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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性的批判与重建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内容摘要：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因其对立式思维和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进而招致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由于未能理解意识哲学的本质，这些批判仅仅形成了批判与解构理性的喧嚣话语，却未能从根本上走出意识哲学的桎梏。哈贝马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重构式的科学”即普遍语用学，确定了互动交往中的基础规则，使理性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范式转换，为走出意识哲学的“铁笼”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关键词： 意识哲学；普遍语用学；交往理性；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 proj
2、ect） ”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启蒙以来的理性话语虽然大有问题，但这不是理性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理性被片面的工具化。面对现代性的症候（symptom of modernity） ，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或者反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放弃努力的做法，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 “将世界看作一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一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1理性的批判固然必不可少，但批判之后的重建更有必要，而现代语言哲学的成果为重建理性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当然，意识哲学之批判是其重构性理论的基础。一、意识哲学的批判哈贝马斯指出，由韦伯所代表的黑格尔右派
3、和马克思所代表的黑格尔左派的现代性话语，这种十九世纪的“表演方式已经过时。 ” 2原因在于，他们的批判依然局限于传统意识哲学，也就是把“合理性问题的起点放到了意识结构层面上”，他们所批判的正是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知道，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是哈贝马斯后期经常使用的哲学术语。从哲学史的视阈看，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从笛卡儿开始，就把意识和自我作为哲学的中心， “我思故我在”，意识或者“我思”乃是第一性，之外的一切，比如身体，他者，都是第二性，就如康德一般， “自我”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超越世界，是世界的逻辑前提。哈贝马斯就此指出：“意识哲学从单个主体出发
4、，而单个主体通过认知和行为去面对一个客观的物的世界和客观的事的世界。这种主体的自我捍卫表现为对可以感知和可以操纵的对象的算计。 ” 2;158由此可见，所谓的“意识哲学”，其实就是近代以来的主体哲学或主体性哲学(Subjective philosophy)。从其特征来看，就是从主体-客体的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去把握人的主体性、人的认识能力。在“主-客”模式中，世界被当作认识的客体，人是认识的主体，知识的可靠来源是人类自身的理性，由于片面地立足于主客2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利用与宰制自然成为理性的唯一职能，而其他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则失去应有的地位，从
5、而使理性单一化为工具理性，这在技术性问题中体现的尤为明确：“技术性问题的提出，是在给定目标（价值或准则）的情况下，着眼于对手段做合理的、由目标引导的组织，以及对诸多可选择的工具的合理选择。 ”3不难看出，意识哲学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非此即彼式的对立思维，二是理性工具化，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对于意识哲学，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4因此，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6、他因此大声呼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4;55基于实践的精神，马克思把哲学拉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德国思辨哲学或者说意识哲学所主张的精神辩证法，马克思以其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之进行了“首脚倒置”的转换，指出人类的解放首先在于生产力的解放，仅仅宣扬精神的解放那不过是官方哲学虚假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评论道：“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必须被还原为现代性的一种原则，其基础与其说是认知主体的反思，不如说是生产主体的实践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labor） 。 ” 2;73通过对劳动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
7、义的异化(alienation)劳动、资本的本质乃至政治的虚假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其影响之深，实在难以估量，以批判为旗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 20 世纪的四大哲学运动一。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努力依然未能走出意识哲学的困境，因为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 “虽然没有把理性安置于认知主体的反思当中，但把理性安置在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当中”，因此“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2;75另外，如果说意识哲学强调内在意识的能动性的话，那么，实践哲学无疑更强调外在的物质化生产，无论两者在立场和主张上有多么大的区别，然而从思维模式上来说并无二致：都是在意识和身体或者物质
8、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不是意识统摄物质，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这依然是意识哲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马克思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批判精神，依然是哈贝马斯主要的理论资源。他也因此提出“重建”而非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卡奇将韦伯“合理化”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会通起来，提出了“物化”理论（reification theory） 。卢卡奇认为，奠基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只助长了各种拜物教行为以客观形式出现，同时也侵入到思想与心灵世界，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都被看成是物的关系，最终使“人”这个主体变
9、做了工作，化约为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下的一个个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有四大哲学运动，即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参见 Habermas ,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Philosophical essays ,Polity press,1992, 1.3零件，人完全丧失了审美、情感和自由，劳动者只为生存而从事劳动，完全沦为生产资料的奴隶，结果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出现”5， 人的功能成了商品，交换价值成为社会合理化的普遍标志。交换价值的普遍化，直接导致工具理性的普遍盛行。由于一切生活的现象形式在人
10、看来都是“可操作的”物或商品的方式，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被理解为可操作和可控制的关系，人的一切意识活动因此而被“物化”了，因此， “物化”与“合理化”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而已。然而，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后的卢卡奇，企图通过革命的实践打破“物化”的钳制，得到真正的解放。从而，他认为这种合理化即“物化”有着内在的限制，这就是“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当物化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阶级意识就会觉醒，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卢卡奇把这种阶级意识看作“一种坚决反对物化的潜力”。5;350不言而喻，卢卡奇并没有克服意识哲学的困境。因为，一方面，他“只注意到一种媒介，即
11、交换价值，并且把物化还原为交换抽象，因此，他把西方理性主义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整个社会彻底资本化的标志”5;342，其实质是把形式理性普遍化；另一方面，他把“阶级意识”作为解放的力量，提升了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甚至主张“意识的改变就是革命过程本身”，这实际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自觉继承，这种做法不过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 5;347，因而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显然看到了卢卡奇并没有完成对工具理性的克服，他们在坚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同时深化和扩展了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等同于“目的理性”，这种把理性作为“自我捍卫的工具”，是一种与客
12、观理性相对立的“主观理性”，工具理性的不断增长势必导致韦伯时代诊断核心内容的两个主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社会合理化最终结果是“合理性丧失”。在他们那里，文化意识也成为商品，不可避免的物化了，并且“物化”并非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一个整个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范畴，理性的工具化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似乎人类从使用工具的最初时期开始便经历着理性的工具化过程。人类只要同外在自然斗争，工具理性就在所难免，但是工具理性的实现，即战胜外在自然， “是以牺牲内在自然为代价的，这是合理化的辩证法”。5;363其结果是公众难免进入思想成为商品、而语言成为对商品的颂扬的异化状态之中，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辩证法，否
13、定辩证法，对高唱凯歌的启蒙思想取得的一切成就进行了深刻地反驳。在他们看来，启蒙以来，工具理性像铁幕一样，扫除了一切多元与批判，使一切都变为维护与肯定，同一而单向度。个人从此一钱不值，精神不断地媚俗。而尤为严重的是， “反犹太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来源于宰制理性自身的本性以及理性观念的现实世界”6，启蒙的文明在现实当中又倒退到了野蛮状态。这种巨大的悖论使霍、阿俩人意识到，过于依赖当代意识是不可能揭示人类重返野蛮状态的真正原因。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他们提出用揭示真理的“源始理性”来预防片面的工具理性，即“根据普遍和谐观念来复活自然，以实现人的解放” 5;365，而对源始理性的掌握则是“一种能力，一种模
14、仿”。模仿总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从而激起了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联想，而4这是无法用主客模式来加以解释的，所以， “模仿能力完全就是一种冲动，完全表现为理性的对立面”。2;78冲动(impulse)的力量最终走向审美救赎，于是，艺术作品，即本真的、前卫的艺术作品，成了合理化世界中的理性的最后残余。艺术作品一方面揭示了现实的不合理性和虚假性，另一方面，通过艺术的审美综合，它预示了一种调和的秩序。在艺术作品中，工具的好（和概念的）合理性在双重意义上被扬弃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变革就被仅仅理解为审美的救赎，艺术作品的构成确实成了解放社会的构成和合理性的唯一可能的模式。7;76-77对工具理性
15、的批判乃至全盘否定，最后走向非理性，这显然让钟情于理性的哈贝马斯难以接受。不可否认，理性中确实存在着追求目的的策略性、工具性功能，这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类从饥饿、疾病、自然灾难中走出来，发展到今天“所有生产工具的飞速发展，交通的巨大便利”，这些生产力的明显解放，正是人类理性工具化的结果。马克思对此大加赞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8 哈贝马斯对理性的目的性或者工具性维度没有全盘否定。在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哈贝马斯指出，
16、知识和人类的旨趣或者利益(interesting)有着密切的关联，每一种理论背后都存在着一种人类旨趣或利益，或者是主体对客体的技术控制，或者是主体对主体之间的交往。在社会文化生活形式这种经验事实中，人类不得不面对客观世界，海德格尔所谓的“上手之物”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说，工具-目的行为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人类的一种在世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完全否定，既十分片面，又决无可能。后现代主义的片面性就在于他们把实然视为应然，把具有丰富内涵的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在这条把理性狭隘化的道路上，确实没有任何希望，因此只有在理性之外寻求出路，这表面上似乎可能，但其中的巨大矛盾却昭示我们：理性之外，别无道路！和其同事阿佩尔一样，哈贝马斯指出，理性主义并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的。甚至一位非理性主义者，当他运用写作、发言来反驳理性主义、捍卫非理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他所反对的理性主义，不由别的，而是由理性本身的逻各斯维度所决定的。理性主义的坚厚基础就在于，如果有人要通过辩论来驳斥理性主义，他就犯了一个“施为性矛盾”（performative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