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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分析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后中美和解的外交实践正如冯友兰老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开篇所言，“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曾写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尽管主权国家概念在欧洲30年战争之后才逐渐明晰，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美国建立成熟起来，在中国，从哲学上探索国家间关系的尝试自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已经开始。在孔子、老子、商鞅、孙子、
2、管子的思想中，都有能够解释和指导国际关系以及外交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遭到批判和唾弃，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然而，如果仔细审视中国的外交历程，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逐渐回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轨道上来，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路，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我国外交实践的学术成果，大多集中于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逐步走向正规后的外交。以传统哲学思想研究改革开放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外交实践的学术成果，就尤其少。本文拟以1972年前后尼克松访华的决策过程及来龙去脉为案例，研究这一外交过程中
3、，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决策中的体现。一、顺“势”而为：中美利益的逐步接近“势”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孙子，都以“势”来强调对于全局联盟和整体情况的把握。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判断一个事情应不应该做的准则，而“势”则是判断一个事情能不能做的标准。如何认识“势”、如何判断“势”是能否做成一件事的关键，也是政治家智慧的体现。在孙子兵法中，“势”表示力量强弱以及各种因素战略的发展方向。“以道为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存在于中国领导人的思维和脑海中。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中国仍然属于苏联阵营，中国与
4、苏联的冲突仍然只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内部矛盾。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与苏联为友的“大势”早已不在。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仅仅在近代以来遭受了外来侵略，蒙受屈辱。当新中国建立，终于摆脱了过去一百年来列强的殖民与侵害之时，中国的领导人不断激励国人自力更生。实现民族复兴，当然不愿意接受苏联所谓的“领导”。苏联把共产主义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由莫斯科进行领导。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自我定位十分反感。毛泽东坚定地以中国为中心，拒绝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和指使。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55年华约成立。中国拒绝参加。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不愿意自己建立的新中国屈于苏联的领导之下。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作苏共二
5、十大报告之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已分道扬镳。北京以“修正主义”开始批判莫斯科，开始自立门户。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两个要求让毛泽东和中国人更为光火。1958年，赫鲁晓夫建议，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以便与苏联潜艇联络。对于此项建议。中国人勃然大怒。赫鲁晓夫亲自前往中国安抚；然而，他的另一项建议让苏联使用中国在太平洋的不冻港进一步惹恼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自己领土上驻军。不能在别人的领土上驻军”，“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赶走好多年了，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1960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
6、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中苏关系急剧恶化。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发展到荷枪实弹的边界冲突。到了1969年-1970年。中国边境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其中1969年还发生了珍宝岛冲突。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不同的是。原来敌对的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67年10月，毛泽东通过阅读尼克松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越战后的亚洲一文，注意到了尼克松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持有的积极态度。尼克松在文章
7、中写到：“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作非分之想，杀气腾腾，威胁邻国”。在尼克松1969年的就职演讲中，他也暗示了对于中国的兴趣。史无前例地，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尼克松美帝国主义的总统的就职演说。这是一种转变对美思路所做的铺垫。1969年4月，毛泽东委托四位老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当时，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作了分析。但周总理向四位老帅转达了毛主席的意图，认为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在确认这不是自我批评的政治陷阱之后，老帅们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中国应该结束孤立状态”。但是毛泽东仍然不满意，让四位元帅提出更
8、加大胆的设想。陈毅就提出：要把中美大使级会谈推向更高层次。而且，陈毅更具有革命性的建议是放弃先收回台湾的先决条件：“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台湾问题可以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战略性问题。”虽然美国没有“势”的概念，但尼克松和基辛格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与苏联抗衡中，由于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有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可能性。基辛格看出了中苏关系之间的“势”，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中苏间的冲突，更深入探究了中苏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和。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甚至演变至冲突。珍宝岛冲突
9、之后，基辛格从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推测。由于事件地点靠近苏联的后勤基地，而与中国后勤基地相距甚远，因此侵略者可能是苏联。在中苏冲突急剧加速紧张后，中美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从未考虑过中苏开战的美国，甚至开始考虑“站队”。在1969年8月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尼克松甚至表态：“我们绝不能让中国在中苏战争中一败涂地。”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美国政府决策者中是少数倾华派。但他们仍然是在中苏战争中只支持中国为必要的战略选择。当中苏在珍宝岛冲突的时候，美国宣布停止其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970年，中美开始了华沙谈判。1970年10月，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作为中美之间的传话人。1
10、970年12月，毛泽东通过埃德加斯诺传递口信，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1971年6月，基辛格秘密访华。震惊了日本、苏联和全世界。基辛格以一个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学者的视角阐述了中美和解的必然性，这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顺势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美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然不管两国领导人是谁，这是早晚都要发生的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他们就会一败涂地；反过来，如果做得不够到位，也会一事无成。要是他们稳扎稳打，建立起崭新的关系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这一关系符合各方自
11、身的利益”。二、合众连横：地缘政治与“一条线，一大片”如果说，老子的“道”和“势”，以及孔子的“仁”和“礼”主要是为人治世的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战国时期，齐与秦最为强大，相互争取盟国，以击败对方，实现“霸业”。小国则或选择团结其他国家抵御大国或选择依附大国。所以，合众是南北纵列的弱国联合起来，抵御秦或者齐的兼并和侵略；连横是小国成为秦或齐的盟国，进攻另外一些弱国，用“傍大款”以实现兼并土地扩大人口的目的。合众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的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帮助秦国进攻其他弱国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弱国在两个强国之间，时而加入“合
12、众”，时而加入“连横”。尽管当时的“国”都是西周王室的诸侯国，甚至有些是卿大夫国家，并非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但是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交往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特征。上文已经提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对外战略从“一边倒”变为“两个拳头打人”。进入70年代后，由“不结盟”进一步转变为“一条线，一大片”。合纵连横的思想与地缘政治的思想、“一条线、一大片”有相似之处。在1969年毛泽东请四位老元帅研究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之时，叶剑英就以三国演义提出，“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尽管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批判中国的历史，三国演
13、义也曾被列为禁书，但是几位老帅以及毛泽东本人，却从未忘记中国历史和传统哲学智慧。苏联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是敌人，但是还有坐下来谈的可能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苏联构成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必须在全球加以抵制若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必将加速长期积弱的苏联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之日的到来。中国不会要求他国援助，也不会以他国的合作为其合作的前提。不过，中国愿意采取应对战略，特别是与美国进行配合。”此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开始改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来处理国际关系。除了与中国已发生边界冲突的苏联，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不可调和的
14、敌人，合众连横已经成为可能。基辛格秘密访华后，联美抗苏成为中国外交的事实选择。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美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有限合作。中美和解，其中重要的中间人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既是“一条线”的组成国家。又是中国的少数盟国之一。1971年4月，印度策动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成立孟加拉国。1971年7月，印度制定了“解放孟加拉”的计划。正在基辛格访华后的一个月，1971年8月9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印度并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20年苏联印度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立即引起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警觉。苏联印度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中最关键的是第九条：“缔约国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
15、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周恩来意识到这一条款是针对中国的，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出兵干涉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相似地，基辛格认为印度的行为是在煽风点火，而莫斯科助纣为虐的行为就如同“将一根点燃的火柴丢人面粉桶”。基辛格批评苏联在“玩火”。苏联与印度的结盟并不意味着中美就必须要走在一起。即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取得了巨大成果，尼克松也计划于1972年初来华，中国并没有立刻放弃以往“两个拳头打人”的思想形态，许多地方仍宣扬反美帝反苏修的口号。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无论是出于中国“合众连横”的考虑
16、，还是出于美国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确有配合。中国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就与印度交恶，对巴友好。在中国眼里，印度怀着大国梦，具有扩张性。由于中印的边境争端以及达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南亚次大陆上保全能牵制印度的巴基斯坦符合中国利益。尽管基辛格秘密访华很成功。但是中美关系仍然很脆弱，尼克松需要稳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美接触。美国认为，中国在观察美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危机发生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如果美国表现不当，中美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系将会再次破裂。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来。从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认为苏联和印度签订了苏印友好条约就已经结成实质上的军事同盟，而战争的另一边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中国因为美国没有谴责印度和苏联导致中国而看不起美国，另寻朋友和打破封锁的出路，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