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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我国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研究一、引言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创新的战略选择。省级政府主导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信息化以省级政府为主统筹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要求“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2、”。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指南中提到“各省应统筹管理并指导所辖地市区县与学校的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XX年10月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对河北、山西等12个省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并于XX年发布了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各省也积极开展教育信息化相关评估工作，其中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20多个省市积极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个性化指标体系以及教育信息化工作评估方案。XX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也将“强化统筹推进，加强工作督导”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区域发展差异研究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的研究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以区域为视角，提出了以教育信息化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
3、的若干观点与建议。周洪宇指出信息化促进偏远地区薄弱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可行性与现实性。何克抗认为教育信息化能够提升薄弱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综合素质。李姗泽等从条件保障机制、共建共享机制、工作评价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余胜泉认为信息化是促进教育普遍均衡发展和动态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高铁刚指出信息技术构建的教育形态，可以更加有效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黄荣怀等提出了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真实困境和解决策略。开展省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评估，既是贯彻落实十年规划的明确要求，也是切实推进各地基础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中部5省经济水平相当，基
4、础教育规模接近，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弱、底子薄、需求大，且省域间和省域内差异较大。为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发挥中部优势，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则需要全面发挥基础教育信息化在中部崛起中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国家层面也正在大力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并将湖北和安徽两省作为教育部批复的首批“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随着十年规划的印发，各省纷纷制定并发布本省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其中湖北省的发展目标是“使湖北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安徽省是实现“整体水平位于中部地区前列”，湖南省是“基本建成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5、河南省则是“形成与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对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对比与评估，旨在深入了解我国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掌握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构建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的评估模型，在实践方面有助于挖掘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典型案例，最终为全面提升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从而逐步缩小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鸿沟。二、研究过程指标体系及调研问卷研制说明从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和试点省份的建设方案可以看出，“重建设、轻应用，重硬件、轻软件”“信息资源、管理数据共享程度低”“
6、优质资源覆盖面不广”“应用系统整合困难”“信息化工作体制机制、组织机构不健全”“专门人才缺乏”“师生信息技术能力不足”“资金投入不足”等成为中部5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促进中部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缩小省内、省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距，针对这些共性问题制定指标体系内容及相关调研问卷。为合理测度中部5省14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本文遵循代表性、简便性、可比性和准确性原则，确立了数字资源、信息化教学应用、基础设施、管理信息化、机制保障五大维度作为评价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总体框架，并编制中小学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问卷，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选择情况本次问卷调研样本选择的具体特征如下：
7、调研地市的选取强调所选地市能够代表本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平均发展水平；调研地市包含各省的省会或省域副中心城市和一般地市；调研样本需覆盖所在地市60%以上的城市、县镇、农村中小学。基于以上特征，每省各抽取23个地市参与本次调研。本轮调研采用信息化“无纸”调研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8947份。参与联盟调研的中部5省14市中小学数量、覆盖学生和教师人数、下辖区县数量、地市级别情况如表2所示。三、研究设计权重计算依据调研数据及统计理论，采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然后利用CRITIC法计算出客观权重，最后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在可能的向量集中找到最满意的权重向量
8、。而寻找最满意的权重向量可转化对线性组合权重系数进行优化，优化的目标是使该综合权重与各主、客观权重的偏差极小化，尽可能保留更多主、客观权重的信息。根据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归一化系数与主、客观权重进行线性组合，得到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五大维度指标体系的最终权重，如表3所示。通过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得到的指标权重介于层次分析法和CRTTIC法之间，是主客观权重的优化组合。组合赋权法通过一系列运算过程规定了主客观权重分别在综合评价中的比重，协调和均衡了主客观法对赋权结果的作用和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单一权重的片面性。在保持客观信度的同时能够反映主观意愿，使得综
9、合评价更科学合理，具有更好的解释性和说明性。综合指数计算综合发展指数能够综合、概括地反映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与趋势，将繁杂的指标体系通过合理的数学手段整合为能够代表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其表达直观简洁，不仅便于区域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横向对比，及时了解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情况；而且也便于对同一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周期性地追踪观测，通过追踪观测获得该地区周期性历史数据，动态掌握该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及变化趋势。由数字资源发展指数、信息化教学应用发展指数、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管理信息化发展指数和机制保障发展指数经过加权计算得14市各自基础教育信息化综
10、合发展情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其中和Yn和Y分别表示某省i地区某项指标数值与该指标的全省平均值，N为样本量。本研究以市域、省域为划分层次，分别对基础教育信息化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及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差异系数分析，得到5省14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情况。四、数据分析地区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分析1.中部5省14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对比本文对各发展指数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从地市层面来看，5省14市之间基础教育信息化整体差异不大，省会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均高于一般城市。各地市中发展最好的是长沙市，其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为，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在所有调研地市中均
11、处领先地位，但五大维度指数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大，呈现跳跃式分布。其中信息化管理指数，远高于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发展最弱的是周口市，该市五大维度发展指数在14市中均位于末位，其综合指数约为长沙市的1/2。从省域层面来看，中部5省发展指数从低至高依次是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和湖北。河南、江西和湖南三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大，河南省洛阳市综合指数约为周口市的倍。江西省3市之间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呈现递进式分布。虽然湖南省长沙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在14市中达到领先水平，但是邵阳和湘潭两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差，邵阳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指数仅略高于周口市，因此导致湖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综
12、合指数在中部5省中仅处于中游位置。安徽和湖北两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合肥、六安和阜阳三市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差异不大。襄阳、十堰和孝感三市综合指数均大于50。2.中部5省14市数字资源指数差异较大，长沙、合肥、襄阳远高于其他地市中部5省14市的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长沙市数字资源发展指数最高，周口市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弱，仅为长沙的1/3。数字资源指数高于平均值的地市包括湖南省l市、安徽省3市、湖北省2市和江西省1市等7市，表明安徽省数字资源整体发展最好，省域内差异性最小，湖北次之。湖南省省域内的数字资源建设较不均衡。河南省数字资源发展相对较差，周口和洛阳两市的数字资源指数均远低于14市平均值
13、。14市中长沙、合肥、襄阳的数字资源指数均大于60，远高于其他地市。通过分析原始数据发现，3市的数字资源维度中有两项调研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地市。拥有校本数字资源库的学校比例排名前三的地市为长沙、合肥和襄阳三市，其余各地市均小于30%，其中周口市仅为6%。表明中部5省需要进一步加大校本资源库的推进力度，全面提升优质资源的建设水平。在拥有语数英三科完整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长沙和合肥两市远高于其他地市，14市拥有语数英三科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仅为38%。邵阳市拥有语数英三科完整配套数字教材的学校比例仅为13%，在14市中处于末尾。表明中部5省需要加大数字资源资金投入力度，实现优质数字资
14、源与学科的全面配套。3.中部5省14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差异不大，江西、河南两省各市相对落后中部5省14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整体差异不大，长沙市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最高，周口市最低，首末位市之间的倍差为。14市中信息化教学应用指数高于平均值的地市包括湖南省2市、安徽省3市、湖北省3市。湖南邵阳、河南和江西两省的各调研地市均小于14市平均值：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市本身的数字资源建设水平不高，导致信息化教学应用水平较低；另一方面由于湖北和安徽两省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两省比其他各省在省级层面更加注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全面推广普及，各级层面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意识相对较强。中部5省14市开通网络学习空
15、间的教师比例为64%，其中长沙市达91%，除周口市外，其余各地市均大于50%。教育部XX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使50%教师拥有实名网络学习空间”，中部5省13市已达到这一目标。河南省周口和洛阳80%以上教师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的学校比例位于14市中后两位。所有地市中该指标高于平均值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湖北2市、安徽3市。表明中部5省14市需要进一步加大中部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力度，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有三门以上的学科经常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的学校比例这一指标中，14市高于平均值的地市包括河南洛阳、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安徽合肥、湖北襄阳、孝感和十堰，除湖北
16、省外，其余4省均只有省会或副省域中心城市超过了14市的平均值，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在辅助学科教学方面普及范围较广，使用率较高。5省14市在考试环节中运用信息技术的学校比例仅为10%，虽然信息化正在教学应用中逐渐普及，但是在日常考试环节中信息化的应用频率仍然较低，在考试环节中引入信息化手段，既是未来信息化教学应用的发展趋势，也是目前及未来评估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程度最具区分度的指标之一。4.中部5省14市基础设施指数呈现递进式分布，安徽省发展相对较好除长沙市外，中部5省基础设施差异不大，基本呈递进式分布。其中长沙市基础设施指数最高，周口市最低，首末位市间的基础设施指数倍差达到。5省14市中基础设施指数超过平均值的地市包括湖南1市、江西1市、安徽3市、湖北2市。河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而湖南和江西两省的省域内各市基础设施差异相对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