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2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国学”与“软实力”，是两个在最近十年中备受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概念。国学研究今已成热潮，软实力研究也逐渐升温。而在这两种研究之间，也由最初的分别开展，演进至寻找结合点，形成了“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XX年新年伊始，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天地之中嵩山国学与软实力建设论坛”，就吸引了许多学者出席，讨论十分热烈。由此可见，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大概将是今后国学研究与软实力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无论对国学研究来
2、说，还是对软实力研究来说，这一探讨工作无疑都是值得重视的。若要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需要首先予以注意，加以认真思考。概括起来，这些问题可通过对四个关键词的探讨来展开：一是如何看待“国学”？二是如何看待“软实力”？三是如何看待“传统”？四是如何看待“中国”？在这里，笔者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思考与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一、如何看待“国学”在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对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进行探讨时，首先必须对“国学”这个概念有明确的理解与把握。“国学”这个概念，在今天尽管关注度与使用度都很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解
3、释，仁智各见，歧义很大，当然对理解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看待“国学”，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在时下对“国学”概念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中，可以归纳出两种倾向性的理解：一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国学”，把这一概念转换为“经学”；另一是从广义上来理解“国学”，把这一概念转换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两者相比，主张后一种理解者似乎更多一些。而要说明国学与软实力的关系，显然只有立足于从广义上来理解“国学”概念，才能使这一联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同时，把“国学”概念转换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来加以理解，则比较易于说明与把握。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比之“国学”
4、，含义要更为明确。由此看来，“国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尽管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毕竟直接相关涉，而为了便于说明和把握“国学”概念，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予以转换。“国学”概念转化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后，其含义就具体化、明晰化了，实际上表现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是指国学的本义，即历史上所存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是进入20世纪后人们学习与研究的对象，如1904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学保存论，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这里的“国学”一词都是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指的是作为保存和讲习对象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是指对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所开展的学习、
5、研究乃至兴趣、爱好，即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如今天若干大学中建立的“国学院”、“国学班”，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上开辟的“国学版”，以及人们常说的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这里的“国学”一词都是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或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或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兴趣与爱好。“国学”一词的这两层含义，当然是不相同的，但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联系的关节点就在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第一层含义的国学，尽管人们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看法，但从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学”概念的厘定可以看出，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与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的西方
6、近现代学术文化是不相同的，也与自此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国学”最初是作为与“西学”、“新学”相对待、相区别的概念而提出的。如马瀛的国学概论就将“国学”与相近的“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概念，从提出背景与内涵差异上进行比较，进而对“国学”概念的确立进行了说明，指出：“道、咸之间，欧风东渐，于是凡由西方迻译而来之学术，概称之曰西学；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不可无对待之名辞以称之，中学之名，于是应运而生焉。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
7、，于是章太炎特改称之曰国故；国故论衡一书，即首以国故称中国固有之学术者也。国故者，盖为中国掌故之简言。掌故二字，始见于史记，本谓一国之文献，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国故乃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于是称此研究对象之科学者，有古学、中学、国故学、国学等歧异之名辞。然古学本因新学之名而生，含义混淆，本不适用。中学之名，以西人称我国之学术斯可；若我国人亦自称其固有学术曰中学，实嫌赘废，且与学校之称易混，亦未得当。此四名辞之中，自以国故学、国学二名为宜，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径称之曰国学为较宜。”(注：马瀛：国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XX年版，第2
8、-3页。)由此可见，“国学”一词首先指的是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大规模传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是从第一层含义的国学加以转化而来，指对第一层含义的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这一点，马瀛的国学概论在对“国学”进行说明时实已指出。他认为，“国学”与“国故”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国故”一词只能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国学”一词则既能指所研究之对象，又可指所研究对象之科学。书中引了曹聚仁对“国学”一词的界定，说明国学的这一层含义：“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转引
9、自马瀛国学概论，第4页。)。该书的书名为国学概论，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的，即不是概述与评价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传统学术文化，而是说明现在如何开展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所以全书正文两编，第一编题为研究方法，第二编题为研究工具，都是讲有关国学的学习与研究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一层含义的国学更为重要。只有经过第二层含义的国学，第一层含义的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才能阐发出来，才能成为活东西而不是死东西。因此，今天的人们更主要是在第二层含义上来使用“国学”概念。这两层含义的国学，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是属于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东西；对于今
10、天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外在于自己的。第二层含义的国学，是指对第一层含义的国学所开展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不仅包括了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东西，而且到今天乃至在将来都还在展开着、延续着；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但从国学的这两层含义来看，无论是本身就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第一层含义的国学，还是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习、研究乃至兴趣、爱好的第二层含义的国学，它们都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着直接的关涉。这种对“国学”的理解，就为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前提性问题作出了回答。二、如何看待“软实力”在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对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进行探讨时，不仅有一个对
11、“国学”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对“软实力”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这是因为，“软实力”作为一个引入的外来概念，中国人在接受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往往赋予了自己的新理解和新内容。这些新理解和新内容，一方面拓展了“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模糊了“软实力”概念的本义。因此如何看待“软实力”，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又一个前提性问题。“软实力”作为一个明确的有影响的概念，是1990年由时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的约瑟夫奈提出的。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他说：“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注：美约瑟夫奈
12、：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107-108页。)显然，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又不仅仅表现为政治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念上的认同、统一与集中，而且是通过国家文化的吸引力，通过全球性的网络联系与信息交流等国际机制，将其有效地发挥出来。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诸形式可以表达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可以作为精神内核包裹于文化的外壳之中”；“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常常以文化的形式出现”(注： (注：韩勃、江庆勇：软实力：中国视角，人民出版社XX年版，第60页。)。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文化之中使得意识形态不会显得那样直白和尖锐，
13、使意识形态的灌输、渗透更少受到阻碍、排斥，也使意识形态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空前的扩展”。因此，“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对意识形态的机制与作用的看法，成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行文化霸权扩张的一种新方式。可以说，“软实力”概念从提出时开始，实际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碰撞、冲突的产物，是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与获取。“软实力”概念尽管在近二十年才提出，但软实力问题实际上早已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注意。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地提出了“领导权”概念。他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注：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
14、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XX年版，第38页。)这种“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是与作为政治权力的“统治”不相同的另一种权力。不论对取得政权来说，还是对维系政权来说，这种领导权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可以看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与今天的“软实力”概念相类似，都强调的是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与获取。当然，葛兰西与约瑟夫奈是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来看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诉求与获取的。中国学者对于软实力的重视，主要不是受到葛兰西的启示，而是来自约瑟夫
15、奈的影响。但中国学者在接受“软实力”概念的过程中，又往往赋予了自己的新理解和新内容。对于软实力的理解与重视，中国学者似乎更重视从文化入手，以精神层面的文化来阐释软实力的内涵。如有的研究者主张“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的文化”(注：(注：赵刚、肖欢：国家软实力超越经济和军事的第三种力量，新世界出版社XX年版，第30页。)。但由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广泛、争议性也很大的概念，以文化来阐释软实力，以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建设，反而模糊甚至遮蔽了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的重要性，并不能对软实力作出本质的深刻的把握，甚至会导致软实力建设不得要领。这种状况的出现，大概与中国学者总是从负面去理解意识形态相关，
16、因此总想远离意识形态问题或避开意识形态问题。殊不知，意识形态领导权实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天讲软实力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改变这种看法，强调软实力直接关涉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中共“十七大”上，明确地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XX年10月25日。)。这就十分明确地把提高软实力与加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反对以美国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