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刘培林—经济增长和发展机制

《正文-刘培林—经济增长和发展机制》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正文-刘培林—经济增长和发展机制（1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1 人人逐梦国富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人人逐梦国富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 兼论“中国梦”的内涵与实现机制 刘培林 电子邮件： 手机：18611056790 初稿，恳请批评指正！ （600 字摘要字摘要） . 2 （1600 字摘要字摘要） . 3 （正文正文） . 5 一、一、导言：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导言：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5 二二、充分激发所有人的能动性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充分激发所有人的能动性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 . 8 三三、激发人的能动性所需的四个重要条件、激发人的能动性所需的四个重要条件 10 四四、进一步释放人的能动性对

2、改革提出的要求、进一步释放人的能动性对改革提出的要求 . 16 2 （600 字字摘要摘要）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稳态”和熊彼特理论框架中的“循环流转”都意味着，没有创新的前提下人均收入水平最终会停滞于某个稳态。只要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守纪律的从事标准化作业的普通劳动者，就足以维持该稳态。 现代经济增长从表现形式看，是创新活动不断把人均收入推到更高的稳态水平；其内在本质则是天才（包括企业家和科技创新者）带给人类的红利。 如何让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更多天才，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机制让让一个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的天才们充分发挥作用？这虽然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却在新古典、内生增长和新制度经济理论中没有得到内生解释

3、。卢卡斯虽然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也仅仅相当于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该根本问题；至于问题的解决机制，并未给出系统分析。现有文献对经济史特别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史，也未从该根本问题的视角加以解释。 从这个视角出发规划改革，固然要重视增加人力资本公共投资；但更须创造“英雄有用武之地”的环境。设想两种极端体制，一种是政府免费让所有人读到博士，但缺乏公平竞争的就业和创业环境，那么，人们不会好好读书，不仅天才数量少，甚至守纪律的普通劳动者的数量也达不到应有水平。另一种极端体制是政府没有任何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但是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就业和创业环境，那么，人们会有积极性自我投资于人力资本；天才和守纪律的普

4、通劳动者的数量，都能达到潜在的最高水平。 综合两种极端体制之长的精巧的制度设计，是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这似乎可以成为理解中国梦内涵和实现机制的一个思路，也可以作为思考下一步改革的一个思路。 3 （1600 字字摘要摘要） 斯密强调，分工深化，即一个人在分工体系中专心致志地从事越来越狭窄的专业化活动，能够提高生产率；并指出市场规模扩大可以促进分工深化。但这种意义上的分工深化带动的生产率提升是否有极限，是否足以解释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熊彼特基于“企业家推动的创新”的分析框架，对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做出了统一的解释。但熊彼特的巨著中并没有回答“企业家”从哪里来的问题？

5、 阿罗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解释生产率提升，但 每个人是否应该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这种效应，而在分工体系中固守一成不变的位置？ 卢卡斯在内生增长理论奠基性文献“经济增长的机制”中提出，经济增长的根本机制是人力资本积累。但仅靠政府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这样看似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是否就能最有效地改善每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进而使政府的人力资本投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诺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假说是，能有效缩小私人成本 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的制度，是促进增长的好制度。但即使所有 主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完全一致，而人在分工结构的位置却一成不变，是否能够充分释放增长

6、潜力？ 从上述这些理论问题中可以识别出大致相同的指向，即“钱学森之问”：如何能够涌现更多创新型人才。本文提出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挥能动性的条件，形成人人逐梦国富强的局面。龚自珍有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事实上，“天公”总是持续不断地降才于人间，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使所有人能在充分参与、与他人互 动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试错实现自我发现，准确地认识自身潜能，在分工体系中找到最适合自身的位置。 4 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共识，但现有文献并未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学机制，这种机制可能是重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重新梳理经济史和制度变迁史的重要线索。这

7、似乎又是政策含义模糊的空谈泛论，但倘若揭示出背后的机制，则具有重要而明确的政策指向，于一般性的政策设计，于我国下阶段的改革思路规划，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经济社会持续增长与和谐发展，除需要杰出的政治 家之外，还需三种类型的人才，即企业家，科学和技术天才，大批满足一定素质要求的从事标准化或其他可替代性较强的活动的劳动者。我们不分析政治家，只分析后三种人才。企业家才能、科技研究才能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才能，主要源泉是后天习得，不仅包括系统的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习得。这三种才能的提升和 积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才能只有被充分激发出来，投入到实际生产活动中，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

8、现实动力，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这些才能能否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实际上还会反过来影响到各类主体积累和提升才能的积极性。只有预期到有用武之地，人们才会争相成为英雄，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才会更快地 积累和提升，并在“用武”的过程中促进增长。相反，倘若预期到无用武之地，即使是有英雄潜能的人也没有积极性发挥一技之长。 激发人的能动性需要四个重要条件。第一，为文化植入包容的 基因，形成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避免把天才湮灭在摇篮里。第二，保障劳动果实的安全性，让包括企业家、科技天才和从事标准化劳动的人，都有充分的积极性踏上竞技场。第三，提高社会的流动性，让人们在竞跑中能

9、够通过变换跑道相互超越。即让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地在千千万万种已知或未知的机会中自由地试错，寻找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这可以被称为“在试错中发现自我潜能”（Self-discovering by Try-and-Error）。 历史表明，人类分工结构演进不仅表现为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与之相辅相成、甚至更本质的表现是“分工广化”，即分工网络逐步向未知世界拓展。第四，随发展阶段提升相应地精心设计社会安全保障网络，让人们敢于拼力奔跑，无惧摔倒。 5 （正文正文） 一、一、导言：有待解决的理论导言：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和实践问题问题 斯密强调，分工深化，即一个人在分工体系中专心致志地从事越

10、来越狭窄的专业化活动，能够提高生产率；并指出市场规模扩大可以促进分工深化。但是，如果分工深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全部机制，那么，是否意味着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率提升存在着极限和天花板？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是否足以解释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与凯恩斯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 经济发展理论1中，提出了与凯恩斯理论极为不同的一整套分析框架，这个雄心勃勃的框架基于“创新”这个核心概念，对长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短期的经济波动，做出了统一的解释。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创新是由“企业家”所推动的。但是，熊彼特并未分析企业家的来源和产生的机制。换言之，如果说熊彼特通过企业家和创新等的分

11、析框架把经济增长和发展内生化的话，那么，其理论体系的一个外生条件就是企业家的存在。这进而意味着，对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差距的理解，就是对各国企业家数量多寡和活跃程度的理解，即为什么某些国家有大量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而有的国家则缺乏企业家？这本身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指出“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是生产率的提升重要机制2，即，一个人如果长期从事某种活动，可以提高相关技能和作业效率。从单个微观主体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机制。但是，从全社会角度看，是否所有的人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应该一成不变？ 1 The Theory of Ec

12、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第二章。 2 Arrow, Kenneth,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9, 3:155-173, 1962. 6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奠基性文献“经济增长的机制”3中也提出，经济增

13、长的根本机制是人力资本积累。但是，如何才能有效积累人力资本，是否仅仅靠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健康水平等这样看似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就足以促进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是否就能最有效地改善每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进而使政府的人力资本投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仅仅靠这样的政策就能推动经济增长，那么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似乎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励人们去积累人力资本？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诺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假说是，能有效缩小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的制度，是促进增长的好制度。但即使所有主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完全一致，而人在分工结构的位置却一成不

14、变，是否能够充分释放增长潜力？ 上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机制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是我国规划改革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由中等收入行列向高收入行列迈进所需要的体制和政策变革，比起由低收入行列向中等收入行列迈进所需的体制和政策变革而言，要复杂得多。4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形成“改革需要深化”的共识，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其次，即使形成需要深化改革的基本共识，但在具体改哪些领域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却难得多。原因有二，一是利益结构的影响，另一个是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从利益结构角度而言，如果说我国 30 多年前的改革更多地呈现出“帕累托改进”

15、性质的话，那么，今天的改革必将越来越难以回避“卡尔多改进”的性质，即在改革过程中虽然有些主体的利益在短期内暂时受损，但改革带来的“蛋糕”增量足够大，通过二次分配弥补受损者的损失之后，所有主体的福利都比改革之前有改善。3 Lucas, Robert E. ,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1988): 3-42. 4 Rodrik, D., 2007,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

16、s,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不过可以想象，要在触动利益结构的前提下实施“卡尔多改进”式的改革，殊为不易。 从认识能力角度而言，体制改革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在未知世界里的试错，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能很容易地为人们所认识。退一步，即使看得见彼岸，征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暗礁和波浪，也是高度不确定的。更何况利益结构这样的客观事物会影响相应主体的主观认识，比如，人类总是对眼前的风险表现出更强的规避倾向，这也正是“卡尔多改进”难以由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重要制约因素。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新阶段的改革应该贯彻什么样的理念，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如何在尽可能降低对现有结构利益影响的前提下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改革深化？或者说，如何能够使得下阶段的改革更多呈现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更少地呈现卡尔多改进的性质？ 上述这些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有待回答的问题，具有大致相同的指向。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个解答。基本观点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