写给她的亲戚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江姐的遗体被敌人投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9至今，时光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到北京天安门，共和国已几经天翻地覆。然而无论遭逢什么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在绝境中从不绝望的声音：“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
3、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迹。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不惜捐出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为我们朗诵完这篇长文。讲台上下，师生哭成一片。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观众席里便泣不成声。其中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信里提到的“云儿”。那天晚上，他的养母谭竹安先生的姐姐谭正伦妈妈才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亲生母亲。我相信自那以后，不仅是彭云，还有我，还有数以亿万计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
4、进了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讶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此我们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备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 有一
5、次，我们在曾囚禁革命志士的监狱渣滓洞那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去两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烈士遇难日举行纪念活动。一不小心“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班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了个“包”。另外几个比他高大的男同学则架着他往外“突围”，好不容易才“越狱”成功，摆脱“追兵”。 我看到了江姐遗书 我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出版发行之际。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先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从此红岩不仅风行全国，而且漂洋过海。小说又一次将“江姐热”推至高潮。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
6、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份份浓情厚意。我们的心被温暖，被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我曾经纳闷，小小年纪的他为何能够如此冷静。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江姐的遗书后，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江姐这封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制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的。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笔锋，那对时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对理想和信仰毫不动摇的忠诚，
7、那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那时的江姐正身陷铁牢，饱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一封烈士的家书。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时也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从此，我们教室的墙上挂上了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虽然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彭云也不例外。因为身体消瘦，他的头显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视眼镜后
8、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饭”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文革”中的考验 彭云的父亲，即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当场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
9、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身体。一九六一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 不料到“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是“叛徒”、“黑帮”，并且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抹掉这段历史。那时我正在四川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大巴山插队落户，无论是肉体之苦还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
10、同伴们濒临绝境。支撑着我们勇敢地活下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咏梧们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我从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什么叛徒！ 同样，在高中三年级即“文革”前一年，社会上“左风”盛起，我们班被树为市里“贯彻阶级路线”典型的时候，彭云也从不相信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会是什么“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现在想起来，他的话难免有些幼稚，但却让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勇敢地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十三年后，我又托“改革开放”的福考上了大学。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磨难，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一条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铺成的路，一条通往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路。 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