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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摘 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化运作，是对现代生产方式向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领域强力渗透的一种回应，这种渗透与回应主要是以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形式来现实的。通过政府的桥梁作用，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向传统社会的延伸；而传统社会也在政府的桥梁作用下，完成了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化交织地蕴含了现代生产方式与地方性文化逻辑双重力量，在构成其鲜明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凸显了民族
2、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方向。关键词：乡村文化产业化；路径选择；制度安排; 民族地区；云贵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化运作，是对现代生产方式向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领域强力渗透的一种回应。历史地看，这种渗透与回应主要是以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形式来现实的。再进一步说，也就是以新的制度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尽管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国权不下县”注：在秦晖看来，“国权不下县”完整的概括应该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参见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M/(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XX:2。的说法，但如果承认维
3、持县下社会制度运转的乡绅的地位的取得，是需要国家制度的认可这一点的话，那么，“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1就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国家有关经济制度安排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最终依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由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2，在和外界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国家等社会机构以及经济制度的安排作为中介，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地区的人们很难迅速找到对接市场经济制度的途径。这就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并由此而呈现出鲜明的历
4、史性和民族性特征。云贵川的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其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和特征进行概括和分析，可以成为理解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较为理想的切入点，对民族地区当前蓬勃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一、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路径选择云贵川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类型中，乡村文化应该是其中最具原生态的。随着国家对市场经济制度理解的不断变化，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进程展现出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鲜明特征。就其路径选择来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
5、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主要是在旅游业发展的引导下开始起步的。以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化起步较早的西双版纳地区曼春满村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曼春满村由于其浓郁的傣族风情、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而不断地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开始由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贵宾参观景点变成了大众化的旅游景点。随着游客的增加，村民开始自发地开展了一些乡村文化旅游活动。村民利用农闲时间参加旅游经营，通过在门前设置烧烤摊位，在庭院中摘芒果卖，在竹楼上销售自制的工艺品等方式,向游客提供简单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但是，总体而言，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的规模不大，远没有突破传统的农耕经济结构，旅游经营收入只作为村民的副
6、业所得，家庭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入仍以种植橡胶、水果、水稻等传统农业为主。第二阶段是蓬勃发展阶段，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5个年头。这一阶段，云南、四川和贵州都先后作出了把旅游业列为全省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重大战略决策，进一步确立了旅游业在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而加大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力度。以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初，郎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第一座露天苗族风情博物馆后，在有着“中国苗族文化中心”之称的雷山县当作对外界展示苗族文化的窗口，逐渐纳入到贵州东线旅游的重要旅游景点进行开发。1987年，在
7、贵州省文物局的帮助下，郎德人投工投劳，重新整饬了村寨的道路和鼓场，并大胆破除中秋节前不能敲铜鼓、吹芦笙的古俗，在贵州率先开展了乡村旅游。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旅游业勃兴，郎德作为旅游景点的知名度逐渐提高，其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于周边村寨，旅游收入中的比例逐年增长，村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也迅速升温。在此期间，在县旅游局的动员下，郎德上寨村民开始筹集资金，修建寨门，铺路，种植花木，改建厕所、卫生间以及牲口圈等，使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基础得到明显改善。村里以延续于上世纪人民公社化时期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工分制”为基础，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旅游经营的队伍，开设了工艺品商店，出售茶、
8、银饰、绣片等土特产和工艺品。开发乡村旅游前，郎德基本上依靠传统农业为生，随着乡村旅游产业的深入发展，部分村民已经开始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把田地租给他人耕种，专业在家中接待游客，从事乡村旅游经营。到XX年，郎德旅游集体收入37万元，其中，万元分配到参与农户。据郎德旅游接待小组估算，XX年郎德全年总的旅游收入已逾150万元。4在此期间，郎德上寨先后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整个村寨的总体经济状况而言，传统农业仍然是大多数村民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尽管郎德上寨的旅游产业、餐饮产业、演艺产业、传统手工艺品产业等相关产业集群的雏形已经
9、基本呈现出来了，但整个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仍处于一种转型的过程中。第三阶段是加快发展阶段，即21世纪第5个年头至今的这段时间。这一阶段，云南省委、省政府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来抓，于XX年出台了云南省XXXX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奋斗目标。截至XX年，全省形成了一批文化产业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和著名品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云南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成为云南省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涌现了鹤庆县新华村银饰、剑川县狮河村木雕、腾冲县和顺乡乡村旅游、石林县月湖村刺绣等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乡村文化产业品牌。贵州省于XX年
10、启动了大型原生态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巡演推荐活动，启动了第一届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着力打造重点旅游项目。西江千户苗寨、黎平肇兴侗寨、梵净山苗王城、安顺屯堡等乡村旅游景点，逐渐成长为深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的文化产品。据初步统计，四川旅游尽管受到了特大地震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XX年全省仍然实现乡村旅游收入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相当于为全省5100万农村人口人均增收960元。5从云贵川三省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实践来看，其产业化进程的每一次跃进，都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建构上完成的阶段性地探索的结果。第一阶段正处在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建立的阶段，这期间，一方面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一度对经济制度安排向何处发
11、展存在不同认识，并因此而影响了经济制度安排的决心和推行力度。表现在乡村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就是对于能否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生产经营疑虑重重。这一期间，很多时候，人们即使要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化，也要在发展乡村文化事业的旗帜下进行。因此，从曼春满村的实际情况下来，其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行政接待需要的产物。与此同时，此阶段大多数的民族地区广泛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家庭经营形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小生产关系的理论” 6，村民开始发现在大包大干的集体经营之外，小生产经营也可以对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国家化与市场化
12、双重制度性存在，无疑在客观上型塑了第一阶段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到了第二阶段，国家制度已经在宏观层面上基本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少数民族地区亦随着国家化权力的扩展，被裹挟着深刻地卷入了这场新的制度结构的运动。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已是维系其地位合法化的要求。这一阶段，已经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多场运动，且长期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消费匮乏，面对市场经济制度，大多数民族地区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表现是乡村文化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即为大多数的村民开始自觉地按照市场活动的规律，有意识地对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进程包装、挖
13、掘和开发。尽管或许会对经济发展的未来心存迷茫，但由于看到了现实条件下国家行政机构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在前一阶段中也看到了从市场经济获取切实的经济利益的可能，村民这种自发参与的热情日趋高涨。在第三阶段，通过各级国家行政机构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需要遵循的基本逻辑。在齐美尔看来，一旦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具有某种价值共同标准的文化形式，就会在社会活动中产生出某种历史导向性功能，使得社会不得不延续文化形式的逻辑前进。7当呈现出泛化发展态势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结构化为边缘共同体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时，边缘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就不得不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进行。于是，在这一期间，民
14、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呈现出丰富而生动的局面。二、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包括云南在内的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在很大程度上都首先是被占据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政府行为所推动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规划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按其社会目标的内在要求，提出经济发展目标，并以政治强制力的奖惩手段，引导各经济参与者为国家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寻求宏观经济的稳定。”8作为经济社会生活良序发展的组织者、协调者的政府，充分地调动民族地区的内外部因素，在直接参与某些乡村文化资源的规划、生产和经营的同时，也通过制定社会经济运行的秩序规则、为社会具体的经济活动提供制度性的服务等方式，间接地引导和推
15、动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进程。随着社会交往的持续扩大和现代生产方式的持续影响，许多乡村开始按照现代生产方式进行乡村文化的开发。在乡村内部，在国家行政机构强力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看到了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以及将这些文化权利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机会，一些掌握着特定的传统文化生产技艺的村民，依托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形成的依靠乡村内部向乡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相对完善的乡村文化自我服务体系，以这些既存的体系为平台，制造旨在符合现代市场文化消费需求的新兴服务项目，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以贵州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为例。平坝县天龙屯堡
16、对特有的以天龙村为核心景区的“屯堡文化”资源，按村民房屋庭院所处的位置、观光价值，在村民自愿原则下，折算成资源股纳入统筹管理，按章分红。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开发经营手工艺品、参加“地戏”表演与导游解说等活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村民收入。截至XX年，已有超过80%的村民成为股东并参与乡村旅游业，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的“天龙模式”。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引进客商落户金山村，成立起农业科技开发公司，以每亩800元年租金向农户租赁连片低产旱地和荒坡，首期工程已建成近千亩生态农业观光园、3000平方米竹木结构的亭台楼阁，推出集观光、休闲、娱乐、食宿为一体的旅游项目，引来游人如织，形成了以出租反包制为主的“金山模式”。 遵义市红花岗区董公寺镇，在总结过去开展“农家乐”经营中各自为政、低档次恶性竞争的弊端后，引导各村先后成立起旅游协会开展自律和新一轮发展工作，同时采取“支部+协会”办法，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帮助解决协会活动场所、启动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