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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标准宪法时代现代宪法是现代社会的存在。虽然有雅典城邦宪法一说，但彼宪法非现代的此宪法，名同实不同。 这就如同中国古代有牛车，牛车亦车， 但它的确不是现代 “车”。 现代宪法出现，一个潜在的社会承认是，人们都承认和接受在保全必要自然权利基础上，过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建立分权制衡的政府。这种有组织社会生活的目的，在于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安全。因此，通过宪法承认政府的必要性，是现代宪法包含着的潜在社会承认。这就意味着，人们极可能跨过“无宪时代”，进入一种新社会，即“有宪社会”。自从美国宪法首创成文宪法的先例以来，成文宪法的制作，成为法律生产中的流行产品。由于成文宪法的设计
2、和仿制大量增加，宪法的制作活动，愈来愈带上了“技术化”的色彩， 宪法制作本身走上了“技术化” 道路。 与此适应， 应运而生的是一批“宪法制作专家” 、“立宪工程师” ， 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活动。上世纪 80 年代末，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塞德曼教授，在北大法学院讲授法律社会学时，就透露自己帮助纳米比亚制定宪法的经历。现在，我们摆脱萨斯恐惧的眼光，也可以依稀见到伊拉克，欲开动马力，拟在“外国专家”帮助下，进行宪法的生产活动。宪法生产的技术化，反映出现代大生产社会产品制作标准化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社会大生产中的相互借鉴和模仿，映证了社会原体仿习原理。然而，制度产品的标准化，并不是国际政治强权作用的
3、结果，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政治力量，非要各国制作“标准法律”不可。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法律产品标准化的努力，是各国的自动选择，是追求优化法律产品的结果。现在，人们都纷纷研究宪法的机理，认识到宪法是限制公权的法律产品，是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产品。一些既成定式， 已经成为宪法制作中的“标件”，如“ （x 公权机构）不得（ y） ” ， “ （ x 公权机构）应当（z） ” ： “ （公民x 权利）不得（y） ”等。这些宪法规范的产品标件，获得世界各大生产社会人民普遍采购。甚至，由于宪法制作的标件化，宪法的文本美化、加魅化（与“祛魅”相反），特色政体构件和社会公器的配置，最多仅仅是见缝插针，略施小技。人
4、们普遍认识到，如果宪法不是标件的组合，仅仅是充斥着加魅装饰，这样的所谓的宪法产品，使用起来极不可靠，一定会暴露产品设计中的弊端；消费它的社会人民将会感到如白化了银子，购买的是一个摆设似的大废物。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玩物性产品，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政治玩具，是“无宪社会”销售的“强生牌”或“人民牌”奶嘴宪法。吾把宪法视为一种可以通过动力机制运转的东西。鉴于它通常被设计为公民权利的保护装置，为提高其性能，将其定位为一种位居我们常人生活之上的装置；由于它要监护一国公民权利，吾将宪法视为一种仅次于自然神的飞翔之物，与天使为伍。盖因此物，系由人造，因此我将此物，仍然定位为一种凡物，一种通行法律产品，而不是
5、因它将与天使为伍，便轻易将其神化， 追寄超验之维， 进而将制作和完善宪法产品的“工程师”， 也不恰当地神化。查尔斯。 A.比尔德的宪法学研究表明，人类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制宪代表中，公债利益集团代表、从事土地投机的动产利益集团代表，生息动产利益集团代表、工商行业的动产利益集团代表、奴隶主利益集团代表，充斥着制宪代表的行伍，他们在世俗社会的眼光下，难道都是天使般的人物？鉴于宪法是监护人类生活的法律产品，是给公民生活带来安全和自由的法律，是有效组织社会的法律，它必然需要飞翔在我们的生活之上，是“飞得起来的法律” 。当它停留在法律制度的生态园中之时，或许真有宪法学者王磊所云的“香气”。这个法
6、律产品的标准化制作，因此在制作技术上，就会考虑如下一些问题：1、大量使用限制权力的规范标件；2、大量使用维护权利的规范标件；3、设置保障上述标件联动运行的动力发生标件，设置违宪审查机制；4、大量去除附属赘物。作为在我们生活上空“飞翔的法律”，根据“空气动力学”的机理，它必然趋于科学化、简洁化的设计。对宪法而言，一、二、三类通用标件需要大量加装，第四类赘物则需要清除。宪法需要清除非法律规范构件赘物，就如同波音757 不需要安装个五彩巨龙头，使其成为九龙腾飞状：安个“宪法序言”之类的漂亮龙头，看是挺好看，想起来也挺美，然而它只适合“拒绝飞翔的冒名宪法”，适合装饰那些作为摆设的“宪法”；如果再给它安
7、个龙的尾巴，它的确会显现出一条巨龙即将腾飞的模样。这就将宪法的修改和制作，演变成为了东方政治家高超手艺下的工艺品制作，它与世界性的宪法大生产运动完全成为了两种活动。我相信，这样的工艺性再创作，极可能出现在第四次宪法修正活动中。二、标准化生产的延迟任何人都不可失去对其祖国关照，来研究法学。 龙的国家极为奇特。自 1860 年，万恶的帝国主义，以残酷的武力，进犯这个古老国家，打破了它自有的宁静。从此以后，外来者以武力或者其他胁迫方式，对待这个工业落后国家，直至救亡成为它奋斗的主题。由于它有太多的陋习，无法结束这种受人欺凌的可悲命运。到二十世纪中叶，它的奋争已经演化为疯狂：不说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个
8、体，在不断的打击面前，也很难不疯狂。它的疯狂，逐渐表现为自我折磨，它不再爱惜它的手足：人民，甚至用斗争的方式，对待它自身的躯体。这种自残举动，我们经常在精神失常的病患中可以发现。当我们漫行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会吃惊的发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之上，有种种匪夷所思的经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有匪夷所思的人民、人民的奇怪活动。这些并不是这个民族几千年的一贯生活方式的延续，也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存在状态。吾等不得不震惊于睡狮在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危险梦游。这个奇怪国家，曾经长期生活在一种对乌托邦世界的想象之中：如果这样想象，能减轻它的痛苦，我们也不得不适当地给予必要的关怀和体谅
9、。然而，许多人开始与疯狂作战：他们将这样一个病汉，想象成为一个神智健全的对象。这样的对抗，必然陷入寡不敌疯的境地；而我们也不得不开始质疑，这种对待疯汉的态度，是否就真正妥当。是否应在它清醒的时刻，用对话代替对抗？由于祖国的衰弱，它不断阵发其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八、九年就会发作一次，这渐成规律。许多年过去了，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它开始温和了下来。只是在它的局部，还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小动作；整体行动，略显怪异。然而，这100 多年以来，它没有今天这样温和过，没有这样思念过它祖先传下来的文明，没有这样好奇地看待外部的世界，也没有这样，突然回忆起它还有人民。如果你愿意考问它，如问：经济怎样搞？它
10、说：市场经济；如问：国家怎样搞？它说：依法治国；如问：社会怎样搞？它说：建立政治文明；如问：人民怎样办？它说：以民为本。知道这些答案的人，一定会奔走相告。这些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答案的回答，证明上世纪中叶以来，它所患的恶疾正在消失。虽然，它手中还莫名其妙地、日夜相伴地拿着一杆专政的铁棒，让广大医学工作者，不敢在此种情形下，签出“病愈”的结论，但是大家也日益地看到，那是它“峥嵘岁月”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是完全痊愈前心灵的一个寄托。在这种情形下，希望它在宪法第四修正案中，作出“彻底理性”的选择，是不现实的，就象对一个康复期的病患，不宜让他干太多的活。因此，人们需要抛弃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种种过高的期盼，应当让它在神智许可的范围内，去做它“喜爱做”的事：它想将政治文明写进去，让它写吧；它想让公民财产权利保护写进去，让它写吧；它想将“朋友胡适之”的肖像乃至三两句所谓的名言警句，挂进这个暂时飞翔不起来的工艺品中，就让它挂吧。东方模式下标准化生产的延迟，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国不急，民不急：坐地日行八万里。社会疯狂逐渐成为世界的表象。在这个开始间歇性装疯的时代，在这个让第三世界法学援助队队员塞德曼教授们搞不明白的国家，或许正在准备将最后一件法律工艺品的生产作为“历史纪念” ；它或将在不可预知的某时刻，大声的对你说：“俺 2003 年就是明白人了；让我们一起，现在开始宪法的标准化生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