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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认识老舍(下)樊骏五思想启蒙的题旨,与着重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描绘社会人生的创作取向,还直接影响老舍对人物的刻划与对他们的态度。除了明确地属于敌对阵营者以外,包括老的与少的、旧派的与新派的、保守的与前进的都在内,他大多不是采取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直接了当的褒贬抑扬的态度,而流露出复杂、含混、不无暖昧、矛盾的心态;涉及伦理道德、品行操守方面的人文评价时,更是如此。并不是说,作家没有是非的标准或者自己的爱憎;问题是读者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感觉到的,往往不是简单明了的肯定或者否定,旗帜鲜明的颂扬或者唾弃,有时还是不同于“五四”以来一般新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思想情绪与价值判断。这是
2、老舍创作的又 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受到批评的又一个焦点。老舍写得最为出 色的,当数那些守旧落后的老派市民。如老马先生( ( (二马) ) )、张大哥(离婚 )、牛老者(牛天赐传) ) )、祁老人与祁天佑父子( ( (四世同堂) )、与茶馆、正红旗下那些急逢破落中的旗人。作家生动地写出了:不管他们活得何等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地沉酒于 自己的小天地里,在现代理性的光照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喜怒哀乐,包括他们最引以为乐、引以为荣的,往往是极其愚昧荒唐的。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从古老的文化积淀中滋生出来的保守、怯懦、因循苟且的处世哲学,使他们活得卑微,使周围的生活发霉发臭,还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前进。作家对此
3、作了嘲弄与椰榆,看出了也写出了他们必然被时代淘汰的历史命运。但与此同时,作家又总忘不 了渲染他们的正派善 良:他们或者诚笃忠厚,或者热情仗义;也总是他们,道德品性的完善反而超出了周围的人群。这些人物也因此大多具有可爱的一 面。虽然间或也有可怜可厌之处,却大多并不 可恶,更很少令人憎恨的。作家即使是在斥责、鞭挞他们,也仍然抹不掉内心深处的脉脉温情。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诊 填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 那零妙填的撕破给人看”。6 。老舍写到这些人物时,虽然一般都采用了幽默的笔调,也产生了一定的喜剧效应;但读者在嘻笑之余,总会从 中咀嚼出悲剧的意味,有时后者反而比前者更为浓烈,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
4、种悲喜兼有的艺术效果,表明作家并非只是将“那吞 妙填的撕破给人看”。形成老舍的这种心态,以及他的作品因此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缘于他的文化选择 与道德评价。这方面,短篇小说老字号与断魂枪很有代表性,它们都截取个别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小小片断,反映时代的变迁。前者写的是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污浊的社会氛围里,一向洛守着义重于利的“君子之风”,讲究从容、尊严的“官场大气”的老字号三合样绸布店,竞争不过唯利是图、把买卖做得如同“变戏法和说相声”似地弄虚作假,靠着诸如“一年倒有三 百六十天是纪念大减价”之类的欺骗手段,获得暴利的新式字号天成绸缎店。老字号忠诚的伙计深感“世界确是变了”,
5、“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是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却又不胜留恋这样的“光景”,不惜“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力求将老字号多维持一段时间。在作家的笔下,相对着物欲横流的丑态恶行,老字号雍容高雅的气度,显得格外纯净美好;还赋予这个注定要消亡的“光景”,以世外桃源式的诗情画意。断魂枪更充分地表露出作家的这种心态6 l。故事发生在“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的年代里。“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等现代文明及其伴生物纷纷闯进中国的大门。曾经以“五虎断魂枪”威震一方的镶师沙子龙,意识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于是,镶局改成客栈,他不再在人前显露自己的武艺。不管别人如何恳切地向他求艺,他也以“
6、那条枪和那套枪(法)都跟我人棺材,一齐人棺材”,加以拒绝。唯有 当“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柱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抚着凉滑的枪 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他之所以这般矜持、孤傲,是因为那支枪和那套枪(法)代表了昔日的光荣,与自己的全部价值、尊严以至于整个生命融为一体了他对它怀着至死不渝的忠贞,它也只能为他个人所独占,两者共同地远离不再 属于他们的纷扰俗世。沙子龙宛如一个坚定虔诚的殉道者。作家珍惜他的这种操守与品德。超越了一般的惆怅伤感,作品传出的是深沉的人生感叹6 2。整篇小说,特别是上面所引的结尾,因为渗透
7、着这样的情傣,而笼罩在诗意葱笼的氛围之中。这样的作品,都强烈地表现 出作家思想感情上的这种倾 麟。老舍曾经作过这样的自我剖析: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恶劣现象”,“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 用这四个字来敷衍”6 3 。我们诚然不能太把这句话当真,似乎他真有如此陈旧的观念。“敷衍”两字,足以表明这更多的是他对自己一时找不到正确答案的自我嘲弄。不过,老字号的确给人类似这样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对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的某些组成部分,有时也的确流露出深切的亲近感与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就整体而言,老舍笔下年轻一代的形象,写得不如旧派人物丰满。但其中的一种类型值得注意。他们同样生长于
8、封建宗法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薰陶,还浮光掠影地从中摘取片言只语、行动举止装点自己。他们丧失了老一代的淳朴与热诚,却承袭了前辈的怯懦与苟且,还沾染上市侩的庸俗习气,成为轻浮 自私的公子哥儿。作家习惯用漫画化的笔墨描绘他们,于夸张中嘲弄他们的可怜可鄙。他在谈到赵子日时说:“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 出了缝子”,小说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6 4。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他们视为“在解放与自由”的浪潮中的“严重而混乱”的社会现象,并且作为“笑料”来讽刺奚落的。随后的一些作品继续这种“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的调侃。如离婚
9、中的张天真和马克同,牛天赐传及其续篇天书代存) ) (未完)中的牛天 赐和赵老师等。这些人都是些废物。但他们以“新人物”自诩,有的还满口革命辞藻,要“共”“资本老头, 0勺“产”,或者 自称是“马克司 的弟弟”,实际却又是一味追求享受,依仗着父辈钱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6 5 四世同堂中第三代中的老二祁瑞丰,是这类人物中最为可耻的一个。他原本还不过是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不久,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连敌人也看不起的小小帮凶。老舍是把他们作为“新人物”来写的。在揭露他们身上的“旧”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挖苦他们的“新, ;与对待那些善良敬业的旧派人物相比,他更鄙薄这样的“新人物”
10、,表现出思想感情上的另一种倾斜。诸如此类的取向与倾斜,在短篇小说黑白李中表现得最为全面而且典型。黑李白李兄弟两人,长得宛如孪生般的“极相似”,“可是对任何事的看法也不一致, :“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无处不 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们又十分友爱,当黑李得知密探正在追捕献身革命的弟弟,毅然装扮成白李,因此遭到捕杀;劫后余生的白李,继续从事“砸地狱的门”的革命活动。小说中的“我”一再申述黑李“确是个好脾性的”,“太厚道了”,“我太爱老(黑)李”了,死后也仍“留在我心中活着”,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深情与敬意。与此同时,“我”却认为白李“这个人,叫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应当到处作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
11、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他与“我”谈话,“不大愿意和我多说”的神情与“不屑于对我笑的劲儿”,使“我有点不舒坦”,处处点染出他那锋芒毕露、颐指气使的轻狂浮嚣的神态。小说还专门让他们家的车夫王五具体对比 了各自的为人。王五认为二爷(黑李)是“主人”,四爷(白李)“简直是我的朋友, :“在这老热天,我拉二爷出去,他总设法在半道上耽搁会儿,什么买包洋火呀,什么看看书摊呀叫我歇歇,喘喘气, ;“四爷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儿”。通过
12、这些对比,的确写出 了旧派人物与新派人物、安于现状的保守者与变革现实的革命者的原则区别。小说表明 了黑李的善意并不能给劳苦者多大帮助,如同骆驼祥子中那位曹先生,单纯的好心终究救不 了祥子。但对他的为人显然怀着同情与好感一一一字一句,都在轻轻地抚慰着这颗善良宽厚 的灵魂。小说也点明了白李才给劳苦大众指出解放的道路,他自己也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这一事业。对此,作家自然是肯定与赞扬的。但象一面宣扬“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的革命道理,一面又坦然坐在车上,“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的行为,总不能说是对于车夫的体贴关怀。特别是象老舍这样,自己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极其熟悉车夫的劳作与生 活,完全懂得盛夏烈日下奔
13、跑之苦6 6 ;决不会完全 唾弃黑李的好心,而毫无保留地称赞白李 的这种行径6 7。这样的描写,明白无误地表露出,与对黑李的那种相互吸引的亲切感截然 相反的,是对白李的难以完全排除的距离感、隔膜感,甚至还有疑虑和戒心。归根到底,作家仍然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6 8。花费这么多篇幅分析黑白李,是 因为老舍解释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时说过:它“极清楚的由两个不 同的人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6 g 。表白他是有意识地把兄弟两人作为旧派人物与新派人物的“代表”进行对比的;他的思想感情上的两种不同的倾斜,在这两个人物形象中自然也就表现得格外明确,因此更能说明问题。还因为这篇小说写于猫城记之后,五十年代初作
14、家在对比两个作品的不同时,专门提及虽 然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没有具体展开描写白李的革命活动,却是把他作为革命者加以肯定的,同时“我到底看 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他还认为这篇小说“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可以“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是他总结了猫城i动出现令他事后“很后悔”的失误的教训,包括接受了有关的批评之后,力图有所改变的一篇作品7 0。很难说这些解释都符合黑白李的实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思想感情上的那些倾斜仍然如此鲜明地保留在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中的事实,恰巧证明它们已经凝聚而为作家心灵深处的“情结”,因而即使有了新的觉悟,作出新的努
15、力,一时仍然难以完全化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老舍的这些描写与心态呢?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各个领域里都展开着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激烈搏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高举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旗帜,迫切地为新生事物、先进 力量的发展成长摇旗呐喊。它也的确因此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立下 了汗马功劳。但“五四”以前已经 出现的基于单纯的进化论观念的过于天真的乐观主义,宣扬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旧的一切都一无可取,新的一切都完美无缺,而理想的新社会将自然而然地在新旧交替中完满实现的理论模式,与“五四”以后逐步形成的,“对于现状,对于历史”的那种“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
16、皆好”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思维定势川,作为社会的、哲学的思潮,在文化思想界相当流行,也在文学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记。特别是当一些作家怀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把自己的作品视为这场斗争的战斗武器时,不是竭力丑化旧营垒旧人物,把他们涂抹成极端虚伪、腐朽透顶,就是尽可能美化新的社会力量,使他们个个崇高神圣、通体闪闪发光,形成了文学作品中两种常见的脸谱化的人物类型如果说新文学初期,更多见的是前一种,那么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后一种反而有后来居上之势。与此同时,还 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批评尺度和所谓本质论的理论主张。很显 然,老舍的这些新旧人物形象,不同于这类形而上学的理论思潮与脸谱化的人物造型。这样独特罕见的艺术风貌,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品中,显得有些格格不人了。而 由此引来的众多异议责难,轻则是思想感情不健康、政治意识模糊、不真实、没有写出事物的本质,重则是歪曲现实、诬蔑革命、为旧世界唱挽歌,直到把作家视为政治上的异已等,实际上仍然是以上述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