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义与文化因素研究刍议》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语词义与文化因素研究刍议（1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汉语词义与文化因素研究刍议摘 要 汉语词义与文化因素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能够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将词语作为文化因素教学的途径提供依据；词义的聚合关系能够使文化因素及其在不同语义场中所显示的不同文化层级得以突显。由不同语言的差异及其负面影响可以看出：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受其母语及相应文化模式的影响而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偏误产生的肇始之因。关键词 词义；文化因素；层级；对应关系;语义场一 引 言在语言诸要素中，与文化因素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无论哪
2、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留存有其社会发展、时代更迭的历史痕迹，都承载着其民族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情感意向、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与文化、汉语词义与文化因素，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研究日益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胡文仲、胡明扬、毕继万、张英、王学松，卢华岩等学者均探讨过相关问题，积累了一定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词义的层级与文化因素的对应关系，考察在词义的聚合关系中得以突显的文化因素。同时，讨论不同语言的词义与文化因素的差异对第二语言应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二 词义的层级与文化因素存在对应关系与语法意义
3、相对而言的词汇意义, 是指词的概念意义与色彩意义的合称。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词义是词的概念意义。词的概念意义具有本义、比喻意义与引申意义这样三个层面，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应用相关词语时，一般情况下，最先认识的是词的本义，其次才是其比喻意义以及引申意义。而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这样三个层面的有机体，就能够发现：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时，“首先容易互相发现的，是物的层面或外在的层面；习之既久，渐可认识中间层面即理论、制度的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也就是说，词的本义、比喻义及引申意义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亦可分属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这样三
4、个不同的层级。 基于“由简入繁、由浅入深”之认知规律，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看问题，处于本义、比喻义，以及引申义等不同层级之中的词义与具有多层结构体系之特征的文化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鼎”这个词，其本义，是古代“煮东西用的器物，三足两耳”。第二语言学习者开始学习这个词时，一般能够由 “鼎”字的象形而了解其名称及用途，从而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可以认为：作为“器物”的”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属于物质文化。但“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远不止于此：在“九鼎八簋”这样的四字词语中，“鼎”则又是指流行于我国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器，具有象征意义。根据西周中晚期形成的列鼎制度，
5、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鼎一同出现的还有“簋”，通常为“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由此，“鼎”的数量可以表示身份地位的高低，其形制的大小亦可显示权力的等级。“九鼎八簋”蕴含着源自于孔孟之道的礼乐制度以及影响深远的等级观念，作为礼乐制度及等级观念的“九鼎八簋”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属于“制度文化”。再进一步分析，在“一言九鼎”、“不敢问鼎”、“问鼎中原”等汉语成语中，“鼎”的引申意义所蕴含的汉民族的精神气质及思想内容，则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蕴含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的词义，是学习者到中高级阶段才能够悉心领会的词语内涵。又如：“泰山”一词，其本义为“山名，
6、在山东，中国的传统看法为五岳之首。”初级阶段的学习者观看图片，聆听简要说明即可懂得词义。此时的“泰山”属于物质文化因素层面；而在“泰山北斗”，“有眼不识泰山”以及“老泰山”等词语中，所蕴含的又是其象征意义，这一层词义的产生，是因为古人以泰山为高山的代表，常用来比喻敬仰的人和重大的、有价值的事物，这一层词义所蕴含的是制度文化因素；再进一步，“泰山”一词，还可引申出“泰极而否”“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样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与精神气质的词义，这一层词义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属“精神文化”层面。类似的词语还有“长城”，以及一些数词、颜色词、象征词语等。这一类词语提示我们：文化因素“亦具有系统功能。表
7、面上循序渐进的文化因素，在其内涵深处亦有着环环相扣的逻辑关联。例如长城一词，本义与引申意义、象征意义之间，一方面交织着由语义的分化及潜势所构成的词语的形象色彩，另一方面各义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两方面共同支撑起了文化的系统功能。”文化因素所具有的系统功能形象而又具体地表明了词义与文化因素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这样一种对应关系能够为将词语作为文化因素教学的途径提供依据。三 语义场中的词义与文化因素 同一语义场中的词义之间、不同语义场之间都存在聚合关系。这关系“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而“潜在的记忆系列”又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在一定的时候能够由于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8、和相互关系而“类聚”为一个语义场，我们因此而能够在对词义进行比较的时候，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 词义的聚合关系表明：“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每个范围都会产生出一类价值；这两类间的对立可以使我们对其中的每一类的性质有很好的了解。”这也是利用词义的聚合关系辨析词义，利用同义词或反义词来确定多义词的不同意义，利用反义词来确定同义词词义的细微差别等之所以成其为行之有效的词语教学与学习的方法的原因之所在。令人遗憾的是，与词义密不可分的文化因素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倘若我们考察处于语义场中的词义与文化因素，则不难看出：词义的聚合
9、关系能够使文化因素及其相互间不同层级的关系得以突显。以下尝试将处于不同层面词义的聚合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与词义之关联略作举例，以见一斑。不同的语义场显示不同的文化层级我们分析处于“对比”的聚合关系中的两组例子：1. A. 金银铜铁锡B. 金木水火土这里，A组中的“金”只指“黄金”。A组词语所显示的是物质文化；B组词语所表示的则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五行”即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运动。“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同时，还以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阐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
10、是在不断的相生相克的运动中维持着协调与平衡。B组词语所显示的是精神文化，其中的“金”指“金属”，包括A中的各类；通过对A、B这两组属于不同范围的聚合关系之中的词语的对比分析，在使“金”所蕴涵着的有关“五行学说”之哲学思想的文化因素得以突显的同时，也能够看出：不同语义场显示不同文化层级。又如： 闹花灯例： “迎新年，接新春，准备十五闹花灯，街口都搭起了彩楼门。”阮章竞漳河水节选转引自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XX年版，第12卷，第721页。B. 闹情绪例： “对闹情绪的同志不但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引自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
11、版，第946页。在A组中，“闹”与“花灯”属于词汇的范畴，而“闹花灯”则应属文化因素的范畴。但我们可以通过对“闹花灯”之文化涵义的分析获得对“闹”这一动词义项的更为明晰的了解。类似的词语还有“闹洞房、闹元宵”等，其所体现的是民俗文化。B组中的“闹”，一般认为有六个常用义项，即：a. 吵 b.弄 c. 发生 d. 发泄 e. 扰乱 f.喧哗等，多为中性词语或贬义词，类似的词语还有“闹脾气、闹意见”等，所表达的是人所共有的行为方式，属于“制度文化”这一层面。 而“A”组中的“闹”则包涵有“使热闹”、“使红火”、“载歌载舞”等文化因素。也就是说“闹花灯”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对“闹”的词义有规约作用，此时
12、的“闹”为褒义词，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文化的内涵。 “同义”与“类属”这两类语义场分别显示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1.同义义场，如：“兄弟姐妹、锅碗瓢盆”等。 处于同义义场中的词的文化因素与词义相同。如，“兄、弟、姐、妹”均指同父母所生的同胞，常用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汉语中有“兄弟党、兄弟国家、姐妹城市”等说法；“锅、碗、瓢、盆”均为炊具，四个词聚合在一起亦指代与“饮食”相关的日常生活事物，如：“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交响曲”等。由此，这一类由词组成的熟语的语义即文化因素，所显示的是表层文化。2.类属义场，如“松竹梅兰、长短高低、天地君亲师”等。 这一类词语的词义与其所蕴含
13、的文化因素之间存在指代关系，所体现的是深层文化。比如：“松”坚韧不屈；“竹”清高自怜；“梅”高洁傲岸；“兰”优雅高贵；以“松竹梅兰”指代情趣高雅、志向相同的人，引申一步，亦可认为这类词的象征意义凝聚了中华民族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长、短、高、低”指不同的长度与高度，聚合在一起也指代人的长处与短处各有不同，也表示人所遇到的坎坷与不幸。而对于“天地君亲师”所指代的“君权神授”，以及“祭祖、祭圣贤”的传统观念及风俗习惯等，则需要更为深入细致地考察词义的字面意义与其内涵深处之文化因素的关联，才有可能帮助习得者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综上所述，不同语义场显示不同文化层级，对比之聚合关系中的词义的区别特征能够
14、使文化因素得以突显，而对“同义”与“类属”这两类语义场中词义与文化因素的关系的分析则提示我们：同义关系中的词义即文化因素, 所显示的是表层文化；类属关系中的词义的字面意义与其内涵深处的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由联想关系而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联。之所以认为其关联“错综复杂”，是因为“这类义场所举事物往往不易穷尽”第二语言学习者对于词语的理解障碍也常常由此而产生。四 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在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者的心理联想中，最先被唤起的一般是其母语中的相关词语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这是因为 “我们所有的思维和认识总是由于我们对世界的语言解释而早已带有偏见。任何语言都为说这种语言的人的精神设置了某种界
15、限，只要它指出了某一个方向，就排除其它的方向。因而探究所有的语言可使人看到，一种语言所允许的最宽范围究竟有多大，人在这个方面的精神界限能以哪种方式已被历史性地决定了下来。”由这样的一种“偏见”而形成的思维定势，通常会成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偏误产生的肇始之因。 为排除理解障碍，防止偏误产生，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来自不同文化模式、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心理联想中的词义与文化因素。比如：触景生情、借物寓意，是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来自不同文化模式的学习者会对相同的自然现象、飞禽走兽及颜色词语产生不同的联想。这样的联想有时会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于“狗”这个词，以不同文化模式为背景的人的联想意义会有不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通常会将“狗”视为忠实的朋友甚至家庭成员，思乡的时候常常也会想到家中狗。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的贬义则多一些，汉语中有“走狗”、“落水狗”之类的词语。若在对有英美文化背景的学习者讲解这个词时不厘清其文化内涵的差异，学生就可能说出“老师跑得像狗一样快。”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病句。又如，蝙蝠在中国文化中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物，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