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的背后:沈垚西北史地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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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学”的背后:沈垚西北史地学述论郭丽萍清道光年间的西北史地研究被后人称之为一时之显学11。显学的征象是一批批名显于世的学者出现、一部部成就斐然的著作问世。当时显学名家中徐松、 张穆、魏源与龚自珍等人最为后世所关注,但于当时显学形成卓有贡献的江南学 人沈垚常被忽视。与徐松、龚自珍相比,就社会地位、就学术影响,沈垚在当时 都是学术界中的小人物。 但沈垚治学之路的选择与发展,折射着当时西北史地学 研究的一种走向,沈垚与友朋的交往录正是一部时人就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交游 史, 沈垚对于学术的反思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与痛苦也正显示着“显学”背后的困 惑。一、成名之作新疆私议沈垚(1798-1840),字子敦、

2、又字子惇,浙江乌程人,道光十四年(1834)优 贡生。治经长于礼,精于舆地之学,游幕于京师,先后为徐松、姚元之、沈涛、 徐宝善等人修书,屡试不中。年四十三,卒于京中。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 献,著有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滱南诸水考等。 沈垚是一位沿着传统舆地学的理路、 在乾嘉学术的脉络中成长起来的江南学 人。青少年时期,足不出乡里,“游览所及,远不过百里,近才数十里”。12 其学问的积累与成长深受同乡前辈张鑑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垚曾向张鑑当面请教 西夏地理,并从张处景钞旧本范文正集中有关地图。13沈垚对于蒙元史的 研究承学于施国祁, 深悉沈垚治学渊源的张穆就曾言“北研者,乌程老儒,

3、孰于 金元掌故,子惇尝从问业也。”14 所以沈垚早年治学“尤精于舆地之学”15, 其著作大都是传统舆地学之作。 有对于传统地理学典籍的释补,如水经注地名释、元和郡县志补图;有 以助益于读史为目的的诠史之作,如宋神宗用兵西夏论、宥州答问等; 有对地名山川的纯粹考释,如六镇释、葱岭南北河考、漳北滱南诸水 考等。 从以上著作来看, 对古代地名所在及变迁的考释内容、旁征详考、 梳句栉字 的考释方法、 助于读史的研究目等诸多方面都是传统舆地学的一脉相承。因受张 鑑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垚关注眼光集中于历史上的西北地区,他所考订的宥州、 六镇、葱岭南北河等都在西北, 水经注地名释所论富平县故城、上河峡、薄 骨

4、律镇城、胡城、汉城、廉县故城、卑移山都是西北旧地;16元和郡县志补 图成河西节度使图三幅、北庭节度使二幅,也是关涉唐时西北故地。17所以他 “初见徐星伯先生, 即问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18这样极 专业的问题,由此可见他早年于西北史地之学识已有相当的积累。 不过,沈垚成名之作是新疆私议。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八年(1828),所 论新疆地区自道光初年张格尔之乱发生之后,一直是朝野所重之焦点。 徐松即因 此事而以回京遣员的身份受到新即位道光皇帝的召见,并因“奏对西陲情形甚 悉,赏内阁中书”,19在士林中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 不相见恨晚”。110当时与徐松同时探讨西北史地者有龚

5、自珍、魏源、姚元之等 人,由此,“显学”之势初步形成。新疆私议不仅论及问题为时人所关心, 且其行文的议政风格也颇合于当时学风之新趋向,即治学以经世。回溯沈垚的治学路径,早年“究名物而弃微言”111,后受游学在京的好 友张履影响,112意识到“垚好用心于琐屑纷赜之处,颇亦自知其误”,113对考据学的反思,也进一步刺激了沈垚的用世之心,新疆私议即产生于作者这 样的学术背景之下。 当时京中已有学者开始对乾嘉学风的反省,主张舍考证之细与详, 求义理之 大与通。龚自珍与魏源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张格尔之乱已经消除,但清 朝对于西北统治政策尚在探讨之中。于是,怀着经世之志的学者大都对此事极关 注。沈垚

6、即是以汉唐元明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有大臣主张的捐西守东之说,认为 “祖宗开辟之地,尺寸不可失,”114指出回疆之乱,在于“镇守诸臣,不讲求于屯田积谷之道故也,”115讲求屯田,所以言水,于是,生长于东南、足不越 关塞的沈垚从典籍中考订南疆水道情况,并在新疆私议后附上葱岭南北河 考。 今读新疆私议 ,其思想与同一时期龚自珍与魏源的文作有惊人的一致之 处。在新疆私议问世之前后,魏源即在道光六年(1826)写有答人问西北 边域书,116龚自珍于道光九年(1829)撰有御试安边绥远疏。117三文 同样由以史为鉴的理路, 作现实议政的言论; 同样从反思历史的角度, 强调尊重 少数民族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同

7、样以内政治理的思路, 反对“捐西守东”之 议,主张西域的屯耕自给。 此时,沈垚与龚自珍、 魏源并不相识, 在这君子所见、 不谋而合中, 三人表达出同样的识见与思想。不难想象, 默默无闻的沈垚很快会 因新疆私议而为世人所知。 新疆私议 在学者中的传播得益于张履与王鎏二人之努力。这一文章完成 的当年,沈垚就将其寄给时在京中张履,118开始在学人圈中流传,徐松看到的 当是这一抄稿。 张履与魏源、龚自珍有交119, 也曾促使沈垚对考据学进行反思, 张履所看重的正是新疆私议的经世意义。新疆私议的初刻本是由王鎏附 刻于自己的著作 钞币刍言 之后刊行,并“广赠同好, ”120最迟在道光十一、 十二年(183

8、2)间,许瀚等人已经读到这一刊本。121在与钞币刍言同刊的事实中,可见在王鎏等人眼中,二书自有相似之处。钱币刍言一书,是王鎏 “积思三十年, 旁搜广讯”122而成之作, 通过作者自己“谓三代以下惟钞法可 以富国富民,救井田之穷”123的初衷、沈垚“接读大著钞币刍言,具悉济世之苦心”124等陈叙,不难看出这一文作的经世之义。 于是,沈垚这位远在江南的后生新进开始为京中学者所认识,后经徐松的极 力延誉, 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尤其在与徐松相熟的文人士大夫中一时小有名气, 由此得以入名宦之幕, 得以与当时著名学者交游, 并最终有机会进入当时西北史 地学问研治的中心北京。 道光十二年(1832)视学浙

9、江、主持岁试的何凌汉是徐松的进士同年,在京 时与徐松过从甚密,其子何绍基也常与徐松谈天论地,切磋金石文字,125何凌汉在京时, 已听说过沈垚并对其学问赞赏有加,所以当“湖郡校官上诸优生,籍 无君名”时,何侍郎却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郎乃言曰:吾在京师,闻湖 州沈垚学识为浙江第一而报优无名,何也?”后在考试中沈垚被何凌汉拔为第 一。126对此许瀚有更生动的记述:“夏五月,襄校湖州经场,得一卷,字画奇 古。考证精而文词雅,非绩学不能。覆案其名,即沈子敦也。连试古今文,学皆 冠场。”127道光十三年(1833)科试时,继何凌汉为浙江学政的陈用光,也“尤 爱君名,”仍拔为第一。128甲午年(道光十

10、四年,1834)乡试,徐松的好友、 曾为徐松校刻华严经音义的徐宝善为主司,129“得一卷,诧为奇绝,以为此必湖州沈垚也。榜发,非是,愧甚。”居然“谒君于寓,谢不敏焉。主司出 闱,先谒举子,为从来所未有。”130由于诸位学官的器重并延揽, 沈垚有了更多的入幕机会。 这是沈垚走出家乡, 与当时更多知名学人共事的开始。他先是与许瀚、苗夔等人同幕于何凌汉,131 后被安徽学政沈维桥132“厚币聘请校文”133,之后,受陈用光赏识而入陈幕 中。134正是在陈用光的帮助下,沈垚终于有了游幕于京的机会,道光十五年 (1835),沈垚筹划了六七年的北游计划终得以成行。他随陈用光北上,三月入 京,由陈用光安排往

11、在谢公祠,日送两餐,生活暂时得以安顿。七月参加顺天府 乡试之后,移住徐松寓处。135二、名家身后的学术新进沈垚最早闻知徐松是在撰写新疆私议前后。当时,徐松已是京中的著名 学者,而沈垚也被京师优越的治学条件吸引着,他意识到“欲为有用之学, 于都 中居为最宜矣,”136“草野苦无好题目,颇怀北游之意,”只因“临行无办装 之资,至都无投足之地”137而没有成行。新疆私议问世后不久,沈垚即通 过张履介绍开始了与徐松的交往。 结识徐松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机会,都深合于沈垚的求学意愿。 所以初至北 京一年余的日子, 成为沈垚短暂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陈用光与徐松 “到处延誉,”138使沈垚享受到“友

12、朋之乐,颇不寂寞,”139他很快成为 京中西北史地学人群中的重要一员。他曾与俞正燮、何绍基、何绍业、许瀚、王 筠等人期日而集,在何绍基家结识了另一位西北史地研究者张穆,二人相见恨晚, 沈垚也由此发出“垚故于知名之士,不敢妄兴投契,而心求有性情者乃与订交, 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舟一人”140的感叹。如果说文酒之会是“不言学,学已存 矣”141,而在徐松宅第间的聚会却是以学问切磋为主题,在这西北史地的聚谈 间,沈垚常常是主角之一。142 京中官私丰富的藏书, 也使沈垚一时间眼界大开。 徐松是一个学问家, 也是 当时京中有名的辑佚家、 藏书家,家藏典籍丰富, 这一点当时居于京中的龚自珍 曾有诗为证14

13、3,我们在今天可见徐氏著作的征引中也可窥一斑。正如沈垚所言 “星伯先生家所藏图籍, 多外间所希有。 ”144“古籍缤纷,足资搜讨,”145。 此外,徐松还珍藏一些外间少见的舆图,如乾隆十三排舆图146等。后沈垚为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与道光九域志时“寓内城”,又得见许多一般学 者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 在图籍资料与友人交往等方面的收获使沈垚踌躇满志,他憧憬着未来, 希望 自己衣食有资之后,“留京数年,所欲著之书,或可成一二也”。147但沈垚为 人幕友、寄食于人的身份, 最终限制他的学术发展路向,使他的学问不可避免地 依附于幕主的学问兴趣与学术取向。 入都之前,沈垚受知于人的缘由是“学识第一”,其中的

14、学识其实是他早年 积累的考据学与舆地沿革的研究功底。到京以后,京中以徐松为代表的文人士大 夫对于地理学,尤其西北地理的兴趣,给了沈垚才学以用武之地。于是,他走向 “专办地志”148一途,曾先后为姚元之修国史地理志、道光九域志, 为徐宝善撰补修一统志的新疆部份、为沈涛撰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 等。149由此他沦为了名家背后的学术配角。 在他所撰的著作中, 沈垚虽在尽力地体现着自己的学识与见解,他所编道 光九域志颇有新意,能“变一统志之体,每府州县下,四至八到都据到城而不 据到界。”150他为沈涛所撰的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151能以史释碑,以碑证史,其间显现出深厚的蒙元史研究功力。但是,无论是寄

15、食于徐宅,还是 为姚元之、徐宝善编书,都基本是幕主学术路径的延伸, 而较少自己的主动选择。 在为他人代笔捉刀过程中, 他也完成了自己不多的名山之作。不过,沈垚的这些 著作活动只能是围绕徐松之著述而展开的。 应该说沈垚的传统舆地学的研治与徐松的学术路向是十分一致的。都是传统 史志研究的延伸,都接续于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的研究。沈垚早期的代 表作葱岭南北河考与漳南滱北诸水考中所资典籍如汉书、唐史 中有关志传部份、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北史、魏书地形志、 欧阳圭斋的 高昌偰氏家传 等均是徐松著作最基本的史料,沈垚对于西北地理 尤其是西北水道的研究兴趣也与徐松十分相似,所以二人易于沟通与交流。 沈垚 与徐松的书信往来内容基本围绕着西北史地研究而展开,先是就葱岭南北河152、西夏之疆域的探讨,153之后有就安澜志154与河南志155的讨 论, 其中沈垚为徐松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而徐松也为沈垚释疑解惑, 使沈垚“今 读先生书而恍然矣”156;二人还有资料与著作的交流,徐松是因沈垚的新疆 私议而认识沈垚的,“凡其所述”而“深是之”157,随后徐松就将自己已刊 新疆赋一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寄给沈垚158,沈垚从张鑑处景钞旧本范文正集 中一有关地图, 使徐松“得是图, 而西夏之疆域可得其厓略矣”。159从传统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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