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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 0 7年第4期下半月总第2 8 8期S学 习 月 刊从学校的发展史看,文凭是学校向受教育者颁发学业完成等级的一种证明书。尽管教育扩大了中等阶层升迁的门径,但教育文凭对社会等级结构的再生产、复原和巩固的基本功能依旧没有改变。学校永远不会将那些面对人类文明成果无所适从、不知所云的学生与那些享受良好教养或禀赋优异的学生放在一个平面上一视同仁。学校习惯于通过一系列各种考试、智力测验、 分类活动的长期熏陶 , 使乐意读书的人获得一种默契感,即把外在的社会分类意识内嵌入个人成长的习性与品格中。学校扮演着合法社会文化的制造者和控制者,成为颁发教育文凭 等 级 的 权 力 机 构 , 完 成 对 学
2、生 “ 优 、良、 中、 差” 顺序的评定与等级的排列,替 政 府 强 化 社 会 分 层 的 政 治 伦 理 意识。高等学校作为现代社会网络中的一个非常显性的重要纽结, “ 承担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大公共责任” , 是传承和掩饰社会文化的合法机构,肩负着传授专业知识技能的职能,充当个人收益分配等级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 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过程, 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价值的传承,还是获得高收入与显赫社会地位的象征。实际上 , 当 代 社 会 的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的 空间 秩 序 就 是 由 教 育 文 凭 等 级 所 构 建的。教育文凭在社会主流文化意识的发展进程中,充当了能够被
3、大多数人自愿认同并以强制性的灌输形式置于社会价值内核的工具符号。在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二十年里,高等教育仅限于一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精英群体。对多数学习能力中等的人来说, 面临相对地位压力不大。问题是,当大学将5 0 %左右的中等智商学生全部扩招进来时,就大大刺激了人们上大学的“ 虚荣心” 。社会学家认为,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因此, 个体很在意自己占有社会资源的绝对量,而且对其所处的相对地位特别敏感。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上,常会与自己学习能力相仿的人作“ 参照” 只要群体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多,自己想上大学的动机就越强烈。大学扩招对于潜在或可
4、能进入大学的人来说,在规模较大的青年群体中引起相对地位的攀比与压力变化。对那些尚未进入大学的人,高等教育的扩展会通过参照群体刺激他们对相对地位变化的敏感度增强,似乎不读大学就是“ 新文盲” , 更何况教育文凭已成为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 “ 敲 门砖” : 一方面是某些人的参照群体中本来就有上大学的,扩招使他们的参照群体中更多的人上了大学,因此他们上大学的压力和必要性增大了;另一方面是某些人的参照群体中原本就没有上大学的同伴, 他们上大学的压力原本很小, 当大学扩招后参照群体中出现了较多上大学的人,就会使他们想上大学的愿望得以强化。尤其是个体获得的相对社会地位与其教育文凭等级呈现正相关性时, 那么
5、个体的兴奋点必定聚焦在作为身份标志和就业凭证的文凭符号上。文凭符号作为相对地位及劳动力市场的显性标识, 对相对地位敏感的人来讲, 就会以此为风向标,孜孜不倦地追求更高等级的文凭符号,从而引发整个社会对文凭的追捧, 染上“ 文凭病” , 即人们争先恐后去获得文凭而引发的教育过度、高学历者失业、 文凭贬值等现象。如今盛行的“ 教育平等” 使人们很看重文凭符号, 上大学等同是有知识、 有文化、 有身份的象征, 但又不愿通过艰苦学习来体验此文凭与彼文凭之间的 “ 含金量” 差异。探求科学知识的教育蜕变为追求文凭的教育,相对教育质量的水平普遍下降,受教育者关心的只是能否获得“ 证明自己曾经在大学里呆过的
6、一张凭证” 。这些给多数年轻人颁发高等教育文凭的学校,不能很好把握知识转换为智慧的深度,仅灌进了满脑子对择业技巧的粗俗需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非是向雇主提供选择手段而已。“ 不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的政策导向, 更多时候怂恿了“ 攀比与模仿” 的心理,非理性举债投资高等教育,以致“ 国家助学贷款项目” 无力在毕业后靠工资收益正常还贷, 这恰好也是“ 文凭病”流行的社会原因。在我看来, 当前劳动市场招聘中出现的 “ 唯学历论” 、 “ 名校情结” , 正是当今“ 文凭病” 在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众所周知, 高等教育扩展的外部性,导致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购买需求的快速增长, 其结果伴随着
7、教育规模的膨胀。教育规模膨胀,一方面是学业成绩分数的膨胀,即高校毕业生在校学业成绩分数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迷失郑淑芳“文凭病”一、 教育文凭的社会价值二、 “文凭病” 引发教育价值贬值校 园 之 声X I A O Y U A N Z H I S H E N G1 1 52 0 0 7年第4期下半月总第2 8 8期S学 习 月 刊的增长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的水准。综观分数膨胀的原因, 与教育市场化、 产业化、 大众化是分不开的, 既来自于社会环境、 招生与就业机制等外部环境的压力,又来自于教师授课内容与方式、考试与成绩记载模式、课程评估机制等内部运行环境。因为学生交了学费成为消费者( 顾客) ,购买高
8、等教育的服务产品文凭, 学校理应努力让消费者满意。每门课程恰似一项商业服务,而那些详尽的课程进度类似一份消费合约,课程分数当然就会成为顾客最关心的商品之一,让顾客满意理应是学校教师的工作职责。从高校毕业生的求职简历中可看到,几乎人人都有高分数段的成绩、都有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 即是实证。另一方面是在校生数量的膨胀。从招生绝对数量看,从1 9 7 8年至1 9 9 7年用了2 0年时间, 高考招生人数首次超过1 0 0万, 而从1 9 9 7年到2 0 0 2年仅用6年时间, 招生人数猛增加到3 0 0多万人,致使目前高校在校生数已达到了2 3 0 0万人, 规模居世界第一。可见, 教育规模膨胀
9、, 既表现在高等教育文凭颁发的机构与数量太多,又表现在传递专业技能信息的 “ 品种与规格”太滥,导致高等教育文凭质量的“ 虚高” 。由此看来, “ 文凭病” 的流行, 导致教育投资过度,使教育质量与数量的扩张形成“ 悖论” 。其结果是用人单位不再看好大学毕业文凭, 需要再“ 增补” 一个能够体现综合素质的证明书。现行的做法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大力推广职业资格证书, 将“ 双证书” 持有者名正言顺地“ 嵌进” 人才市场的壁龛中。其效果反过来影响着高等教育质量,学生不以学问为对象, 而是以考证为对象, 以学分为目的, 致使大学“ 求真务实” 精神的衰落, 继而使社会不断对大学文凭质量产生 “ 金玉其外
10、, 败絮其中” 的质疑, 最终撼动整个教育根基, 导致了教育价值贬值。教育文凭的社会价值伴随着大众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而得以“ 夸大” , 导致当今社会盛行“ 文凭主义” 。一方面把“ 高等教育入学率等同高等教育成就率” 作为推力, 另一方面把“ 满足人民群众渴望子女都能受到高等教育的愿望”作为拉力, 在这两股作用力下, 扩展教育成为各高等院校自我发展的理性行为。虽说大众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内需不足作了回应, 但不可否认, 由此导致的“ 文凭病”使高等教育发展出现迷失现象。透视近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从2 0 0 1年到2 0 0 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 0 %左右。虽然
11、工作不好找, 但大学招生年年火爆。高等学校从办学规模收入和相对地位考虑出发, 产生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欲望,不计成本地追求学校硬件投资规模、追求扩招后带来的政绩效益,超量贷款与多收费以弥补财务之拮据,导致学校可能陷入金融风险之中。例如,国家审计署发布1 8所部属高校2 0 0 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发现,违规和不规范收费共计8 . 6 8亿元, 高校债务总额7 2 . 7 5亿元, 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 2 %。在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 高校与高校、 高校与个人、 个人与政府之间等一系列利益的博弈链,使中国高校多以层级跃迁作为扩张动力,始终处于规模扩展的狂热与浮
12、躁之中, 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文凭的崇拜, 而近乎迷失大学精神与品牌。可见, 生长在市场经济中的高校,扮演着追求经济效益的“ 经济人” 角色, 高等教育“ 量” 的急剧增长没有让高等教育“ 质” 的方面迅速跟进, 使高等教育发展像瘸子“ 一脚长、一脚短”地拐进了经济效益为先的胡同里。其结果导致“ 大学 合校 不为发展,只为生存” 的迷茫, 这一现象与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极其相似。社会对教育文凭的热烈追求,增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当高等教育从学习能力高的精英群体向那些中等学习能力的群体扩散时, 就“ 像高等教育寻求迅速扩展的按钮, 一旦按下, 就开始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 。一方面,
13、 导致一系列学校产生升格为“ 大学” 的冲动, 这个过程如同保罗福塞尔在 格调 中描述的美国大学扩展那样,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 师范学校、 商业学校等名称和地位提高到“ 大学” , 给予他们颁发高等教育文凭的“ 许可证” , 以满足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另一方面, 导致以培养研究性人才为主的大学产生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冲动与激励, 以示区别于“ 拔苗助长”的大学, 保持相对优势的品牌地位。而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和人才质量下降的逆选择效应,又吸引原本质量较差的那些大学以新的激情和诱惑参与到申报硕士、博士学位点或相关学科授予权的激励和躁动,使研究生教育年年扩招。这样一来, 大学陷入“ 多招生与多盖大楼”
14、 、 “ 跑更名与忙升格” 的怪圈。虽说市场的纠错力可以使高等教育管理者清醒起来, 但“ 集政治与经济意识为一体”的校长, 对教学质量日落之势的拯救,仍然跳不出“ 搞各种教学基地建设、 各种重点学科建设评估” 的巢穴。可见, “ 文凭病” 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迷茫; 反过来, 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迷茫, 加重了“ 文凭病” 的社会传染性。综上所述,倘若不求学问只求就业起薪高的青年学生充满大学校园,那么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文凭数量的不断增产, 大量平庸之辈在“ 流水线” 上制造出来。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市场中检验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最终结果是培养人才的质量保证和保证书越来越名不副实, 整个社会教育水
15、准下降。到那时, 我们将会落于一种后悔莫及的痛苦中。文凭获得者不肯接纳低教育水平含量的工作而形成“ 高学历失业” 趋势; 市场劳动报酬不能弥补在校教育成本,引发智力外流、 辍学率和重读率上升; 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不仅减少还可能降至零, 引致社会人才过度消费、 知识失业,社会教育资源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这无疑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低质量的大学继续以“ 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出发, 以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不足为由,无暇顾及教育质量, 快速扩张膨胀, 将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战略。毫无疑问,高度正视 “ 文凭病”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高等教育发展,已迫在眉睫!S( 作者单位: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责任编辑/夏苗三、 高等教育发展的迷失X I A O Y U A N Z H I S H E N G 校 园 之 声1 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