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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一般性思考张 曙 光本文从国际安全战略研究通常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利益、 对利益的威胁、 可动用的战略资源以及战略体系的定位等四个方面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作者在建立分析框架时所提出的五个假设,以及基于这些假设所作的分析对我们把握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本质和走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关键词: 美国对华战略 国家安全 冷战 理性 非理性作者:张曙光,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上海外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 200083)在新世纪以 “大国政治运作” 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中,中美两个大国间的 “恩恩怨怨” 、“若即 若离” 已经凸显成为最重要的 “大国关系”
2、之一。所谓 “大国关系”,其核心部分,只能是军事或安全战略关系,中美之间也不能例外。制约与主导中美交往发展的 “必要因素” 却是两国间的 战略态势与定位 无论是长达20余年的公开军事对抗,还是维持了10来年的 “大三角” 架 构;无论是 “冷战” 结束初期的再度 “遏制”,还是20世纪末喧闹一时的 “战略伙伴关系”,均无一 例外。 对美国而言,中国是敌是友?还是 “非敌非友”?华盛顿对北京是 “遏制” 还是 “接触” 甚或“又遏制又接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依本人之见,只能通过对美国军事、 安全战略决策机制 的研究中得出。 从理论框架上,以 “国际安全研究” 的一些基本假设,作为本文研究做目标
3、界定、 范围预设、 “变量” 控制。一般说来,借用约翰 路易斯 盖迪斯的关于 “战略考虑” 的注释,即,美国任何一 个 “总统决策机制”,对其国防政策、 军事 “安排” 、 乃至外交策略制定与实施,都或多或少地按照其内在的一系列 “战略密码” 所行事。而追求 “国家安全” 目标则是编制这些 “战略密码” 的最 基本框架。 根据对国家安全的传统界定,一国的安全实现,主要指其有效地保卫其国土不受 “外部入19 参见约翰 路易斯 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 ,遏制的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第viii - ix页。 1995-2006 Tsingh
4、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侵” 。据此,国家安全也仅限于 “针对外来军事威胁的军事防务” 。这种传统的定义显然十分狭隘且过于单一。现代国际安全研究表明,“国家安全” 对不同的国家、 在不同的时期、 针对不同的环境均存在不同的理解。此外,对国家安全的衡量,除了一些诸如 “领土完整” 、“主权受到尊重” 、“无外来军事挑衅” 等相对具体的客观 “坐标” 外,一国是否 “安全” 同时也是一种心态,一种“主观评判” 。本文接受阿诺德 沃尔弗斯关于 “国家安全” 的定义,即:“国家安全,从客观上看,是指不存在外来为了夺取
5、我核心价值的威胁,而从主观上看,则是指不存在对我核心价值被强夺的担心与惧怕。 ”因此,为了实现 “国家安全”,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无一例外要作战略考虑与决策,而这一考虑、 决策的 “理性” 顺序,根据约翰 路易斯 盖迪斯的研究,应是:设定 “国家战略利益” 、 认知对这些利益的 “外在威胁” 、 考量应对认知的威胁的可动员的战略资源水平、进而制定军事战略与国防政策。依此类推,可从以下四方面考察美国 “冷战” 时期对华军事战略行为。第一,设定针对中国的 “核心价值” 或称 “国家安全利益” 。根据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传统的认知,其最核心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自身 “生存”,即美国
6、的领土、领海、 领空得以 “完整无损”;第二,美国国家的政治制度,即其包括 “自由” 、“民主” 、“公平与公正” 等政治理念及价值观得以延伸;第三,美国社会、 经济繁荣的机会,即其诸如贸易、 航运、 海外投资、 金融等经济发展不受到限制与打击。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利益的先后排序通常是所谓的 “核心利益 V ital Interest ” 、“重要利益 Major Interest ” 以及 “边缘利益 Periphery In2terest” 。基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式,美国在对华的战略考量中是如何界定其 “国家安全利益”的?中国在其 “战略利益” 的排序中又处于那一种地位?第二,认知所谓 “中
7、国威胁论” 。任何国家对 “外在威胁” 的认知主要受 “时空” 的影响。对“空间” 因素的考虑,通常从地缘政治的逻辑出发,一方面从潜在对手的相对于本国距离远近以及要害位置来考察界定 “外在威胁” 的方位,另一方面从国际各个势力与力量间的 “均势” 状态及其走向来确定 “外在威胁” 国的对象。而时间因素则是指对 “历史上的外来威胁” 出现的条件、 方式、 发展过程、 结果等经验作出的评估,以及基于这一评估所得出的教训,形成所谓 “历史意识”。根据这样的时空坐标,战略决策者们进而确认 “外在的威胁” 是 “潜在的” 还是 “直接的”,是 “立即的” 、“近期的”,还是 “远期的” 。根据这种 “外
8、在威胁” 认识模式,就可以推断美国战略决策界是如何得出所谓 “共产党中国威胁美国战略利益” 的结论的?第三,评估自身拥有的 “战略资源” 。现代战略资源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首先,战斗员,主要指常备、 后备军队的人数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即可动员入伍的人力;其次,战争消耗能源,包括钢铁、 燃料、 食品等;再次,军事工业生产力,即与国防有关的科技研发 R最后,政府可动用的财政预算与战争状态下的资金征集。二战后的美国,虽在1946 - 1949年间经历了短暂的 “经29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1年第2期 关于此点,参见本人拙作,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9、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 (Lawrence , KS:Uni2 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 ,第一章。参见约翰 路易斯 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 ,遏制的战略,第ix页。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分歧与合作:国际政治论文集) (Balti2 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150.沃尔弗斯定义的英文原文为:“Security
10、 ,in objective terms ,measures the ab2 sence of threat to acquire values ,in a subjective terms the absence of fear that such values will be attacked.”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济萧条”,而其自二战期间形成的战略资源不仅丝毫未受损,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扩张与发展,其总量与质量均超过了 “冷战” 时期任何一个大国(包括苏联这一所
11、谓 “超级大国”)。这种战略资源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考虑与制定的?第四,推出美国 “军事战略” 。西方 “战略学家” 对 “军事战略” 的理解基本沿用以克劳斯维茨学派关于战略的经典定义,即,战略指 “在战争中,为了战争的目的,对战斗或威胁战斗的运用”。实际上,这种古典的战略定义,已经无法完全界定现代国际安全环境以及经历,充其量只是所谓的战争实施战略,即何时、 何地、 以何种军事力量实施何种战争方式的考虑、 计划与安排。冷战时期 “战” 与 “非战” 时期界限的日趋模糊,要求战略考虑与制定能适应新的现实需要。大战略( Grand Strategy)及国防战略( Defense Strate
12、gy)的出现,大大地拓宽了传统的战略观。“大战略” 指战略决策者对维护国际安全利益将如何作战略资源配置所作的长期研判,“国防战略” 则是根据这些研判而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以上三个层面的相结合及互相作用,演化出战后美国的所谓 “战略体系”。中美对抗的20余年中,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都是如何表现的?上述美国对华战略运作的四方面以及所涉及的问题,为本文基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盛顿决策内在逻辑的 “合理” 与 “非合理” 性,仍需就其它因素的作用提出一系列假设以及问题。假设之一,美国的对华战略决策在 “利益” 与 “威胁” 认知与界定的先后程序,往往是更多地以 “威胁
13、” 确定 “利益”,因此,所有影响华盛顿对 “中国威胁” 认知的因素便显得更为重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相对其 “盟友” 的所谓 “政治信誉” 或战略 “可信度” 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确认威胁”,进而不断修订利益界定的重要 “坐标系”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二战后“板块政治” 的构成而使作为一方 “领袖” 者的美国将在己方板块内的 “可信度” 认作是衡量其“领衔” 地位是否稳固的标准,另一方面也给 “盟友” 特别是那些对中美关系有着切身利益的亚洲盟国 影响甚至 “操作” 华盛顿的决策,使之朝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考虑存在着相当大的 “不合理性”,在
14、夸大中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夸大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假设之二,美国的对华战略决策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极大制约,也无法跳出国内政治所设定的圈子。作为一个多元的政治体制,行政决策机构在对外与国防政策的制定上,不可能避开国内政治运作。多元社会的 “意识形态” 价值取向以及 “道德伦理” 标准衡量,必定反映在两党政治、 舆论炒作之中,而其影响也必定通过国会政治反映在与外交国防有关的 “机制设立” 、“预算分配” 、“法案制定” 、 及 “军事行动允准” 等国家行为上。二战后的 “冷战”,在相当意义上是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形态及国际道德规范之争。美国作为所谓 “自由民主世界” 和 “旗帜”,而中国是
15、 “共产主义阵营” 中人口最多的 “红色政权”,美国的国内政治影响到底是如何反映在战略39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一般性思考Mort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1974) ,26 - 64.Daniel J. Kaufman ,Jeffrey S. McKitrick ,and Thomas J. Leney ,U. S. National Security :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
16、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85) ,11 - 14.Willian W. Kaufmann ,Planning Conventional Forces :1950 - 1980(Washington ,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 1 - 26.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决策层面上的? 假设之三,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基本运作是在其战后建立的国家安全系统内进行的,而这 一系统中的军政关系是一大决定因素。二战后,美国为了有效地 “担负” 起其 “全球安全责任”, 构建了 “军政合一” 的国防决策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取得系统内各个部门间的最佳合作。然而 实际运作的结果则仍难免任何 “官僚机制” 内在的部门利益症结。在其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