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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 犆 犑 犛 第 卷建构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基于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数据卢春天 洪大用作者： 卢春天 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学系 （犃 狌 狋 犺 狅 狉：犔 狌犆 犺 狌 狀 狋 犻 犪 狀，犇 犲 狆 犪 狉 狋 犿 犲 狀 狋狅 犳犛 狅 犮 犻 狅 犾 狅 犵 狔，犕 犻 犮 犺 犻 犵 犪 狀犛 狋 犪 狋 犲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狔 ）犈 犿 犪 犻 犾：犾 狌 犮 犺 狌 狀 狋 犻 犿 狊 狌 犲 犱 狌； 作者：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学系， 上海 高 校 社 会 学犈研 究 院 （ 上 海 大 学） （犃 狌 狋 犺 狅 狉：犎 狅 狀 犵犇 犪 狔 狅
2、狀 犵，犇 犲 狆 犪 狉 狋 犿 犲 狀 狋狅 犳犛 狅 犮 犻 狅 犾 狅 犵 狔，犚 犲 狀 犿 犻 狀 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狔 狅 犳 犆 犺 犻 狀 犪；犛 狅 犮 犻 狅 犾 狅 犵 狔 犇 犻 狏 犻 狊 犻 狅 狀，犲犐 狀 狊 狋 犻 狋 狌 狋 犲 狅 犳 犛 犺 犪 狀 犵 犺 犪 犻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狔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年度项目“ 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 社会的社会学研究” （ 犑 犑 犇 ） 的阶段性成果。犜 犺 犻 狊狉 犲 狊 犲 犪 狉 犮 犺犫 犲 犾 狅 狀 犵 狊狋 狅犪狆 狉 犲 犾 犻 犿
3、 犻 狀 犪 狉 狔犪 犮 犺 犻 犲 狏 犲 犿 犲 狀 狋狅 犳 “犅 狌 犻 犾 犱 犈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犉 狉 犻 犲 狀 犱 犾 狔犪 狀 犱 犚 犲 狊 狅 狌 狉 犮 犲犛 犪 狏 犻 狀 犵犛 狅 犮 犻 犲 狋 狔”（犖 犑 犑 犇 ） ，狋 犺 犲狆 狉 狅 犼 犲 犮 狋狑 犺 犻 犮 犺狊 狌 狆 狆 狅 狉 狋 犲 犱犫 狔狋 犺 犲犕 犗 犈犘 狉 狅 犼 犲 犮 狋狅 犳犓 犲 狔犚 犲 狊 犲 犪 狉 犮 犺犐 狀 狊 狋 犻 狋 狌 狋 犲狅 犳犎 狌 犿 犪 狀 犻 狋 犻 犲 狊犪 狀 犱犛 狅 犮 犻 犪 犾 犛 犮 犻 犲
4、 狀 犮 犲 狊 犻 狀犝 狀 犻 狏 犲 狉 狊 犻 狋 犻 犲 狊狅 犳犆 犺 犻 狀 犪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犛 狋 犪 狀犓 犪 狆 犾 狅 狑 犻 狋 狕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的指点； 同时在初稿修改过程中得到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文责自负。摘 要： 环境关心的维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环境关心的理论定义出发， 利用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犆 犌 犛 犛） 数据对环境关心的测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犆 犉 犃） 。分析结果显示， 与二阶模型相比， 包括了四个潜在变量（ 因子） 的一阶测量模型更能拟合所收集的数据和环境关心的定义。同时，本文还考察了社会、 人口、
5、 经济变量对模型中各个因子的影响， 结果显示， 各个因子之间的相关强度和方向揭示了环境关心并不是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态度体系， 从侧面说明了环境关心构成的复杂性， 且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其社会、 人口、 经济变量等方面。关键词： 环境关心 测量 维度犆 狅 狀 狊 狋 狉 狌 犮 狋 犻 狀 犵 犪 犕 狅 犱 犲 犾 犳 狅 狉 犕 犲 犪 狊 狌 狉 犻 狀 犵 犈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犆 狅 狀 犮 犲 狉 狀：犅 犪 狊 犲 犱狅 狀狋 犺 犲 犆 犌 犛 犛犇 犪 狋 犪 狊 犲 狋犔 狌犆 犺 狌 狀 狋 犻 犪 狀 犎 狅 狀 犵犇 犪 狔 狅 狀 犵犃
6、犫 狊 狋 狉 犪 犮 狋：犜 犺 犲犱 犲 犫 犪 狋 犲狅 狀狋 犺 犲犱 犻 犿 犲 狀 狊 犻 狅 狀 犪 犾 犻 狋 狔狅 犳犲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 犮 狅 狀 犮 犲 狉 狀 犻 狊狊 狋 犻 犾 犾犵 狅 犻 狀 犵狅 狀 犐 狀 犳 犲 狉 狉 犻 狀 犵 犳 狉 狅 犿狋 犺 犲 犱 犲 犳 犻 狀 犻 狋 犻 狅 狀狅 犳 狋 犺 犲 犮 狅 狀 犮 犲 狆 狋 狅 犳 犲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 犮 狅 狀 犮 犲 狉 狀，狋 犺 犻 狊 狊 狋 狌 犱 狔犱 犻 犱犪犆 犉 犃犪 狀 犪 犾 狔 狊 犻 狊 狅 犳 狋
7、 犺 犲犲 犿 狆 犻 狉 犻 犮 犪 犾 犱 犪 狋 犪 犮 狅 犾 犾 犲 犮 狋 犲 犱 犻 狀 狋 犺 犲 犆 犺 犻 狀 犲 狊 犲犌 犲 狀 犲 狉 犪 犾 犛 狅 犮 犻 犪 犾犛 狌 狉 狏 犲 狔 狋 狅狏 犲 狉 犻 犳 狔 狋 犺 犲犿 犲 犪 狊 狌 狉 犲 犿 犲 狀 狋 狅 犳 犲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 犮 狅 狀 犮 犲 狉 狀 犜 犺 犲 犳 犻 狀 犱 犻 狀 犵狊 狌 狆 狆 狅 狉 狋 犲 犱狋 犺 犲 犳 犻 狉 狊 狋 狅 狉 犱 犲 狉犿 犲 犪 狊 狌 狉 犲 犿 犲 狀 狋犿 狅 犱 犲 犾狑 犻 狋 犺犳 狅 狌 狉
8、犾 犪 狋 犲 狀 狋 犳 犪 犮 狋 狅 狉 狊，狑 犺 犻 犮 犺犳 犻 狋 狋 犺 犲犱 犪 狋 犪犪 狀 犱狋 犺 犲犮 狅 狀 犮 犲 狆 狋 狌 犪 犾犱 犲 犳 犻 狀 犻 狋 犻 狅 狀犫 犲 狋 狋 犲 狉狋 犺 犪 狀狋 犺 犲狊 犲 犮 狅 狀 犱狅 狉 犱 犲 狉犿 犲 犪 狊 狌 狉 犲 犿 犲 狀 狋犿 狅 犱 犲 犾 犜 犺 犲狊 狋 狌 犱 狔犳 狌 狉 狋 犺 犲 狉犲 狓 犪 犿 犻 狀 犲 犱狋 犺 犲狉 犲 犾 犪 狋 犻 狅 狀 狊 犺 犻 狆 狊狅 犳狊 狅 犮 犻 犪 犾，犱 犲 犿 狅 犵 狉 犪 狆 犺 犻 犮，犪 狀 犱犲 犮 狅 狀 狅 犿
9、 犻 犮狏 犪 狉 犻 犪 犫 犾 犲 狊狑 犻 狋 犺狋 犺 狅 狊 犲犳 狅 狌 狉 犾 犪 狋 犲 狀 狋 犳 犪 犮 狋 狅 狉 狊 犜 犺 犲犮 狅 狉 狉 犲 犾 犪 狋 犻 狅 狀 犪 犾狊 狋 狉 犲 狀 犵 狋 犺 狊犪 狀 犱犱 犻 狉 犲 犮 狋 犻 狅 狀 狊犻 狀 犱 犻 犮 犪 狋 犲 狋 犺 犪 狋 狋 犺 犲犮 狅 狀 狊 狋 狉 狌 犮 狋狅 犳犲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犮 狅 狀 犮 犲 狉 狀犻 狊狀 狅 狋犪犮 狅 狀 狊 犻 狊 狋 犲 狀 狋犪 狋 狋 犻 狋 狌 犱 犻 狀 犪 犾狊 狔 狊 狋 犲 犿，狑 犺 犻 犮 犺狊
10、 狌 犵 犵 犲 狊 狋 狊 狋 犺 犲 狊 狋 狉 狌 犮 狋 狌 狉 犪 犾 犮 狅 犿 狆 犾 犲 狓 犻 狋 狔狅 犳 狋 犺 犻 狊 犮 狅 狀 狊 狋 狉 狌 犮 狋 犜 犺 犻 狊 犮 狅 犿 狆 犾 犲 狓 犻 狋 狔犻 狊 犻 狀 狋 狌 狉 狀狉 犲 犳 犾 犲 犮 狋 犲 犱 犻 狀 犻 狋 狊 狊 狅 犮 犻 犪 犾，犱 犲 犿 狅 犵 狉 犪 狆 犺 犻 犮，犪 狀 犱犲 犮 狅 狀 狅 犿 犻 犮 犮 犺 犪 狉 犪 犮 狋 犲 狉 犻 狊 狋 犻 犮 狊 犓 犲 狔 狑 狅 狉 犱 狊：犲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 犮 狅 狀 犮 犲 狉 狀
11、，犿 犲 犪 狊 狌 狉 犲 犿 犲 狀 狋，犱 犻 犿 犲 狀 狊 犻 狅 狀自 世纪 年代以来， 经济快速发展使得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 更加突出， 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对环境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其中包括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感知或认识。这些研究除了调查人们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和对解决环境问题的支持度外， 还试图证明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质量的关心是否存在社会、 人口、 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根据邓拉普和凡列尔（犇 狌 狀 犾 犪 狆牔狏 犪 狀犔 犻 犲 狉 犲， ） 的统计， 截至 世纪 年 代 末， 在 西 方 各 类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的 有 关 环 境 关 心（犲
12、 狀 狏 犻 狉 狅 狀 犿 犲 狀 狋 犪 犾 犮 狅 狀 犮 犲 狉 狀） 的经验研究论文达到了 多篇； 到了本世纪 初， 关于环境关心研究论文更是超过了 篇（犇 狌 狀 犾 犪 狆牔犑 狅 狀 犲 狊， ） 。但是， 这些研究结果往往缺乏可比性， 其中， 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 在如何对环境关心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定义和测量问题上， 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例如， 环境关心是单一维度还是多重维度的争论， 基于这两种极为不同观点进行测量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必然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 多数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关于环境关心的研究， 是基于其自身国情的数据调查， 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往往比
13、较缺乏。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可以对环境关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环境关心的理论定义和调查数据来建构中国公众环境关心测量模型。一、 环境关心的定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 人们对环境本身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复杂。例如， 将环境等同于自然环境， 或者是野外， 或者是自身居住的地社会 方。环境概念定义的复杂化也使得环境关心这一概念的定义变得更加复杂。关于环境关心概念的由来， 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看法， 但是研究者通常把艾斯特（犈 狊 狋 犲 狉， ） 的认识作为一个起点， 即环境态度在相当程 度上等同于环境关心。在相关文献中， 人们经常看到， 环境关心和环境态度这两个概念
14、被交替使用， 因此， 长期以来环境关心被当作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处理。笔者在本文借鉴邓拉普和犚琼斯（犇 狌 狀 犾 犪 狆牔犑 狅 狀 犲 狊， ） 对环境关心的定义， 并结合以往研究文献和中国国情， 着重讨论环 境关心的测量模型。邓拉普和犚琼斯（ 同上） 指出， 测量环境关心有两种取向： 第一是政策取向， 主要关注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其所作的测量主要围绕人们对政策或者环境问题的看法。例如， 询问受访者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 对环境政策的支持度以及对诸多环境友好行为的看法。第二是理论取向， 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 侧重对 “ 关心” 部分的情感、 认知、 意动等维度进行
15、测量。“ 关心” 的情感表达层面涵盖了从对具体环境问题的态度表达到关于环境世界观的总体看法。“ 关心” 的认知层面则常常被认为是个体对环境问题的本质、 形成原因及其解决方法的知识。“ 关心” 的意动表达层面反映的是对影响环境行为的意向或意愿程度。上述两种取向各有侧重点： 政策取向强调人口特征和政治态度倾向， 例如政党派别等变量对环境关心的影响； 理论取向强调人格特征和其他社会心理变量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本文主要采取政策取向， 但也综合了理论取向。本文建构的环境关心测量模型的个维度中，个 来自理论取向，个属于政策取向。 无论是政策取向还是理论取向的环境关心测量都缺乏一致性结果，其原因主要是学者的背
16、景不同， 学科对环境关心的定义也不同。例如，班伯格（犅 犪 犿 犫 犲 狉 犵， ） 认为环境关心包括对一些环境问题的感知、 知识、 态度、 情感、 价值和行为。埃斯特和范德米尔（犈 狊 狋 犲 狉牔狏 犪 狀犱 犲 狉犕 犲 犲 狉， ） 则认为， 环境关心就是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和愿意支持解决这些 问题的程度， 并不包括人们的环境行为。邓拉普和犚琼斯（犇 狌 狀 犾 犪 狆牔犑 狅 狀 犲 狊， ） 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概念， 认为环境关心指的是人们对与环境 相关问题的认识， 表达他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支持， 并且个人愿意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的程度。从这一定义出发， 笔者认为， 环境关心测量应关注环境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