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霸而王吕氏春秋的学术史分析与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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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霸”而“王”：呂氏春秋的學術史分析與歷史實踐臧知非2012-11-26 14:54:52 来源：国学学刊2011 年 1 期内容提要： 商鞅變法以後的文化政策並非如人們理解的“法家獨尊”，而是富國强兵前提下的兼收並蓄， 並用法律手段把部分士人的理想變成了現實，從而在歷史實踐面前使諸子傳人放棄了對秦的文化偏见，同時也放棄了彼此之間的隔閡，構成了呂氏春秋 的學術基礎。秦始皇雖然没能像呂不韋希望的那樣把呂氏春秋的政治主張付諸實踐，但是第一次把呂氏春秋的“聖王”說和“五德終始說” 與現實政治運作相結合， 深深地影響了秦朝的歷史命運，並爲歷代帝王所繼承。这一過程體現了戰國時代思想和政治的關係以及知識

2、分子價值觀念的變遷。关 键 词：商鞅 文化政策呂氏春秋兼收並蓄歷史實踐作者简介： 臧知非，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班固漢書藝文志 將呂氏春秋 作爲雜家的代表作， 其特點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即爲了“王治”而博采百家之長而自成體系。当然，諸子大都有自己的“王治”，儒、墨、道、法，陰陽家均然，儒、墨、陰陽家尤其以“王治”之說擅長。但是，它們的“王治”大都存在於過去的理想中而缺少現實性，而呂氏春秋的“王治”則面對現實：根據秦國的歷史和現實實踐， 論述即將到來的大秦帝國的治國方針和統治? 圖。遺憾的是，呂不韋的這一套理論和嬴政的治國理念不合，隨著嬴政的親政、 呂不韋的自殺而

3、束之高閣。 這是古今學者的共同看法， 確有其歷史基礎和學理支持。但是，僅此是不够的， 因爲人們普遍忽略了 呂氏春秋 成書於秦的學術基礎和對 ?秦朝政治實踐的影響。 這不僅關係到對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文化政策及其實踐的認識，也關係到呂氏春秋對秦朝政治實踐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分析。本文所說的學術基礎， 包含兩個方面的内容： 一是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政治實踐與諸子之學的關係， 二是六國士人對秦態度的轉變問題。之所以討論這兩個問題，是因爲呂氏春秋的問世，和呂不韋的學術視野、政治識見、政治地位固然有關，但是，與商鞅變法以來的文化政策、諸子之學與秦國政治實踐、東方士人對秦國認識的轉變以及諸子之學的共同的政治追求

4、，都有著深刻的關係， 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了呂氏春秋的成書基礎。關於諸子之學的政治共性，即實現社會秩序化、天下一統，這是學界共識，不予重複。對於商鞅變法以來的文化政策、諸子之學與秦國的政治實踐、東方士人對秦國認識的轉變，則是有待於深入討論。本文先從這個問題說起。一一般認爲，秦爲後進之國， 在先秦諸子争鳴過程中是文化沙漠，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個中原因，就包含了東方各國對秦國文化落後的蔑視。商鞅變法以後， 秦一躍而爲七雄之首， 雖然兵强馬壯，但在思想上法家獨尊，價值上見利忘義，被六國士人所排斥，在文化上視之爲“夷狄”，在政治上視之爲“虎狼”。這種評價一直延續

5、到漢代，也影響到現代學者對秦文化的認識。所以，本文首先分析對這一歷史現象，然後纔能把握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的學術走向。從文化層面以“夷狄”視秦者以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爲代表。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敗秦師與殽。”公羊傅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穀梁傳云：“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春秋昭公五年記“秦伯卒”。 公羊傳 謂：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 匿嫡之名也。 其名何，嫡得之也。”按諸史傳， 孔子編春秋，謂“夏四月辛巳， 晋人及姜戎敗秦師與殽” 、 “秦伯卒”云云，不

6、過寫實而已，不存在公羊氏和穀梁氏所說的“夷秦”或“狄秦”的問題，所謂“其謂之秦何？夷狄之” 、 “不言戰而言敗， 何也？狄秦也” 云云，純粹是公羊氏和穀梁氏的附會，這些前賢早已指出，這裏無需多論。但是，這反映了戰國中後期以儒家學派爲代表的東方士人對秦人和秦國在文化上的排斥。儘管這種排斥是以秦國後進爲歷史基礎的，因爲西周時代的秦人被周王室遷之於西北邊陲，以牧馬爲事，其生産和生活帶有一定的戎狄色彩。但是，今天我們不能繼續沿用古人的眼光看待秦雜戎狄之俗的問題。因爲反觀東方各國的歷史， 無論是齊國、晋國、燕國，還是吳國、楚國等等，在其建國和發展過程中，無不雜糅了當地原居民的文化， 衡以後來的夷夏之防，

7、 他們無一不沾染著戎狄或者蠻夷之俗。秦人在商朝的地位本來高於周人，貴爲諸侯，商亡之後纔被貶爲附庸，但在秦人的心目中並未忘記昔日的輝煌而積極東進，大力吸收周人的禮樂文化， 春秋時代早已贏得諸侯們的普遍尊敬，特別是在秦穆公的時代， 東方各國並不因爲秦穆公稱霸西戎而視秦爲夷狄。其時之秦國和晋、 楚、齊等諸侯大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是相同的，並不存在後來意義上的夷、夏之防。祇是到了戰國時代，東方各國先期完成了社會結構的轉型， 而秦還在歷史傳統之中艱難跋涉， 國力衰微，纔爲東方各國所輕視，而“夷翟視之”。這兒的“夷翟遇之”並不是因爲此時之秦國保留著多少戎狄文化習俗， 而是指失去了春秋時代霸主的輝煌，處於民貧

8、國弱、落後挨打的政治、軍事地位而言。若從習俗上看，一定要把不符合儒家禮樂文明的習俗稱之爲戎狄蠻夷之俗的話， 衹要稍稍對史記貨殖列傳和 漢書 地理志對先秦風俗文化的叙述略加比較就不難得知：有戎狄之俗者絕非秦地， 無論是燕趙大地， 還是齊魯之邦， 無不如此，更不要說楚國和吳越地區了。 所以，公羊氏和穀梁氏用的是戰國時代的思想觀念穿鑿孔子思想，因爲政治上的敵視而在文化上歧視和貶低秦人與秦國。與公羊、穀梁氏在文化上將秦“夷狄”化同步的，是六國策士出於政治、軍事目的的將秦“虎狼”化。在戰國策中有集中的記述。如：戰國策西周策遊騰謂楚王： “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楚策一蘇秦說楚威王曰：“夫秦，

9、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 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 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楚威王以蘇秦之語爲然，謂：“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魏策一蘇子說魏王云： “然橫人謀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 (11) 魏策三朱己謂魏王曰： “秦與戎翟同俗， 有虎狼之心， 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12) 趙策三虞卿謂趙王： “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益。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13) 按諸史實，春秋時即有以“虎狼”

10、喻國喻人者。如左轉文公十三年，士會對秦繆公說：“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14) 這兒的“虎狼”是指晋國君臣用心歹毒而不講信義。左轉哀公六年載齊國國氏、高氏掌權，陳乞僞事國氏、高氏，對國氏、高氏說：“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15) 這兒的“彼，虎狼也”指的是其他幾位不滿國氏、高氏專權的大夫，謂他們心地殘忍，爲了權力，不擇手段。左傳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勸齊桓公出兵救邢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16) 這兒的“豺狼”是貪得無厭的意思，也是史傳上第一次把貪得無厭和 “戎狄”聯繫在一起， 意味著貪得無厭是

11、戎狄的自然屬性，帶有一定的部族歧視成分在內。將策士之詞和左傳諸語稍加比較就不難看出，策士們稱秦馬虎狼，包含了兩重意思： 一方面謂秦貪得無厭， 必欲兼併天下而後快； 另一方面說秦的虎狼之心是因爲其文化落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不過，祇要從歷史的角度，將秦國和東方各國稍作比較， 我們就不難知道，此時的秦國早已不存在什麽與 “戎狄同俗”的問題，就像春秋時代的齊、晋諸國曾經被稱爲“虎狼”一樣，此時的東方各國的政治實踐也不存在什麽“禮義德行”的原則，如果國力强大，一樣地貪得無厭。所謂的“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云云，不過是策士

12、們爲了合縱的主張援引儒家的公羊、穀梁氏之說，將秦國“虎狼化”而已。儘管公羊氏和穀梁氏之“夷狄視秦”是出於學派的執見，策士將秦“虎狼”化是對秦國兼併戰争的誇張， 但是，對社會輿論的影響不容小号码覷，特別是在漢初興起的過秦思潮中， 隨著對秦政的批評和儒學影響的擴大，人們不約而同地沿著公羊、穀梁氏和策士們的評價作爲過秦的思想原點並予以泛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賈誼和司馬遷了。賈誼在陳政事疏中云：商君遺禮儀，棄仁恩，並心於進去，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得色；母取箕掃帚，立而啐語。抱哺其子。 與公姘居；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

13、 ,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17) 賈誼藉古諷今，所說“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得色；母取箕掃帚，立而啐語。抱哺其子。與公姘居；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云云，決非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歷史，而是站在儒家禮樂制度立場上， 以批評秦政爲名， 對戰國至西漢初期而以西漢初期爲主的社會風俗的批評， 而歸因於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制，這不能作爲判定秦國歷史存在的依據。如果說“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即强制分居制度是商鞅推行的話，那麽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得色；母取箕掃帚，立而啐語。抱哺其子。與公姘居；婦姑不相悅， 則反唇而相稽”

14、 云云就不是秦國的問題了。 這些，祇要看看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關於各地風俗的叙述就不難明白。因此之故，秦始皇統一之後，鑒於六國風俗不醇，纔大力“匡飭异俗”，表彰節義。 (18) 司馬遷是春秋公羊學傳人，其價值觀受儒家影響較大，在編纂史記過程中難免受到公羊派的影響，對秦人、 秦國和秦朝的制度、 文化的評價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性，在史記六國年表序中評論說：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亹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 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

15、 然卒併天下， 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19) 司馬遷是站在政治立場上說 “秦雜戎翟之俗” 的，理由是秦立國伊始就實行祇有周天子纔有資格使用的祭天典禮；謂“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 則立足於軍事。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的評判顯然是春秋公羊學的延伸，並進一步的歷史化，是對公羊傳“夷狄視秦”的歷史論證。這種評判，反映了六國部分士人對秦國文化和政治的排斥，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分析秦文化特點的歷史依據，現代學者們將重實效、 輕言談，重事功作爲秦文化特點並概括爲功利主義價值觀的時候，依然可以看到公羊、穀梁和戰國策士們的對秦人和秦政評判的史影。(20) 二然而，當我們跳出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定

16、勢和固有看法，用歷史的眼光考察秦國文化政策及其實踐的時候， 我們又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 在東方各國的部分學者和策士們視秦爲夷狄或虎狼的時候，另有部分學者紛紛來到秦國， 在秦國把自己的理想變成了現實。 商鞅入秦並使法家學說在秦生根開花自不待言，就在商鞅變法以後， 入秦的六國士人也不絕如縷。在秦國的政壇上， 無論縱橫捭闔的外交家，還是一般的技術官僚， 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六國。 如人們津津樂道的秦重用客卿就是明證， “客卿”本身就是六國士人的一部分。(21) 如果說秦國所用的客卿屬於權謀之士， 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士人的話，那麽，諸子傳人在秦國大顯身手更是所在多有。活躍於秦國外交舞臺的就是縱橫家者流，張義是最典型的代表，無需多說。 曾經和儒家並列爲顯學的墨家起碼有一部分即“從事”一派在秦惠王時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呂氏春秋中去宥和去私所記載的兩個故事都反映了這一事實。去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