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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提示： 7 月 18 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 101 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温家宝、 王岐山、 陈锡文、 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 毅夫 ” 、“ 锡文 ” 、 “ 岐山 ” 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 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 点钟必须得走。 ”原标题：九号院的年轻人“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开放、 包容、平等，在王岐山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留
2、下印记，在特定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本刊记者林珊珊杜强发自北京1990 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 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23 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 清代礼王府 ” 的石牌。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 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 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 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 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
3、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 1982 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 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 文件 ” 早已无法 “ 治国 ” ，但在 1980 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 他破格培养， 委以重任。 ” 多年沉浮后， 曾轰动一时的“ 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 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年
4、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 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 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 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 ” 他很肯定。“ 改革者 ” 后来散落各方。 2002 年，杜润生 90 岁生日， 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 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一名受访者乐观地
5、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 年代的改革氛围。历史性的遇合“ 我们这一代人， 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 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1979 年，翁永曦31 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 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 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 思想解放 ” 。 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翁永曦喜欢交
6、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 四人帮 ” 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 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 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 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 1979 年夏天，安徽参事
7、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陈一谘也是1979 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 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改革从何入手？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谘似乎看到了线索。他很高兴， 把材料交给 胡耀邦 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1980 年，陈一谘跑了14 个县，调查了3 个月。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朋友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 杨勋、 江北辰、白若冰、张
8、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筹备。早在 1968 年秋，20 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 包产到户可以增产” ，招致牢狱之灾。 如今，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1979 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自1955 年被打为 “ 右倾分子 ” 后的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 不许包产到户 ” ，已在这年9 月改为 “ 不要包产到户 ”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 不要 ”
9、改为 “ 准许 ” ，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 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 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 。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 “ 包产到户，关系晚节！” 另一些人更为愤怒：“ 辛辛苦苦几
10、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关口， 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他甚至不是党员1980 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 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 ” 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火车临开前，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在当地，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当晚海阔天空，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 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
11、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翁永曦感到吃惊，“ 一个白丁，最底层的干部，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 我说我们还有3 个人，是个 ,康拜因 ? ，一块参加行吗？ ” 翁永曦回忆说， 在 80 年代的聚会中， 自己和王岐山、 朱嘉明、 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 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 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此后， 翁永曦、 王岐山、 朱嘉明、 黄江南就常一
12、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 “ 四君子 ” 。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 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 年 2 月，陈一谘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学生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成立前一晚，张木生借到了经费，寒夜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说：办好了！成立会上， 邓力群
13、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1981 年夏天，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回来后又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 年 1 月 1 日，文件宣布：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结束了30 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二十多年后， 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
14、他自知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文件付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 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甚至不是党员。九号院重塑了他们“ 起草反对包产到户文件的人，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动包产到户的人？” 赵树凯反问。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问题，当时只沉浸于“ 总参谋部 ” 的氛围中。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他喂牛、赶马车，也听村人说，农民不是人当的。他时常惶恐， 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1978 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4 年后，他来到九号院，成了一名秘书。那年夏天， 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他时常收到办公
15、室主任高文斌电话：通知XX 部长明天来开会。他很惊讶，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 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赵树凯感叹。在受访者的描述中，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某个春节过后， 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 是刘源、 万季飞等人。 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 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 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
16、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 1982 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 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 的，是王岐山。在 80 年代的相会中， 王岐山展现了 “ 广泛交往 “ 及“ 很强的组织能力” 。赵树凯注意到， “ 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 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 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 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 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1982 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 这套图书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