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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第三章中国工业企业承包制的制度分析中国工业企业承包制的制度分析1978年，毛泽东逝世两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尽管政府无意于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过去10年的经济改革对分权化、商品化、私有化甚至民主化打开了大门。农业部门的改革尤其成功，在那里引入了一种类似私有农业的制度。在工业部门，改革通过承包责任制取得长足的进步。承包制有两个关键的机制要素。第一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润分享；第二是企业自主权。企业自主权允许管理者对生产、投资、销售和补偿做出决策。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承包责任制有效地将产权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那里转移到管理者和工人手中。许多学者指出，承
2、包制刺激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并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所走的是一条与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很特殊，农村人口庞大，农业部门占主体，人均收入很低，外贸和外债规模很小。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开始的，各地区进行了许多的试点。同时，在改革初期（19781984），中国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货膨胀只是在1985年、1988年和1989年才达到很低的两位数。它没有面临因贸易关系和贸易项目的破坏而带来的冲击，而在东欧国家这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与东欧国家不同的，中国改革也没有经历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国的改革是先从农村着手的，农业部门曾是经济的主导力量。在80年
3、代初，因为一些穷困的农业省的压力和许多地方成功的试点，中央政府决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结果，农业产量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83年和1984年，农业产出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均达到每年10左右。1979年以后的10年中，这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达到了6。农村改革的成功对城市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鼓励政府实施更市场化的工业改革。其次，农村收入的提高为制成品开辟了新的市场从而帮助了工业企业的结构更新。再者，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农民为快速发展的建筑业、交通、零售、服务和其他生产部门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最后，农产品的增加，特别是粮食、肉、蔬菜、水果、食用
4、油和棉花产量的提高稳定了物价，为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中国在私有化和所有制改革方面与东欧国家也有区别。中国改革没有大的私有化运动，所有制改革也只是在小部分企业中试点。对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但是，在乡村地区，事实上的所有制改革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已初露端倪。在城市，国有的小企业被经营者租赁。集体经济在自我管理方面也得到深化。对大中型企业，中央政府只是给予部分管理权或与地方政府签订利润指标和责任制，但其国有的性质不变。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外，趋向私有产权或“真正”的社区产权的所有权改革在所有部门频繁进行。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推进，一个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出现了，主要指集体经济、乡镇企
5、业、个体经济，与中国香港、台湾省、海外华侨以及外国人的合资企业等等。改革以来，非国有部门对中国经济业绩的影响是显著的。中国 GNP的年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部门。在同期，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比非国有部门低了很多。非国有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在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是既非“国有”也非“纯粹私有”的企业在发挥重大作用。某种形式的“准私有”和社团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着力量。本章的内容将围绕上述改革进程进行，目的是就中国企业渐进式改革中的某些关键因素进行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工业企业中曾普遍实行的承包制为对象，就工业企业产权安排、国有企业福利制度的改革对生产力的影
6、响进行分析。一、中国承包制产权安排的一个理论模型（一）承包经营责任制提供理论模型的实践基础。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如何争论，理论和经验的证据都有力地支持以私有制为取向的所有制改革。这里的分析同样指出，中国工业企业内部机制的缓慢变化已经引起企业制度朝着这一既定的、更有理性的方向变化，尽管这一缓慢变化还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扭曲。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将产权的某些重要方面从国家手中转移到管理者和工人手中。如允许国有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作为奖金、福利（如住房）或作为工业投资。生产力因这种变革显著地提高了。在现有的文献中，由于非生产性活动，诸如提供住宅、培训以及医疗保护等未被人们适当认识，所以中国企业的生产
7、力的提高程度被低估。我们认为，包含非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中国企业的公有制及高监督费用允许中国的管理者和工人将工业资源转移到非生产的用途之上。中国企业层次的工业样本的估计显示，如果不考虑附加福利，国有企业的产出将比集体企业的少60左右；反之，将附加福利当作产出，生产力差距将减少，但仍然稳定在30水平上1。在工业部门，改革通过承包责任制取得长足的进步。在承包制中，有两个关键的机制要素。一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润分享；二是企业自主权的确立。企业自主权允许管理者对生产、投资、销售和补偿做出决策1。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承包责任制有效地将产权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那里转移到管理者和工人手中。许多
8、学者指出，承包制刺激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并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但是，对这种新的机制和激励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提供严格的分析模型和系统的实证研究尚属少见。本节研究以承包制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可用于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业绩进行经验研究。这个理论模型集中探讨承包制的所有制问题，并且严密地讨论所有制结构与中国企业行为的某些独有特征之间的联系。特别地，该理论模型考察了所有制结构怎样产生追逐附加福利的动机及附加福利的扩大怎样地影响了生产力2。（二）模型建立的产权结构透视。在讨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谁是所有者。官方认为，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这是虚空的；国有企业的正
9、式所有者一直被确定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和工人却能从他们对企业经济资源的控制而获得稳定的附加福利，所以这里又将管理者和工人视为隐性的所有者。第二步是找出所有者怎样拥有以及拥有什么。在西方公司中，所有者通过持有公司的股份而拥有机器、厂房、土地以及产生于这些要素的收益。持股人不仅索取剩余利润，而且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买1 详见下节。卖股票，以及对重要的公司决策进行投票来控制公司。对中国企业而言，由于经济组织所有权方面的法律、条例尚未出台，企业生产要素所有权界定得不清楚。相反，中国政府倒制定了许多条例和政策指挥企业资源的运用。因此，在中国体制中，有必要区分作为剩余利润索取权的所有权
10、和作为企业控制索取权的所有权3。在本研究中，所有权结构是指剩余索取权如利润的安排。而控制权则被认为是各种形式的管理自主权以及对此自主权的限制。理论上，所有权结构的定义应与真实的或金融性的资产相关而不是与利润流量相联系。可是，由于对资产的产权未予很好地界定，加之这些资产在其中交易的资本市场实际上不存在，所以，对于中国的企业谈论资产所有权不见得比利润所有权更有用。既然上缴利润水平通常与政府的原始投资相关，那么，建立在利润基础上的所有权结构指数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与建立在资产所有权之上的指数相关联。本模型所设立的所有权结构指数为：所有权结构指数：上缴给政府的即期和预期的未来利润比率的加权平均值4按中国的
11、法律和行政区划，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城市集体所有权、乡镇和农村集体所有权。上述建立在剩余索取权基础上的所有权结构也与这种所有权的分类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率通常比城乡集体企业要高。在集体所有制中，大型城市集体企业的利润上缴比率比小型乡镇集体企业的高得多。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存在着许多体制性的区别，这些差别与不同在长期预期利润上缴比率中可部分地体现出来5。在所建立的动态模型2中，每一时期的所有权结构指数不仅依赖于利润上缴比率，而且依赖于可预期的未来比率。人们很自然地把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视为稳定的体制参数。这一参数，一方面不会随年复一年的利润上缴比率的波动而有大的变化；另一方
12、面，它却对关于利润上缴政策的长期变化较为敏感。将可预期的未来利润上缴比率并入所有权结构指数因此是合理的。实际上，改革期间国有和集体企业的长期可预期的利润上缴比率有了明显的下降。2 见肖（1991 年 6 月）第 4 章中国工业企业产权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典型事实1：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的利润分享安排，明显地确定了企业正式的和合同性的所有权结构。在中国企业中，利润的占有权是最重要的产权形式，该权利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学者所广泛地认识。每一时期的利润分配方案的谈判都是深入细致的，对这些方案作重大变更十分不易。典型事实2：附加福利6受到非正式地控制，并为管理者和工人“所有”。附加福利在西方国
13、家是竞争决定的劳工综合报酬的一部分。在中国，附加福利更像福利收益。这笔收益的数量及种类不明确，而且在不同企业也会不同；它们不是由明确协议决定的，而是“经双方同意的”企业资源的分享。这些额外福利既不能写进合同，也不能与其他收益交易。虽然政府对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拥有所有权，在现实中这些资产却用来生产额外福利。某些额外福利，如住房，涉及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职工积累准私有财产的渠道。因为企业不可能将已分给职工的住房再收回，尽管官方称住房是国家财产。这里讨论的附加福利表示的是实物收益，如提供医疗保障和居住房产。它有时也包含中国企业中的其他方面，如提高安全性和减少劳动负担。这些隐性的附加福利的索取权大部
14、分为国内外学者所忽视；本研究不仅使中国的附加福利得到重视，而且显示出将它们纳入中国企业行为分析的重要性。典型事实3：价格控制、工资上限、生产定额以及其他行政干预可适当地定义为对企业自主权的限制。行政干预会产生某些扭曲和低效率，但经过改革它们在中国工业活动中的作用在逐步下降。在各种定额和限定以外，越来越多的投入品和产出品根据市场价格来配置，某些干预所以存在，是因为需要在企业间进行收入再分配。干预通常也包括非常具体的产品，如钢材、煤和电力。与对提供附加福利的干预相比，这些干预执行效果比较理想。为方便起见，这里的理论模型不去模拟这些政府干预，但是，一些相关的限制如工资控制，则作为假设被纳入分析模型。
15、典型事实4：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贷款分配、补贴和人事安排继续对企业施加影响；同时，相当部分企业资源的控制权已经暗地里掌握在管理者手中，且这种控制权并不见诸任何合约。这里集中讨论企业自主权。政府施加的控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已获得国内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广泛重视。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走向分权化，随着经济资源在较大程度上为管理者控制，研究管理者在新体制下的行为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中国管理者通常将其主要精力投放在非生产性活动上，如分配和维护住宅、监督菜篮子和医疗服务，甚至要解决职工内部纠纷。所以，这一研究要把管理者的非生产性活动纳入中国工业企业正式分析之中。（三）模型的理论结论。表达新产权结构的动态模
16、型已如上所述。从中可以引出若干重要的理论结论。理论结论1：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企业自主权以及提供实物附加福利等为主要内容的承包责任制，比改革前的计划体制更有效率，但不如私有财产体制有效率。在承包责任制之下，管理者和工人获得了附加福利的全部边际收益，但只获得全部生产活动的边际收益的一部分。政府在监督工作努力程度、干预附加福利以及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等方面有点力不从心，新的体制必然会激励工人将人力资本或劳动努力从全部生产性活动转向对附加福利的生产。根据理性原则从事活动的工人将使其个人回报等于其边际努力，但却使得工业利润生产的社会边际收益不相等。在均衡条件下，这种扭曲的程度与当期和未来企业对政府上缴利润的比率等条件直接相关。理论结论2：在承包制之下，所有权结构如上所述，按照当期和预期的未来上缴政府的利润比率来定义决定了中国公有企业中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政府索取的上缴比例过高将减少资源在生产性活动上的使用，并使这些生产性活动缺乏效率。因此，国有企业比集体企业更缺乏生产力。不论企业怎样追求非生产性活动，上述结论都能成立。附加福利的数量被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