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11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在谈及 中国 环境史 研究 的资料与 方法 时，对中国 历史 文献 中有关人口、农业、水利、渔业、森林、牧场以及其他方面的丰富讯息印象极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要用文字记录来重建环境史，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因为在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亚洲的大部分，除了最晚近的时期以外，对其他时期有兴趣的历史学家们必须依赖考古学家、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地质形态学家等等之工作，惟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可扮演较重要
2、的角色。，台北：中央研究院 经济 研究所1995年版，第53-54页）不过，就麦克尼尔在此处似乎并非有意遗漏掉的中国灾害史研究来说，这一论断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至迟从中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中国之有关 自然 灾害的记述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数量之巨大、类型之丰富、序列之长、连续性之强，的确是世界环境史资料宝库中绝无仅有的。然而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 社会 科学 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仅就国内学者而言，迄今也不曾像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扮演较重要的角色。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业已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做的贡献殊属微薄。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近几年来历史学家们如何地急
3、追猛赶，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 发展 。所谓自然灾害，顾名思义，即是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如果只有自然力量的变化(成灾体)而没有人类和人类社会(承灾体)，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灾害过程。而且自然力量的变化，一方面固然导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或演替过程-这种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不可忽视的突出因素；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或加剧的，愈趋晚近，这种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作用也愈来愈大。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这两种因素作用于人类社会时分合交错的产物，体现了
4、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紧密结合。而对其造成的后果，也应作如是观。自然灾害的这种双重属性，本质上要求人们在对它进行研究时，只有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透过灾害这一极端事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趋势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诚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领袖伊懋克在论述人与瘟疫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第9-10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如泥捏的冤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事实上，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孕育期和诞生期，这两大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像现在这样分野鲜明
5、。远在19世纪晚期，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陈炽，就曾经从历史上森林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南北两地的灾害频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各个不同专业的许多学者，开创性地运用气候学、地 理学 、生物学等 现代 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 理论 和方法，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气候变迁和地貌变迁，以及环境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民族心理的 影响 ，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的灾害学理论和灾害史研究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竺可桢和邓拓，此外还有潘光旦先生。作为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对中国水旱灾荒进行具体研究的开创者，载地
6、理学报第2卷第3期，1935年9月）竺可桢先生从研究伊始即特别重视人类活动在灾害形成中的作用。而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系统地 分析 中国灾荒 问题 的奠基人邓拓先生，在其于1937年完成的抗鼎之作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虽然对有些学者用日中黑子等天文现象来解释地震等灾害形成的原因表示怀疑，但并没有妨碍他去借鉴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至于中国人文生物史观的创始人潘光旦先生，则以近代生物进化论为基础，融合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从灾荒的角度切入，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别具一格的研究。他指出，环境、民族与制度是一个不可分的三角关系的三边，要研究中国社会
7、的变迁，这三角关系是不宜一刻忘怀的。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有关气象、水利、地震、农林等各级研究机构，对中国历史上各类自然灾害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对几千年来中国的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的演变 规律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以史念海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地理学者，则以其艰苦细致的史料考证工作和田野考古，为我们揭示了历史时期森林、植被、沙漠、河湖水系等时空变迁大势。所有这些工作，无疑为我们今天的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这片园地里默默耕耘着的，更多的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尽管在上述资料整理工作中不乏历史学者的身影，甚至如果没有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参与，上述许多
8、大规模的资料整理是难以迅速完成的，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所从事的不外乎资料的搜捡、摘抄或者考订，基本上处于辅助性的地位。而同时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目的也主要集中在如何描叙环境的变化以及灾害的规律，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连他们整理的资料，其有关社会反应的部分也常常被舍去了。一些边缘学科如历史地理学，也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随着灾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自然科学取向隐约还存在着一种摆脱社会科学而昂然独进的意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在论述历史自然学的发展趋势时即指出， 目前 的灾荒研究已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在逐步实现
9、以资料整理为主向以理论研究为主的转变，而资料的严谨性基本属于社会科学范围，资料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基本属于自然科学。虽然论者也强调必须具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但这里的史学功力，很显然仅仅是指史学的入门功夫即资料的整理和考订而已。顺此做出以下的推论恐不为过：既然这一工作基本结束，那么已然拓开了的天地便只能任由自然科学去驰骋了。更有甚者，为了把 中国 古代有关灾害等所谓 自然 历史 记录与此前的地质 时代 生物地层资料和此后的近 现代 仪器观测数据连接起来，从而形成自然史的超长资料系列，以进一步开展全球变化 研究 、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等研究，许多学者针对自然灾害的双重属性提出了淡化 社会 性的说
10、法，要求把灾害前后发生的宏观异常现象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明确地把自然灾害群发期改为自然灾异群发期。他们认为，以往单方面强调用与人类社会有关系的灾害一词来命名基本属自然性的群发现象并不很顺，这样在群发期的探索中也不能理直气壮地研究自然异常现象。其实，这一淡化灾害之社会性以及淡化社会 科学 研究的倾向在先前的资料整理和 理论 研究过程中早就有所表现。虽然大多数资料集都是以水旱地震或者自然灾害史料等命名的，后来还以灾害学一词来概括相关研究，但也有不少被称作历史气候资料，而与灾害史、灾害学等概念并行不悖的，还有历史气候学、历史自然学等名目。不知情者往往很难猜测其实际的研究 内容 。当然，用学科对象本
11、身的标准来衡量，上述做法原本无可非议，而且体现了灾害史研究的多样化趋势，对于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自然灾害的演变 规律 的确具有论者所说的带有认识论、 方法 论意义。但 问题 的关键是这种淡化社会性的做法是否有利于达到既定的研究目标。首先就资料的整理来说，浩瀚的历史 文献 固然弥足珍贵，却也给相关资料的全面搜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以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出来的一些大型资料看来，其所引用的文献少则两三千种，多则八九千种，不可不谓包罗宏富，但很难说没有遗漏。例如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共利用地方志2100余种，辑录史料约220万字，但还不到现存明清方志总数的30%。何况其辑录的
12、部分主要是志书中的灾异志部分，其人物志、艺文志以及金石录部分则往往不予注意，从而限制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即便是将所有的记录一网打尽，我们也不能不加 分析 地据此得出灾害演变的某种规律来。近年来就有不少学者对自然灾害次数越来越多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历史记录的偏差造成的，而与灾害实际发生的次数不相符合。根据葛剑雄先生的分析，其原因有二：首先是详近略远。即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越近，人们对它的印象越深，灾害被记录的几率越大，灾害记录的次数与灾害发生的远近成反比。例如在无人区发生的灾害，无论多么严重，却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而在人口稠密区、 政治 经济 中心以及大都市，即使很轻微的灾害也会引起社会比较广泛
13、的关注，留下大量的资料。同样，出现在远古、上古的灾害至多只留下一些真伪参半的传说，发生在中古以后的灾害的 影响 也无法与近代相比。其次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年代越久，留下的记载一般越少，统计到的灾害次数也就越少。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让人产生了灾害的次数越来越多的错觉。他指出，根据 目前 有关论著的统计，从现代到远古，朝代越前，灾害次数越少，到了先秦，有的年份完全是空白。他反问道：能说那时没有灾害吗？葛先生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对中国史料记载的特殊性有所认识，同时将人类活动与灾害形成的关系考虑进来，对上述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就不至于太悲观，特别是对那些连续性强、资料丰富的地区来说，相反应该更
14、具信心-当然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挖掘史料。这种特殊性就是明清以来中国史料记载的完整性以及清代报灾制度的完善性，而恰恰是明清以来的大量统计表明了灾害次数不断增加的趋势。葛先生的分析还存在着另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无视甚至误解了人口增加、生产扩大与灾害次数的正比例关系。这就是，随着历史上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生产生活区域的成倍扩大，遭受到或记录下来的灾害当然也会相应的增加。同理，从空间分布来说，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自然变异成灾的机会就越多，灾害的次数也越多；相反，人口越是稀少的地区，成灾的机会就越少，记录下来的自然也不多。至于无人区发生的自然变动现象，如果其后果最终没有波
15、及到人类的话，那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奇观，而谈不上是一种灾害了。葛先生在另外的地方也谈到了这一点，然而奇怪的是，这恰好是他否认灾害次数成不断增长趋势的充分理由。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竺可桢先生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在当时发表的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中，对17世纪以来的三个世纪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作了精辟的 分析 。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既不是因为直隶是首都，所以记载特详，因为17世纪以前直隶同样是首都，但记录下来的灾害并不多；也不是因为永定河的河道发生了变更，以致泛滥更加频繁，因为后人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力度要远超前人。真正的原因是直隶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勃兴。因为在宋代以前，直隶省的低洼之处都是
16、淀泊沼泽，尚未开垦，元明以后，以前的沼泽逐渐变成了良田，水灾因而随之增多，因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不可。这样一来，直隶水灾在史籍上的记载，当然也突然增多了。竺可桢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他虽然没有提到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与灾害形成的关系，但他思考 问题 的 方法 ，毕竟给我们这些后人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这一解释虽然可以增加我们对 文献 记录的信心，但是对那些力图去 社会 性的灾害 研究 者来说，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却要遭遇更加有力的质疑。既然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是如此密不可分，仅仅将灾害一词换成灾异，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与有文字以前甚至前人类的地质时期 自然 界的变化直接勾连起来吗？即便是所谓的自然异常现象，如果脱离了人类的主观感受，又何来异常可言！那不过是自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