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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传播摘 要：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科学是源于实验室的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就是福柯意义上具有塑造场景作用的权力关系。科学传播本质上是实验室的权力关系对整个社会的标准化重构，同时又是社会对科学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去标准化 ”反向重构。科学传播具有政治学维度。关键词： 科学实践哲学 科学传播 权力 标准化 实验室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science is local knowledge originated from laboratory. Scientif
2、ic knowledge is power relation in Foucultean term which has function for shaping situati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s standardize reconstruction on whole society by power relation within laboratory ,and meanwhile is de-standardize reverse reconstruction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wer relation.
3、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has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Key words: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y,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Power relation, Standardization一、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科学传播何以可能？科学传播为何必要？通常的假定是，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超越民族国家、时空地域的限制。而在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又总是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缺乏起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在科学的客体普遍性和
4、主体地方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即科学无限的应用范围和有限的掌握人群分布上存在着矛盾。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科学的威力，就只有努力传播科学知识一途。然而，从科学实践哲学新成果来看，这个假定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近代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实验室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构建一个人工的简单化“世界”，使得原本异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更容易把握，容易控制，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就是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知识发展上突飞猛进的原因。 “实验室是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对象系统在已知的情境中得以建构，并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操纵、追踪。科学家通过构建人工的简单化世界 来
5、规避那种极度地限制了现象之自然显现的无序的复杂性。 ”1在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对研究对象施加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隔离、介入与追踪三种。将研究对象从其天然的环境中分离并隔离开，就切断了其与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天然联系，从而可以使得对象的联系简单化，便于研究。如在抽真空的管子中测量自由落体的运动规律就能够排除掉非常复杂的空气阻力、风力的干扰因素。从此开始，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就已经不再是天然的自然了，不再是不受改变的自在之物了。在此基础上，再对已经隔离了的对象进行操纵。只有通过对已经从自然环境中隔离出来的对象进行强力的干预和控制，才能将所谓隐藏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例如，在实验室里我们对材
6、料施加高温、高压、强电磁场等物质影响来检测材料在这种影响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而来建构相关的因果作用。在某种意义上， “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作为观察者对辨别因果效力的关注，毋宁说是通过行动所预设的因果效力来进行的。 ”（1 ，107）这样一来，休谟原先理解的基于经验归纳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就改变成预设而通过实验高度确定的因果作用了。而这种作用只有通过对事物的强力操纵才能确定。通过隔离和操纵而获得的实验结果必须要受到严格地追踪。更进一步， “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初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 ”（1，107）通过对实验室中所建构的微观世界的所有成
7、分进行全面地监控，即对每一部分进行分类、编码、归档、记录身份、定位和处理，就可以确保研究对象完全处于研究者的掌控之中，并且使之高度接近于理想模型所描述的状态或性质。为了获得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中科学研究人员也必须要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掌握实验操作要领，规范自己与研究对象打交道的行为，严密控制和记录自己的各种操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科学实验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此，科学实验的控制和操纵不仅介入和操纵自然事件，同时也改造和控制着参与研究的人的活动。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于外在我们的世界的表象，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产物。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也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能得到证明。例如，自由落
8、体定律只有在抽真空的实验室条件下才会得到严格的证明。否则，在空气阻力等干扰下，自由落体定律根本不会严格准确地表现出来。因此，科学知识的获得与证明，都是高度依赖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践方式的，是高度地方性的知识。二、科学知识与权力近代以来流行的知识观和政治观认为，权力只涉及到人际的关系，是随着人类的意志和认识不断改变的；而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则关乎自然世界的客观性质，与人类的意志无关。所以，尽管权力虽然可以压制或鼓励知识的发展，但是只能对科学产生外在的影响，知识本身是否正确与权力无关。这种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假定知识只是对世界的表象而已。按照这种假定，知识的发现和辩护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
9、，前者依赖于各种特定的情景，它与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而后者则与客观世界的普遍特征有关，与具体情景无关，因此也就与权力的运作毫无关系。 实际上，弗兰西斯培根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Knowledge is power”，也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 ”这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因为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根植于实验室中科学现象的建构和操纵。这种建构和操纵不仅建构了新的现象，同时也发展出了新的技能、揭示了新的真理。而这种场景和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参与科学实践者以及行动的限制方式和重构方式，劳斯认为这就是西方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劳斯说， “权力恰恰是这种场景或塑造的特征
10、，而不是其中的事物或关系。与权力相关的，是处于场景中的解释对场景本身的重构方式，对行动者及其可能行动的重构方式和限制方式。 ”（1，225）劳斯认为，实验室中的科学研究以及向外的拓展与福柯所描述的规训实践是极其类似的，并且是对后者的强化。其相似点有三个方面：1，福柯所说的对于主体及其行动的规范化规训以及限制，在实验室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从培养科学家的教育实践，到各种监视、规范化和为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及其可靠性提供了保证的限制形式，规训对于科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 （1，254）2，实验室的微观世界比任何其他场所都更接近于完全监控和控制的“理想” 世界，在这种世界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
11、认可的，没有什么东西时出乎意料的或不可说明的，一切事物都受制于严密的监视、分类和编码化” （1， 254） 。3，规训权力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主旨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效用。而实验室实践所研发的对生产活动中物质力量的重构和重组，是福柯所更加关注的人的重构和组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劳斯认为，从“微观世界” 的建构和操纵角度来说，实验室在本质上与监狱、学校、医院、军营、工厂一样，都是现代世界的权力运作的典型场所。这种体现于具体特定场所中的微观权力关系，不是对于科学知识的外在干扰，而是内在于科学知识之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证明过程中都以这种权力关系作为必备的前提。正是这种严密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
12、积极发挥了促进知识生产的功能。三、科学知识与权力对于社会的标准化重构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一样也是地方性的，它是在特定的实验室或者知识生产场所，在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产生的，其有效性及其评价标准都不能与生产场所相脱离。因为只有在科学知识所应用的世界中，满足了实验室所建构的“微观世界” 的基本特征，才会呈现出同样的科学规律，实验室中所生产的科学知识才会有效，才会表现出所谓的“普遍性”。科学实验的结果之所以表现为普遍有效的，实际上是我们把科学知识应用的条件都按照实验室的条件进行标准化了。科学知识的标准化，本质上是将整个社会环境都按照实验室的模式标准化重构。除了物质资料、实验设备等需要标准化之外，参与科学应
13、用的人们在某些方面也必须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像实验研究人员，对于相关对象能够实施所需的隔离、操纵和严密追踪，在实验室行之有效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在实验室外同样运转正常。现代化的过程是科学知识全面应用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按照实验室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进行改造的过程。其中，不仅整个物质性的生态环境要按科学实践所要求的进行改造，而且社会公众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和改造。这种重构不仅表现在知识、技术方面，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态度、情感方面。因为实验室外的公众具有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现在面临着标准化的重构。这就是说，伴随着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样重要的是实验室中权力关系的传播和扩散。科学传播本质
14、上就是简化和受控的微观世界的扩展和延伸，涉及到以实验室的权力关系作为模板来重塑整个社会。例如，新的耕作技术的传播，不仅是新知识的扩散，还涉及到农民与种子公司、农药公司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在灌溉用水方面涉及到水利工程的政府投入以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建立和协调，甚至于传统耕作知识因此逐步失效，作为传统权威的老人们的地位受到威胁，被逐步边缘化。但同时社会其他文化领域和权力关系对于这种重塑又一定会产生相当的阻力。只有克服这种阻力，解构传统的话语，将话语霸权从传统文化的占有下抢夺出来，重构社会的权力关系，确保近代科学知识对自然对象的隔离、操纵与全面追踪控制的实践方式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科学知识才能掌握公众
15、。所以，科学传播在内容上必然是唯科学独尊，其他文化与权力关系只有被改造、审查的资格；在传播方式上，必然是自上而下的中心广播模式。从权力关系对社会重构的角度看，科学传播一开始就必然打上很深的唯科学主义烙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关于唯科学主义的争论在科学传播界最为激烈，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科学哲学、心理学、文学批评乃至教育学界中，唯科学主义都遭到了普遍的批评，唯独在科学传播领域还有很强的势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科学知识的传播从来都伴随着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例如，当年伏尔泰真诚地认为，只要法国人民都能理解并接受牛顿力学，那么就再也不会为暴君和教士所愚弄和欺骗。就连学究气很浓的逻
16、辑经验主义运动，也把科学文化普及当作是改造社会，争取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努力减少错误思潮的影响上的贡献比起其它群体更大。这也是今天为何有一些老学者如此动情和执著地捍卫科学主义的真正思想根源。然而，这种改造未必一定就是合理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以为可以不管复杂的历史传统和人性心理，完全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打造社会的想法，纯属极端理性主义的狂想。2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历史表明，凡是在现代化和保留传统之间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国家，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相对平坦，少走弯路，付出代价也较少，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反之，现代化道路则坎坷崎岖，代价惨重，并有反复，如法国革命等。我国近代以来，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建设严重不足。相较之下，同属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传统文化的延续都做得比较好，其现代化进程也相应地迅速、平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知识的标准化过程对于复杂生态系统的改造。因为在实验室微观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