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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乐寺及其民族宗教蕴含承德普乐寺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 ，这座寺庙占地2.4 万平方米，在承德外八庙建筑群中属中等规制的寺庙。这座寺庙不设喇嘛，由八旗兵护卫，归内务府管理。整座寺庙坐东面西，与磬锤峰遥相呼应，前半部为汉式的伽蓝七堂式，后半部为一藏式阇城，内供胜乐王佛双身铜像。其布局形制是满清乾隆皇帝采纳内蒙古喇嘛教领袖章嘉国师的建议兴建的。乾隆在普乐寺碑记中详实的记录了兴建这座寺庙的历史背景，碑文中这样写道：惟大漠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恭
2、，俾满所欲，无二心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封建贵族的叛乱活动，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左右哈萨克，生活在葱岭以北的东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摆脱了准噶尔的压榨、欺凌。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清军粉碎了回部霍集占兄弟的暴乱，西北边疆日趋稳定。继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之后，南疆首领，哈萨克和布鲁特首领按期到山庄朝见。为表示对西北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同时为其提供瞻仰之处而兴建的这座寺庙。所以说普乐寺的兴建是乾隆皇帝利用宗教来团结边疆少数民族，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在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管理中，乾隆皇帝一直以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为民族宗教政策的精髓。皇朝藩部要
3、略序中高度概括了清朝的因俗而治政策：其于诸藩也， 容之如天地， 养之如父母， 照之如日月， 威之如雷霆， 饥则哺之， 寒则衣之。 来则怀之， 患则救之，量材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赏斗罚，天子无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即清朝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情况，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多种政治制度，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在蒙古实行旗盟制，藏族则实行政教结合，由宗教首领兼管地方行政的制度。蒙古被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内属蒙古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的将军、都统、大臣管辖。外藩蒙古设札萨克进行统治。新疆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境内有维吾
4、尔、汉、满、回、哈萨克、布鲁特、锡伯、索伦、蒙古等民族。清朝根据各个聚居区的民族分布情况实行了多种制度：汉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和南疆回部叛乱，消除了西北边疆的分裂割据状况。碑文中所提到的哈萨克、布鲁特都是当时居住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乾隆皇帝于二十四年颁御制开惑论和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讲述了用兵准部、回疆的原因、争议、效果及其基本过程，强调指出：两大部落，不为不强，周二万里，不为不广，五年成功，不为不速。他委派重臣，1762 年设立伊犁将军，总管全疆军政财经等一切事务
5、，管辖天山南北超过20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大量减少回城租赋，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鼓励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屯田移民， 筑城驻兵， 轻徭薄赋， 对一些地区和民族完全免税，如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以及蒙古族土尔扈特东归部众。碑文中所说的都尔伯特，就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厄鲁特内部自从1745年噶尔丹策凌死后，准噶尔贵族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杜尔伯特在首领三策凌的领导下，与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53 年三策凌毅然率领部众三千多户一万余人， 归附清政府。 乾隆为嘉奖杜尔伯特三车凌的内附，按照蒙古贵族封爵的体制，赐封台吉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
6、车凌孟克、色布腾为贝勒，车凌手下的官员也给予贝子、公、台吉等不同爵位。在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召见三车凌，赐宴八次之多，赏车凌白银五千两，车凌乌巴什白银四千两，车凌孟克、色不腾各三千两，以下依品次高低，包括一百一十七名随从，逐一予以赏赐，合计共赏白银三万一千七百一十两。通过对三策凌的直接接触，清政府更了解了准噶尔的基本情况，最终平定了叛乱。清政府通过上层贵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因为这些人在本民族中都有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和巨大的经济力量，熟悉本族的情况，有丰富的统治管理本民族经验。利用他们统治本民族，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清王朝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改，不易其宜，收其心，用其
7、力这一民族宗教政策的体现。兴建喇嘛庙也是清王朝加强对少数民族统治的手段之一。但乾隆修建普乐寺，并没有要求各少数民族改变其宗教信仰的意图，而是为了进一步笼络少数民族首领，但考虑到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并不信奉喇嘛教而信奉伊斯兰教，于是他请教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国师。章嘉国师是乾隆皇帝兴建佛寺的顾问和主持者，章嘉国师即三世章嘉若必多杰，甘肃凉州人，他 8 岁入京，于雍正十二年（1734 年）依照前世之例被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乾隆帝即位后又封他为掌印喇嘛，令其掌管京城喇嘛事务，又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他一生作为乾隆皇帝信仰的上师，经略蒙藏事务的得力的高参和特使，多次担任钦差，代表朝廷处理
8、重要的蒙藏事务。他辅佐乾隆皇帝在当时民族边疆问题纷纭变幻的复杂情势下，在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实施方面，在解决一个个藏、蒙地区出现的民族矛盾和边疆稳定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全力维护了清王朝的国家利益。所以说普乐寺是章嘉国师深刻领会乾隆皇帝的政治用意而兴建的一座寺庙，同时也寓含章嘉国师博大精深的佛教思想。普乐寺融合了汉藏艺术之精华，前半部分建筑是典型的汉族佛寺传统手法，包括山门、天王殿、宗印殿、胜因殿、慧力殿；后半部分利用藏传佛教特有的建筑形式，建造了群房、闍城、旭光阁，利用台地高差修建两层石台，使旭光阁的地位明显突出。普乐寺的中轴线设计非常巧妙，其东端与磬锤峰相对，使人工创造
9、与天然景物有机地结合起来。普乐寺后半部的主体建筑旭光阁是一座圆形重檐黄琉璃瓦覆顶的殿阁，殿内十二根立柱支撑重檐圆顶，十二根立柱表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戊、亥十二支，代表着方位和时间。 旭光阁内饰有金漆木雕蟠龙戏珠龙凤藻井，居于外八庙龙戏珠藻井之首，造型精致而生动。龙是中国古代王权和统一的象征，蟠龙戏珠位于圆之中心，体现出了王者必居中土的观念，是华夏族崇尚中央的宇宙哲学意识的反映。藻井除了雕龙，还饰凤，龙和凤不仅是一种美的形象，而且由于它们本身所包涵的内在意蕴使其同时也成了善的化身，圣王明君重德修治，按礼行事，龙凤之类的祥瑞物便会从天而降，保佑人类，致使政治安和，风调雨顺，天下大治。由此可以看出普乐寺的龙戏珠藻井不仅是建筑的实用装饰，更蕴涵着特定的政治意念，即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