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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会的老师就像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他(她)们慈爱而又严厉，老师们教会我们做人，教会我们学习，教会我们工作。老师对我们的关心与疼爱我们始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成全球金融动荡窗口期分析鉴于美联储全球“中央银行”的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性变化以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会影响全球金融周期的变化，全球资产价格、资本流向以及主要汇率将受到极大影响。美元走强和利率大幅上升或将引起新一轮全球金融动荡，XX年下半年将是重要的风险时间窗口。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具备了现实基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月均新增非农就业达到万人，虽然低于去年四季度的万人，但考虑到冬季的极端天气，这一结果显示了美国就业市场的稳健。美国
2、失业率维持在%，劳动参与率由去年底的%回升至%，反映经济势头好转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重返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由金融危机之前的8000多亿美元飙升至当前的4万亿美元，扩张了4倍左右，继续长期保持量化宽松势必为未来埋下新的风险隐患，因此美联储在今年结束量化宽松几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相比之下，“G3”中的另外两大经济体欧盟和日本则可能因为未来的低通胀及经济增长滞缓，重新开启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欧盟最新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同比通胀率仅为%，PPI则连续五个月负增长，欧洲仍未摆脱通缩阴影。再加上经济复苏乏力，加大了欧洲中央银行实施非传统QE政策的可能性，比如新一
3、轮LTRO、SMP，甚至不排除将隔夜存款利率降至零以下，实施负利率。同样面临复苏停滞的日本，也可能于下半年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为了缓解债务和赤字压力，日本政府终于提升了消费税。当前，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47%，总债务率更是升至惊人的400%，国债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亿日元大关，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总和。XX年日本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占经常项目财政支出将近1/4，经常性支出的1/2靠发行国债。债务风险濒临危机边缘，不得不靠增加税收弥补财力亏空。4月1日，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由5%上调至8%。这是日本时隔17年上调消费税。据日本政府估计，上调消费税每年可带来8万亿日元财政收入。然而，日本政府今年财政
4、缺口达50万亿日元，再加上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未偿债务，消费税上调对财政收入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本轮日本经济回暖与消费支出上升有很大关系。XX年日本GDP增长率为%。就总需求构成来看，居民消费贡献了其中的个百分点，是最重要增长动力。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10月将消费税由8%进一步提高到10%，这势必对刚刚复苏的消费支出造成新的打击。事实上，安倍经济学以来，日本宏观经济的储蓄率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疲弱，这些都可能使潜在增速水平在中长期出现恶化。在这样的前景下，启动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将是日本央行政策清单的重要选项之一。去年，日本央行曾许下货币基数在XX年末翻一番的承诺，因
5、此很有可能在明年进一步将每月购债规模扩大30%-40%。日本激进的货币和刺激通胀政策很可能颠覆日本国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性。一旦通货膨胀升至2%以上的目标水平，市场投资者可能将资产配置组合向风险资产转移，抛售国债等安全资产。XX年日本债务融资总需求在发达国家中最高。随着美联储启动政策退出引发全球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日本增收消费税后的日本通胀率抬头，国债民间需求下降势必推升日本的债务负担，加大主权债务融资风险。因此，全球经济金融将出现新的局势和结构性特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将在长期内呈现不稳定与不平衡的特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已成常态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将会助推美元走强。特别是参考美
6、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由此，全球金融风险定价与资本结构将在未来两三年之内进行较大调整，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就是美联储将逐渐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由此引起全球利率以及资本流向的改变。近期，美联储愈发透露出在XX年启动加息的政策信号，美联储政策调整将逐步抬高改变全球利率水平与结构。由于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也是最活跃的债券市场，各类投资者包括共同基金、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外国政府及个人投资者等，都会配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一向被视为全球无风险债券，其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因此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风险标和定价基础
7、。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突破3%的水平。今年以来，随着全球债券利率的上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上涨了超过100个基点，美元走强和利率大幅上升很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动荡，XX年下半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时间窗口。“巴III”实施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金融监管的日标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金融体系内部矛盾、金融与经济体系矛盾的一种爆发，更是对当时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的质疑。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引发的这场次贷危机同样也是如此。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针对危机中爆发的问题展开了大川阔斧的变革，其中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其倡导的巴塞尔资本系列协
8、议的改进引人关注。1998年推出的巴寨尔资本协议和XX年推出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一度被国际银行监管者作为监管实践的重要标杆。然而，其缺点也在次贷危机中暴露无遗，巴塞尔委员会针对这此不足和质疑提出了系列的修订方案，并将其作为巴塞尔资本协议III正式推出。巴塞尔III作为国际金融监管的代表性交流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趋势。巴塞尔III旨在从银行个体和金融系统两方面加强全球金融风险监管。在单个银行实体层面，旨在提高银行及其它全融机构在市场波动时期的恢复能力，使银行能够更好地抵挡经济金融风险的压力。主要内容包括对原有资本监管要求的完善和流动性标准的建立。在整个金融体系层面，力求减少具
9、有潜在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对整个金融业的影响，以对全球长期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发挥支持作用。本文围绕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主要内容，分析其暗含的政策意义及其背后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大趋势。无论是在巴塞尔III的微观审慎还是宏观审慎框架下，都涉及到资本框架的改革，这也反映出资本监管改革仍旧是巴塞尔的核心。巴塞尔委员会通过加强资本监管框架提升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改革监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引人杠杆率限制资本的风向敏感性和银行体系过高的杠杆化程度，并对资本计量中度量和模型风险提供额外的保护。同时，通过在资本框架中引入宏观审慎因素，以抑制顺周期性和金融机构间相互联系和影响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资本监
10、管指标作为巴塞尔协议一贯秉承的核心指标，其定义的改变和标准的提高都彰显了监管日趋严格的监管趋势。危机中大量的资本无法在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实现吸收损失的能力，在资产缩水的大背景下资本的风险抵御能力下降迅速，为资本的重新定义和标准提高提出了要求。因此，巴塞尔III的资本监管变革，一方面，细化了资本定义的同时提高了资本监管的标准。重新确立了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对普通股、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分别建立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取消专门用于满足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三级资本”。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监管标准，主要包括如下个层面一是提高最低监管资本的要求，在加强对银行资本质量监管的同时，巴塞尔委员会注
11、重了资本数量上的提升。二是建立资本留存超额资本，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吸收”损失。三是建立逆周期缓冲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从金融体系杠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状来看，新的监管框架对于金融监管的标准日益提升。在巴塞尔委员会一直秉承的“激励相容”理念的指导下，巴塞尔的内部评级法的提出加剧了风险加权资产与风险的关联性。因此，在经济状况较好时，风险加权资产较小，所需资本较少，反之经济状况较差时监管资本要求较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周期的波动。杠杆率指标作为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补充，由于其与风险不挂钩的简单、透明的特征，可以避免这种顺周期性，同时对金融体系的杠杆进
12、行约束。此外，将杠杆率作为资本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变相提高了资本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风险权重较低、较少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工具的银行体系来说，基于风险加权资产的一级资本要求在杠杆率要求面前往往形同虚设。商业银行借短贷长的期限转换功能和高杠杆率的经营特点从本质上决定了流动性风险防范在银行经营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相对充足以及对流动性风险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流动性风险监管问题没有得到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应有的关注。然而，危机中系统流动性风险的瞬间枯竭提醒监管当局从流动性风险角度实施监管的重要性。此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手段的运用，银行的融资渠道、产品复杂程度和业务模
13、式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都对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监管指标的范围看来，资本已经不再是各国监管者关注的唯一指标。如果说巴塞尔I和巴塞尔II的监管都是围绕着资本充足率展开的，巴塞尔III便打破了资本的唯一性地位，流动性指标的提出扩大了监管指标的范围。巴塞尔委员会在巴塞尔中引人了两个国际上统一的、独立但互补的定量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及净稳定资金比率(NetStableFundingRatio，NSFR)。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优质流动性资产/未来30天内的资金净流出量100%，主要是从短期的时间角度来衡量机构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确保机构拥有足够的流动性资源来应对短期流动性风
14、险，能够从为期1个月的压力环境中恢复。作为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的一个补充，净稳定资金率=可用的稳定资金(ASF)/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RSF)100%，要求银行在持续的压力情景下，仍然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用来持续经营和生存1年以上，旨在让银行采用更加稳定、持久的融资渠道，长期提高应对流动性风险能力，优化融资结构。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列举了个监测工具用以做连续的监测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以其他重要货币计算的流动性覆盖比率和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反映了银行业机构的现金流、资产负债表以及某些市场指标的具体信息。根据巴塞尔的阶段性成果，英国、美国、德国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已开始陆续探
15、索建立适合本国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或计量标准。从监管关注的情景范围来看，监管者已经不仅关注正常市场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同时对极端压力情况下的金融稳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两个指标设计中对于压力情景的重视体现了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压力测试和应急计划的思想。次贷危机中流动性的迅速枯竭使各国监管当局充分意识到，资产流动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条件，因而应从更谨慎的角度来定义流动性资产，并在充分考虑压力情景对资产变现能力影响的条件下，将现金流作为最终考核标准。压力情景的设计，是此次巴塞尔委员会新指标的重要特点之一，只有在压力情景下的优质资才能真正在危机中应对流动性风险。这与压力测试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异曲
16、同工之妙。不论是资本监管、杠杆率监管还是流动性监管仍然都还属于微观审慎监管的范畴。然而，危机前雷曼等倒闭机构良好的资本充足率表明，仅仅关注单体机构稳健经营的微观审慎监管是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巴塞尔III提出要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理念，这不仅包括在时间维度上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调整、在跨业维度上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加强监管和危机处置，同时还包括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考虑监管当局组织架构的重建和监管协作能力的提高等。从监管的重点来看，更加注重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从关注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来说，在有限的监管资源配置下，并不要求每家金融机构都实现稳健经营，而应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有所侧重。危机表明，当金融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负外部性越来越强时，其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大而不倒”问题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逐渐显现。巴塞尔III提出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和附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