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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研究内容提要：在余华的创作经历中有两次突变，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由先锋写作到现实写作，第二次是在现实写作进程中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的转变，具体作品就是兄弟。兄弟以一种独特的聚散手法，叙述了李光头、宋刚兄弟一家的悲欢离舍，描写了众多人物的生死诀别，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四十年间两个不同时代大超大落的生活。作品通过批判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而批判社会的落后及其不合理性，彰显了作家对时代生活剖析和阐释的自觉，也张扬了余华小说的批判精神
2、。以批判的视角评价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将会有一种新感觉，那就是余华在作品的叙述中，渗透着一种他以前作品所未有的批判性，可以称之为批判叙事。这种批判叙事对于余华的创作具有突破性意义。回顾余华的创作历程，他已实现了两次突破，一是从先锋写作转变为现实写作，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完成。二是在现实写作的进程中，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转向，这在兄弟中获得了有力的证明。这里所说的苦难叙事，是就广义而言，包括有学者已经评论余华的“民间叙事”、“世俗叙事”，“命运叙事”和“苦难叙事”等。以苦难叙事统称它们，是为了与批判叙事相区别。其实，余华的苦难叙事里也有批判性，批判叙事里更有苦难性，区别在于其侧重点不同。余
3、华在他现实写作的道路上出现这种转变，是以主客观条件变化为前提的。客观上，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他在兄弟后记中所说，“文革”前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这个四十年间的天壤之别是西方人四百年才能经历到的。这种生活巨变，为余华的叙事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主观上，余华具备文学创作的“中年特征”。这种“中年特征”在余华的兄弟中又有了新发展，那就是在冷峻叙述中融入批判意识，由关注个人命运转变为关注全体民众之命运，由刻画个别的人性转变为揭示普遍的国民性，由通过个人的苦难来反映人物的命运转变到通过描写人物性格的裂变来反映现实生活以及揭露社会弊端。这种主观上的质的飞跃，就使得作者能够别辟角度剖析国民的劣
4、根性，批判世态败象和人间弊端，从而实现由苦难叙事向批判叙事的转变。一、聚散手法所谓聚散手法，就是运用类似于电影和戏剧舞台上使用灯光聚焦和扩散相结合的方法，先聚焦于(即集中描写)主要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再扩散镜头扫描周围其他人物相同或相似的做派和性情，从深刻性和普遍性两个向度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兄弟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将典型性与一般性结合起来，有效地展开批判叙事。作者首先将聚散手法运用于作品的主要人物李光头制造的一件奇特的“低级趣闻”：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李光头在厕所里像杂技演员似地窥视了女厕所里五位女性的光屁股。在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中，作品先将焦点对准李光头，摄取他在厕所窥阴时被人
5、抓住的狼狈相，再扩散于周围群众。这些群众包括：李光头窥阴的现场抓获者“赵诗人”赵成功，他当时如获至宝，急忙向五位女性讨好表功，又迫不及待地把李光头押向派出所，路途中刘镇另一名人“刘作家”，也抢入押送行列。被窥阴的五位女性，她们反应各异，其中一位的丈夫童铁匠，被妻子激怒后对李光头大打出手。沿街的群众，他们争相看热闹，嘿嘿、呵呵地笑个不止。派出所的五位民警，他们围着李光头审问，以获取美女林红的屁股秘闻。作者运用这种聚散手法，有收有放地导演了一台生动活泼的街景剧：李光头扮演着憨态可掬的滑稽主角，满街看客、相关人士对女性屁股及其窥阴者兴趣盎然、看劲十足，一个个馋相毕现、丑态百出。作品由李光头的厕所窥阴
6、联系到十四年前他父亲也是由于厕所窥阴而掉进粪坑被淹死的丑闻故事，有力增加了聚散性画面的历史纵深感。作品又进一步扩散摄取整个刘镇男群众嘴脸：一个个地如影随形、似蝇叮疮般地围绕着李光头打听林红的屁股摸样，想方设法地要用“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作品还说明了刘镇男群众大都有厕所窥阴经历，赵诗人、刘作家更是这方面的老手，尤其是刘作家竟然还发明了一种保安全的经验。这样一来就放大了现实横截面，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意义，纵横交错地凸显了厕所窥阴这一病态的泛滥。它居然发生在一个十四岁的儿童身上，还有他父亲窥阴致死的悲剧做历史铺垫，更有世人的各种丑态做现实烘托，揭示出人的本能、共性和通病。作品在暴露人性
7、之丑的同时，又有力痛斥了社会之弊端：精神文化匮乏，导致人们社会行为扭曲。这一聚散手法下的别致图画，有力批判了民众愚昧荒唐和社会弊端及病相。作品将这一手法贯穿于始终，并融入了夸张和幽默艺术，点面结合地推进批判叙事的发展。纵观全部作品，聚散手法的焦点主要是聚集在李光头身上，李光头形成的磁场周围，还环绕着大小不等的小磁场，他们就像小齿轮围绕着大齿轮旋转一样，彼此衔接，互相着力，周而复始地运动不止。譬如，在作品聚焦于李光头一手策划的“处美人大赛”这个影像圈里，周游又是一个小磁场中心。“处美人大赛”刚一拉开序幕，江湖骗子周游就像赶场似地来到刘镇，向那些全国各地前来参赛的美女们兜售他的“人造处女膜”。虽然
8、聚焦点是落在周游身上，透视他是如何推销行骗如何得手聚财，但扩散的镜头又映现出有那么多的美女急不可耐地抢购他的产品，周游所鼓吹的“处女膜经济时代”就活现在刘镇群众眼前。行骗者固然可鄙，而甘愿上当受骗者更为可贱，大小磁场所呈现的就是一幅百丑图。人物描写方面，作品在强光聚焦、浓墨重彩地书写李光头、宋刚兄弟跌宕人生的同时，也扩散性地描写了刘镇的那些“精英”、“群众”，如：刘作家、赵诗人，童张关余王等。对于他们的举手投足，作者极尽漫画之能事，穷其形态，刻其筋骨，将其滑稽、精明及受制于人的窘迫无奈表现得惟妙惟肖。这些代表性人物组成了一幅特色鲜明的世俗图，他们在刘镇的舞台上串演了一套生动别致的人生悲喜剧。这
9、是一群灰色人物，即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如同江河里的泥鳅，时而随波逐流，时而推波助澜，虽无涌波激浪之势，却有求生利己之能，也有欺小凌弱之为。刘作家最具典型性，其“与时俱进”的人生轨迹就是这类小人物的生活线路图。他们浓缩了一个县城小镇一刘镇的人情世故及其四十年来的沧桑巨变。作为陪衬性人物，他们既是李光头成长、发迹的见证人，也是李光头施善行恶的怂恿者、分担者和参与者。他们本质上并非坏人，但在金钱作祟、人欲横流的冲击下，也逐渐迷失了自我。社会潮流的惯性和推力，扭曲了他们的人性本真，使得他们既能行善积德，又能帮凶作恶，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作者通过这群不同类型人物的描写，揭示了国民普遍存在的
10、劣根性，揭露了现实世界缤纷万象之下的真实生动、光怪陆离的众生脸谱和社会痼疾。二、死亡叙事余华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死亡的描写，可以称之为死亡叙事。在他以前的作品里，最典型的死亡叙事作品是活着。小说中，福贵的大家人(还包括一个战友)都先他而死去， 可计数的就有8人之多。活着的死亡叙事仍属于苦难叙事范畴，其意蕴主要是表达福贵的悲苦命运及其承受的沉重打击和残酷考验，凸显福贵活着的精神价值和人性光彩，对其生存的极端环境的批判是潜在和隐性的。而兄弟中的死亡人数也有8人，它是通过死亡叙事来披露死亡的形成过程，直接批判造成死亡的社会环境，其批判指向是明确和显性的。可见，活着的死亡叙事是为了突出主人公活下来的坚毅，
11、兄弟的死亡叙事是突现死者的悲惨和社会的孽源，实现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的效果。兄弟死亡叙事的第一个对象刘山峰李兰的前夫、李光头的生父，就是由于厕所窥阴而送了命。刘山峰之死构成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必要前提。十四年后，他儿子又重新上演了相同的丑剧，所幸是没有送命。作品用回溯的方法告诉人们，刘镇社会十多年来停滞不前，刘镇群众一如既往地麻木不仁，对厕所窥阴之类新闻的兴趣有增无减，厕所窥阴竟成了刘镇社会一道奇特的风景。死亡叙事的第二个对象宋凡平，他惨死于“文革”初期众打手(红卫兵)的木棍之下，其死因仅仅是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对于宋凡平的惨死过程，作者也是采用了聚散手法，集中而充分地摄取了宋凡平两次惨不忍睹的
12、被打经过。第一次只因教儿子认识“地主宋凡平”这五个字而获不赦之罪，被一群中学生暴打。第二次是宋凡平为去上海接回治病的妻子而逃出那座关押他们这些“五类分子”的监狱般仓库而被追来的六个红卫兵围打致死的一大段聚焦式描写，血淋淋地再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岁月。无独有偶，作品中还有一处悲惨的死亡叙事，就是对孙伟一家暴死和罹难的描写。孙伟的父亲与宋凡平如出一辙，由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因被查出资本家的身份而成为被严惩重罚的对象，株连儿子孙伟被几个强壮的红袖章用剪刀和推子绞断颈部的动脉，一个鲜活的生命眼睁睁地被绞杀了。最后孙伟的父亲在子亡妻疯的悲痛中，坚定了自杀决心，他用一块砖头将一根大铁钉三下子砸进了自己
13、的脑袋。在作家强光般聚焦笔法之下，全家三口惨遭横祸，鲜血淋漓，暴尸、裸体于大庭广众的街头巷尾。屠手的凶残、死者的惨烈、疯者的狂癫合汇成一道社会生活奇观。作品将宋凡平与孙伟父子之死联在一起书写，绝不是渲染死亡恐怖，而是要充分证明“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作者所展示的这些镜头，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来说，不啻是又一个中国的“天方夜谭”。这种死亡叙事，在展示死亡悲剧中，无情揭露了死亡制造者的狰狞面目，有力控诉了死亡制造者的丧尽天良，深刻批判了特殊年代人类社会制造的灭绝人性的罪孽行径。在作品的死亡叙事中，还有另一类死亡景象，就是宋刚及其爷爷“老地主”
14、和继母李兰，他们面对死亡从容不迫、坦荡平静、泰然自若、视死如归，显现出人类对死亡的超脱和大度。对于那个无名“老地主”的死亡叙事，作者改用了一种平静冷峻的方式。兄弟中，作者省略了正面直接的叙述，却让这个老地主去承受“白发送黑发”的悲痛，还要承担抚养孙子的生活重任，最终再让他在阅尽世态炎凉、人间冷暖、万念俱灰后，死就是最好的归宿。他在由孙子背着沿村向一草一木辞行永别时咝咝耳语“苦到尽头了”的一句谶语，就终结了他与这个世界的一切瓜葛和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地主更为完整地经历了那个“惨烈的时代”的人生苦难，更加深刻地品尝到人间的辛酸滋味，借此作者对狂热社会的批判就更为深沉有力。在对小说上部女主人公李
15、兰的死亡叙事中，作者更是潜心刻画了一位历尽苦难、饱受屈辱而又深怀爱心、充满善意、不卑不亢、坚毅果敢的女性形象。李兰是整部作品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她经历过大悲，前任丈夫刘山峰让她受尽闲言碎语灌耳泼面的羞辱。她以妻子的真情大义、以“地主婆”的自豪，庄严安葬了再婚丈夫的尸骨；她生前每年都如期回婆家为丈夫扫墓祭祀。她付出了大爱，作为慈善的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她以异常的勇气，挺过儿子制造的再次耻辱和打击，笑对不治之症，苦心寻求儿子的出路并留下遗愿，从容打点自己的后事，安详地静听死神的脚步声声临近。作者笔下的李兰与福贵的妻子家珍，都是光彩夺目的亮丽女性形象，但她们的意蕴
16、指向不同。家珍一生历经的苦难是进一步证明福贵活着的坚毅，李兰的终生苦难和屈辱早逝，是对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的有力反击和无声抗争。死亡叙事中的宋刚，也是栉风沐雨、灾难缠身，到头来竟是心静如水地走向死亡之地铁轨。他浪迹天涯，用身家性命换回三万元钱，却获悉妻子与手足兄弟离他远去。宋刚之死与李光头和林红直接有关，他们两人都曾自我和相互咒骂过，但他们难以担负全部责任。作者意在表明，一个道德高尚、品行完美、以善待人、爱妻恋家、充满生活热望的大好人，也被生活挤兑到穷困潦倒、漂泊流浪、至亲背叛，了无挂念地死于非命，自小就念叨的“一定会有善报”的口头禅竞成了对他自己的无情讽刺语，他的善良品行在新时代生活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宋刚走得轻松，留给社会的却是无尽的谴责之语和抨击之声。宋凡平、孙伟父子的惨烈暴死，无疑是社会悲剧老地主、李兰和宋刚的坦然就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