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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 53经济学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 贾根良 【内容提要】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它还导致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
2、。 【关键词】国际大循环 出口导向型经济 发展模式 城市化 “三农”问题 作者贾根良（1962-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100872） 。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词，始见于王建 1987 年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该文提出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去年被推荐为2009 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 确实， 按照推荐者的看法， 王建提出的这种战略对中国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
3、的正面影响不能被高估，因为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主要是依靠内需而非“国际大循环”而发展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在那时奠基的；只是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得到充分的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这一战略的彻底贯彻，我们才陷入了日益难以摆脱的严重经济困境。很明显，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对其进行深刻反思。 一、 “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
4、构想旨在于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到国际大循环，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从而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以便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 本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JL009）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本文初稿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内部文稿）2010 年第 4 期，在本刊发表时又作了一些修改。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54 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这种战略构想契合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一种深刻变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
5、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许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导致了国际分工的关键性变化：生产和服务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动了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新发展，从而催生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把大量生产活动转移到我国，从而使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激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我国深深地卷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贸易依存度高达 70%，在我国出口总构成中，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高达 50%，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高达 60%。 如何评价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得失呢？绝大多数经济
6、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作是拜全球化之福。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制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那么，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此，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但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遏制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 他们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 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
7、球化这一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甚至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 但果真是如此吗？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强国富民的基础。实际上，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代表着从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兴起之前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兴起之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典型的国际分工形态是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垂直分工，所谓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就是沦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因此，从 19 世纪指导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美
8、国学派和德国的李斯特，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经典发展经济学都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就在于工业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工业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通过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而相继崛起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深谙这种落后国家富强之道。 那么，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让我们首先通过工业制成品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分工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从工业制
9、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深入到工业制成品内部分工的最重要变化。由于模块化生产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归核化”战略把制造的非关键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可以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从事的非核心经济活动；而为了在控制技术专有权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外包就成为跨国公司的最佳选择。但这种外包活动使得制造业的核心部件与其他生产环节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显而易见，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
10、投入等高质量生产活动发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发达国家 高柏：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 年的发展主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文版序言第 10、8 页。 贾根良： 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年第 2 期。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 55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于绝大部分是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跨国公司就像在殖民主义时期开发自然资源一样， 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作为自然资源来 “开发”,如果说当代国际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为主,那么殖民主义时期也是以生产要素为主。只不过殖民地
11、参与国际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资源),而今发展中国家则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并没有局限工业制成品内部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垂直分工，也没有局限于工业制成品本身。对于工业制成品而言，除了产品设计和加工制造外，它还包括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由于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跨国公司一直就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同时，由于模块化生产，服务业和农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上述工业制成品不同质量生产活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特别是在过去被看作是生产和消费不能分离的服务业，也出现了服务提供的不同环节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离岸服务外
12、包的大量涌现。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相对于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的 500 年经济史来说，对于国家富裕至关重要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工业领域，也不再局限于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低技术的产业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某些环节中，例如与高端制造业一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端农业无疑是一国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通过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还能像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那样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
13、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为什么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国家致富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在那时由于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因此，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他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殖民地被锁定在贫困的境地之中。按照同样的道理，由于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发达国家在今天可以通过诱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报酬递减的产业价值链低端，而自己却牢牢地控制住产业价值链的报酬递增部分，同样也能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因此，正是通过对当代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这
14、种透视，我们才终于明白了，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欠发达国家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相继崛起，本质上并不在于他们抓住了工业，而是在于抓住了隐藏在工业背后的本质：只有抓住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国家才能致富；否则，国家将陷入贫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上述逻辑，在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情况下，即使我国高技术乃至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飞速增长，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境地。因为这种出口活动已经丧失了工业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工资，以及我们随后将要谈到的系统协同效应。因此，可以观察到，即使同样是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战
15、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 70%，到 1980 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 30 年时间；而从1978 年到 2004 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 30 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1/20、日本的 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10%。有人可能会说，不要着急，通过产业升级，中国迟早会升级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目前有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 贾根良、秦升： 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 ，载当代经济研究2009 年第 5 期。 王红领： 工资为何远
16、落后于 GDP 增速？ ， 人民日报 （海外版）2006 年 8 月 14 日。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56 研究都是集中在这个方面。但正像历史上欠发达国家从没有沿着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垂直分工链条实现产业升级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沿着工业制成品内部的垂直分工实现从加工制造到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而要达到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首先就要从这个高端入手控制整个产业价值链，就像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通过幼稚工业保护来建立自己的工业一样，中国同样需要保护高端产业并孜孜以求其独立发展，而不是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断生路。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正像历史上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劝诱德国和美国不要建立报酬递增的工业，而是以初级产品生产加入到与英国工业制成品相交换的老式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一样，在模块化生产导致产业价值链出现新式垂直分工的新形势下， 以美国为首的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总代理的 “邪恶的三位一体”给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荐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