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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关于 社会 秩序发生学探索的 研究 成果为“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一 问题 提供过两种答案：自发演化生成；(b)理性创设生成。而这两种答案在 经济 学中，则分别是沿着两条不同的 理论 进路展开的：一是斯密门格尔哈耶克的演化生成论传统；二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1前一传统的 发展 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以及肖特、培顿杨
2、和宾默尔的“博弈论制度演化理论”那里被逐渐系统化。而后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则存在两个分支：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赫维茨(LeonidHurwicz)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保罗A萨巴蒂尔的“政策过程理论”、以及戴维L韦默的“制度设计理论”那里被系统化。该传统的新近发展在布坎南和塔洛克的以“同意的 计算 ”为核心的宪政理论，以及舒贝克这样的博弈论经济学家的“数理制度设计理论”中得以传承。关于制度设计生成的另外一个发展路径，是在以马克思为先驱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那里，他们甚至试图通过“计划和行政控制措施”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持续发展。但这一流派关于制度设计生成的主张， 目前 由于后
3、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曾经一度以比较制度 分析 的形式作为主要的研究 方法 ，但目前其观点正在变得扑朔迷离，而该理论阵营也在日益分化。本章第一节关于制度本质的讨论，已经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制度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产物，而非 自然 产物，它只能表现为自然环境作用的社会结果；它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制度是人类社会秩序状态的描述和结构性存在，它区别于自然世界中“物的秩序”，而更直接的体现为“一种关于人的社会秩序”。关于制度发生学的两种理论解释在研究的起点上都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试图通过制度发生学的探索，为制度的产生提供理论说明，但观点上的分歧让二者在长久的论战中从分歧走
4、向了对立，甚至彼此的置疑和批判阻止了他们吸收对方的意见和思想，却更加强了他们在相反方向上做出努力和探索的可能性。 科学 研究上的这种现象从认知论角度看具有明显得“自我复制和内卷”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明确的感觉到“制度在发生学上既带有演化的特征，又带有理性参与的特征”，但却无法在“自发生成论”和“理性创设论”之间找到沟通桥梁的原因。总体而言，不论是“自发生成论”，还是“理性创设论”的制度发生学解释，都必须提供一种制度发生的动力学理由。由于理性创设论的制度生成观本身，需要以完备信息和完备理性作为前提，它将制度视为发明创造一样的纯粹理性产物，因此，它将是我在本文中所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5、。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但正如我即将指出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和主体相关性存在的“有意识演化”过程。我将在下一章节中对此做详细介绍。本节中我只打算通过对自发生成论的理论进路的回顾，来说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在“自发生成论”那里，制度产生的动力来自于人类行为中对冲突和竞争行为的协调，但自发演化中的协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2者那里，并不是一个在群体层次上“有意识行为”的结果。相反，它们表现为单个的社会主体对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即使不完全等同于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供的“基因遗传与变
6、异”的解释，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在制度演化中的个人行为，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作一种“机械的、功能性的、无意识的适应调整”。显然这种自发生成论的解释似乎排除了人类有意识参与制度变迁过程的可能性，同时他们无疑也忽视了意识参与制度演化的现实性。彼得狄肯斯在他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一书中郑重的指责了达尔文进化思想在社会理论中的滥用和误解。达尔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众所周知，达尔文认为生物学 规律 影响 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有机体在资源有限这一情形下的数量增长都将导致生存竞争。某些生理和心理特征使个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这些特征被自然“选择”出来
7、，通过基因在生物代际之间遗传下去，将在适当的时间导致新物种出现，而使另外一些物种消亡。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陷入的困境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本身也是一种有机体。如同其他自然有机体一样，可以认为它也经历着发展变化。因此，如同其他生物的进化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似乎有一种超机体的力量，就如同这一力量适用于自然一样。3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于，他们强化了一种“自然社会”的二元论，即将自然放在一边，而将社会放在另一边。这种二元论导致人们在理解社会秩序时无法将社会过程、社会关系与人通过生物遗传获得的能力联系起来。应当指出，我在本文中所试图做的努力，与其他学者在改变这种“自然
8、社会二元论”的努力，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例如，韦尔斯就认为，人类是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试图通过引入“知识海绵”的概念，将人类社会的秩序视为“被设计用以理解彼此、理解自然，通过行为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产生互动的机制。而社会中的人，能够自我进化，有意识的发展出新概念、新理解以及新型的互动。人是自然物，是一种创造文化的自然物。”4如同我在本文的结论中将要揭示的那样，所有试图融合“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努力，都逐渐明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潜能的实现和进化都明显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影响。正如郝金斯指出的那样，关于社会的进化思想，其实早在达尔文进化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例如，拉马克的“有机体获得的特征可以被其
9、后代继承”的观念，还有加法洛伊认为“所有动物都存在一个基本的形态学”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中并没有回避人类进化的问题，但是他执着的坚持了“自然选择”的唯一解释，而排除了从其他因素来理解进化，或是将人类的进化与其他生物的进化加以区分的可能性。但是达尔文进化思想在解释人类社会时必须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如同华莱士在“独立证明5”的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解释人的进化问题时，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资源稀缺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如果试图脱离社会权力和 政治 权利等问题来讨论资源限制却是存在误导性的。6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比较明确的阐述了被人们熟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说“你问我是
10、否会讨论人。我想我应该避开这整个主题，它为太多的偏见所包围；虽然我完全承认这个主题是博物学家最高的、最有趣的问题。”7其实对于达尔文，事实上也是对于任何想要从进化的观点理解人类的学者而言，核心的、困难的任务就在于解释人类迥异其他物种的、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来说，人的抽象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性、道德性、爱与意志、甚至包括在精神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对宗教和意义的追求，这些如何得到解释呢？如果这些能力不是来自上帝的，那么它来自何处呢？但是达尔文坚持“自然选择适用于人类”的解释，而否认在自然选择之外的任何其他理由。但事实上，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在解释人的进化和社会问题时力量十分有限。这个疑问，
11、如果不求助于华莱士“独立证明”的思想，似乎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源头。这也是我主张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脑进化和认知理论的主要原因。社会进化理论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之外，关于社会进化的研究在生物科学之外同样有许多的思想成果。在我们试图阐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本体论第二问题”时，对他们给予关注是必要的。或许有人指责我已经有些离开经济学了，但是就让我们暂时忘记那种“从天而降的理性”来看看思想的先驱们是如何讨论这一问题的吧。 哲学 家黑格尔将社会秩序形成的 历史 过程看作是，人民不断增进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理解的过程。他认为，社会变迁起因于人民不仅自觉认识到社会的主导理念或者精神，而且还通过行动成为这一精神或
12、理念的一部分。一旦人民完成了这样的融合，他们就成了发育充分的人，历史也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他们成了分不开的种群，在其中他们被看作“人对神圣的、绝对的精神过程的最高形式的表达，对进步的表达，人籍此发现自己的本性并充分意识到这种本性。”8显然，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必然是一个确定的序列和进步的过程，他还强烈的意味着有一个顶点，而整个世界的历史一直瞄准这个理想而运动。 此外，在早期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思想中，也含有进步、方向这类的概念。孔德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由一个“三阶段规律”组成。三个进化阶段的过程，如同黑格尔德看法类似，都由帮助人类理解周围环境的主导观念来界定。其中，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主要
13、以超自然的观念和宗教观念所主宰，其制度认知论的形式表现为“教皇统治下的政教合一”，以及此后的政教分离下君主制的“君权神授”。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大约从1300年到1800年，对事物以及社会现象大都通过抽象的“力”来加以解释。该阶段的制度认知论形式处于启蒙状态，此前神学阶段的制度危机已经出现，但新的制度力量尚未形成。第三个阶段是“科学阶段”，大约从1800年至今。在这一阶段里，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释被抛弃，而基于科学实验观察的科学定律，开始成为理解世界和社会的主导方式。显然，在孔德试图构建的社会学体系的图景中，也明显存在方向、进步甚至智力进化的注定结果之类的思想。如同黑格尔和孔德一样，斯宾
14、塞也试图致力于寻找关于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但他的研究特征在于，试图模仿物 理学 和自然科学。他甚至认为物理世界和自然世界的规律可以直接 应用 于解释人类社会的事物。但斯宾塞的理论9中似乎并不存在一个以一贯之的进化思路，相反，他们几种进化理论之间漂移不定。他的第一个进化理论是“力的持续原理”，这一进化思想来自他对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借鉴。斯宾塞认为，整个世界处在流动不定的状态中。这种突变不居的状态源自“均匀物质的不稳定性”。持续的力作用于均匀物质就会导致复杂结构的出现，各个部分分化出来的同时，也彼此更紧密的结合。而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应用这一原理，他对有机体自然界的解释引出了
15、他的关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结论。斯宾塞的第二个进化理论是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版本”。他在种群的概念下，讨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种族竞争和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融入了基因遗传的思想，也融入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根据斯宾塞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进步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尽可能保持人类的健康和多产”。需要指出的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核心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从无结构的同质体转变为结构化了的异质体”。他认为，无论是对于物质、自然界进化和人类社会而言“同质性都是无条理的，不稳定的”。不论是在社会还是自然界，一个同质结构所具备的功能无法保持良好的适应，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同质体的结构会趋向分化，而彼此分化
16、出来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彼此更加依赖而且紧密联系。此外，斯宾塞的第三个社会进化理论是“社会有机结构理论”。他认为社会如同有机体一样，开始处于简单结构状态，然后不断分化成为具有不同阶层的复杂结构状态。斯宾塞的理想社会图景可以简单描述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充分实现自己潜能的自由，前提是他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个人、家庭、种族会由于不适应而被长期进化所淘汰的过程，在特定阶段后将会为人类带来幸福。在斯宾塞看来，人类的一个显著能力就是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过程，他认为自我实现最好是在个体的基础上进行。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生存竞争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如果有人在路边倒下了，这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人要和自然做斗争，需要忍受很大的艰辛，而这一过程必然是个充满竞争和冲突协调以及淘汰的过程。另外两位关于社会进化思想的重要思想家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理论代表着一种对人类社会秩序的进化状态较为乐观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