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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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 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 基于中国 19782005 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 19782005 的实证研究 黄少安 陈屹立 黄少安 陈屹立 黄少安黄少安，男，湖南洞口人，教育部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 心）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权 理论、制度经济学、农村经济等。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 ， 250100。 陈屹立陈屹立，男，湖北恩施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2005 级博士生，研究 方向：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 200

2、5 级博士生，250100。 电话： （0531）88369310 13645315581 E-mail: ;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Crime Rates in China: 1978-2005 Huang Shao-an and Chen Yi-li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empirical inspection of crime rates 1978-2005 in China, we find that income distri

3、bution inequity, national education, unemployment rate as well as urbanization and the poor in countryside can explain Chinas crime rates very well. The model indicate tha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ity whatever in nation、cities、 countryside or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 all give a remarkable imp

4、act on crime rate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can reduce crime rates effectively; unemployment and the poor in countryside also have an influence on crime rates;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induced a great increase of crime rates.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National Education; Cr

5、ime Rates JEL Classification: K140 -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比较与中国 改革实践”的成果之一。项目批文号：04JZD0007，首席专家：黄少安教授。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 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 基于中国 19782005 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 19782005 的实证研究 黄少安 陈屹立 黄少安 陈屹立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 19782005 年间收入分配、教育、失业以及城市化和贫困等宏观经 济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城市内部、农村

6、内部以及城乡之 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教育水准的提高则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率， 失业 和农村贫困也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犯罪 率。 关 键 词：关 键 词：收入差距 国民教育 犯罪率 经济学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 是对成本收益算计之后的选择， 惩罚的确定性与严 厉性、非法收入（机会）与合法收入（机会）等都会对犯罪产生影响。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 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

7、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1978 年全国的犯罪总数 为五十多万起， 到 2005 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 是 1978 年犯罪总数的 8.7 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 造成了影响， 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 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 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模型设定及变量的描述， 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及结果的分析，最后为结论。 一、文献综述一、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学的触角伸入犯罪

8、学领域是从 Becker（1968）发表其犯罪与惩罚后开始 的， 他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 犯罪者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性构成了犯罪的成 本，犯罪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去犯罪，因此，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能够威慑 犯罪。这构成了著名的威慑理论。在此后的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大约 20 年时间里，大量实 证研究都集中于检验 Becker（1968）所提出的威慑理论，结论几乎一致认为，惩罚的确定 性和严厉性的提高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威慑效应（Ehrlich,1973; Witte,1980;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1998; Corm

9、an and Mocan, 2000） 。 在对威慑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 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 经济学对犯罪的研究 开始逐步更多的来关注犯罪率的决定因素， 特别是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 他们 广泛的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平等、 教育水准、 失业、 劳动力市场环境、 贫困等对犯罪率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犯罪。社会学的紧张理论认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 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 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 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

10、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 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 更多的犯罪活动(Kelly, 2000)。在经济学上，Fleisher（1966）首次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越轨行为的关系， 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都支 持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犯罪增加的观点（Ehrlich, 1973;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1998; Imrohoroglu, Merlo and Rupert, 2006） ，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可能导致财产犯罪 的上升（Chiw and

11、 Madden, 1998; Imrohoroglu, Merlo and Rupert, 2004） ，也可能导致暴力犯 罪的上升 （Kelly, 2000;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2） 。 不过， 结论也并非完全一致， 有研究就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犯罪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Doyle, Ahmed and Horn, 1999； Neumayer, 2005） 。 国民教育与犯罪。提高国民教育水平通常能够提升人们的人力资本，使得他们收入增 加，也更少失业，由此提高了他们犯罪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犯罪；受过越高教育的人可能 过着更为体面的生活，如果他

12、们受到刑事惩罚，则会对他们的名誉、地位、心理等造成更大 的伤害，进一步抑制这些受到高教育的人犯罪；教育也可能使人变得更文明，改变他们的偏 好，减少犯罪（Lochner and Moretti, 2004） 。许多实证研究也都发现，学校教育可以显著的 减少犯罪率（Wite and Tauchen, 1994; Wong,1995; Lochner and Moretti, 2004） 。不过，不同类 型的犯罪受教育水准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实证研究发现，街头犯罪一般受其影响较大，而 白领犯罪则不明显（Lochner, 2004） 。 失业、劳动力市场环境与犯罪。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失业率

13、就常常作为 衡量劳动力市场环境好坏的指标之一。 失业率低表明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多。 除 失业率之外， 工资水平也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指标。 这二者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 响。失业率越高，导致失业人口收入减少，犯罪机会成本下降，尤其可能引发更多的财产犯 罪； 失业也可能引起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诱发犯罪。 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越多， 工资水平越高，则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有利于减少犯罪。大量实证研究都发现，失业确实 对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影响（Wong, 1995; Freeman, 1996; Raphael and Winter-Ebmer，2001） 。 不过， 在对德国的

14、研究中却发现， 失业对犯罪率的影响是模糊的 （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 对劳动力市场环境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 他们的结论也大都表明， 更多 的合法劳动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 （Myers,1983; Wite and Tauchen, 1994; Doyle, Ahmed and Horn, 1999; Gould, Weinberg and Mustard, 2002） 。 不过， 也有研究认为劳动 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对犯罪的威慑效应虽然存在，但是比较微弱（Witte, 1980） 。 除了以上被关注最多的因素外，贫困、城市化、

15、人口结构等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影响。 贫困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更小， 犯罪倾向更高， 尤其和收入不平等并存的贫困人口更容易实 施犯罪，实证研究也发现，贫困不仅可能导致财产犯罪上升（Kelly, 2000） ，也可能影响暴 力犯罪（Corman and Mocan,2000；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2） 。经济发展常常伴 随着城市化现象，在城市中常常有更多的犯罪机会，而且犯罪有着更高的预期收益，由此吸 引了更多的人到城市犯罪，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状况的存在（Glaeser and Sacerdote, 1999； Entorf and Spengler

16、, 2000） 。在许多国家，青少年犯罪常常都是整个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轻人有更充沛的体力，更充裕的时间，更小的机会成本，更可能受到同伴的不良影响，因 而以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表示的人口结构会对犯罪率产生重要影响， 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 点（Grogger,1998；Doyle, Ahmed and Horn, 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另外在对美国 的犯罪率研究中，一个有新意的观点是，有研究者认为美国 70 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 产生了重要影响（Donohue and Levitt, 2001） 。 在国内，胡联合等 2005 年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认为贫 富差距对于犯罪总的来说有显著影响。 谢旻荻等则通过2004年省级横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