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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转产业转移的官移的官员员推力推力特约记者 冯传军4 月 20 日，在隆隆的礼炮声、震天的锣鼓声中， “湖北深圳工业园”在襄樊市襄阳工业园内隆重奠基。当天，20 多家深圳企业与襄樊方面签订 38 项合同，总投资超过 150 亿元。然而，就在前不久南方日报发布的一篇关于广东产业转移园调查的文章中指出：广东的产业转移园不能让人满意，很多工业园都没有达到最低的经济运行标准，有的园区甚至连一个招商项目都没有，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襄樊的确有其独特的优势，但相比广东两翼地区来讲，难道它的优势更大？“老书记老书记”在 4 月 23 日楚天都市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曾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 4 年多、履新湖北
2、不久的李鸿忠省长也成为联结深鄂两地的纽带，深圳人对“老书记”的深厚感情也是促成双方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不能偏狭的说促成“湖北深圳工业园”全部都是李鸿忠省长的功劳，但笔者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李鸿忠先生的牵线搭桥和推动，事情不会那么圆满顺利。这里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李鸿忠先生知道深圳的企业需要什么。深圳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发达、文明的大都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深圳政府是服务型、开放型的政府。深圳向来秉承“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 、 “保姆式服务” 、 “让企业家舒服”的理念，全力营造让企业家放心、安心、舒心的发展环境。在深圳主持工作 4 年多的李鸿忠先生当然明白深圳的企业家
3、需要什么，也知道如何学习深圳经验，为从深圳转移过来的企业打造一个和深圳相似的经营环境。第二，深圳的企业家们信赖李鸿忠先生。不难想象，在深圳的四年里，李鸿忠先生为当地的企业做过多少服务，解决过多少问题。那些在深圳的大好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怎能不对李鸿忠先生心怀感激与信任？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李鸿忠先生既然能在深圳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也一定能在湖北为他们创造同样优质的环境。在中国，企业家们选择投资到哪里，其实与当地政府关系甚大，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公正的、诚信的政府，是企业家投资落户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同时李鸿忠先生对深圳和湖北都有感情，他更知道如何让两地优势互补，实现双赢，
4、而不至于厚此薄彼损害某一方面的利益。这几乎是完美的。富士康的决定富士康的决定2006 年 9 月 28 日，富士康淮安工业城项目在南京签约，计划用 5 年时间，前两年投入 10 亿美元，后三年投入 15 亿美元，总投入 25 亿美元，重点建设 3 个项目，在淮安及周边地区形成一条完整的 IT 产业链。郭台铭说：“我要在淮安再造一个昆山。 ”2007 年 11 月 8 日，富士康（淮安）科技城首期工程竣工投产剪彩，郭台铭说：“富士康集团在全球投资兴建的 12 个科技城中，淮安是我唯一没有到现场考察就决定投资签约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高雪坤。1992 年，富士康科
5、技集团在华东地区进行产业布局，先后把 8 亿美元投在了昆山市城北镇，而当时任城北镇党委书记就是高雪坤。陪着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选址时，高雪坤穿着雨靴，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给郭台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情景曾被郭台铭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从此，富士康的高级管理层就和“看着富士康成长”的高雪坤等人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 年，江苏南官北调，高雪坤从昆山调任淮安市副市长、淮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雪坤开始连续写信给“老朋友”郭台铭，介绍淮安的政策、环境、资源和服务，承诺将以昆山的服务理念、淮安极具竞争力的成本迎接富士康的投资。在经过几番考察后，郭台铭最终选择了对老朋友的信任，投资淮安。坊间盛传，仅在
6、刚到淮安经济开发区工作的 80 天内，高雪坤就已经接待了 1000 多人次的客商。人们揣测：“这 1000 多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或者说都是冲着他来的。 ”相信富士康的决定，受高雪坤影响很大。郎咸平说郎咸平说早在 2004 年，在谈到如何振兴东北经济时，郎咸平就提出了“南官北调” 。郎咸平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来思考问题，可不可以把温州的领导，把温州的体制搬到东北，请到东北来-从东北要振兴请从根本上学习温州。东北当地政府必须为民营企业创造好的投资条件。条件好了，企业家们会自觉自愿的去投资办实业。因此环境的改善是东北政府必须做的。 ”郎咸平认为：政府好，企业就会好。没有不好的企业，企业的行为都是一
7、样的 ，但政府就不一样，只有不好的政府，没有不好的企业。他还建议：“通过试点，从上到下统统变成南方的官员，做到裁撤彻底。而且南方的官员既可以带来先进的理念也可以带来企业家来投资。被裁撤的官员可以分散的安排到南方，通过良好环境的熏陶来转变思维。 ”郎咸平的建议也许过于理想化，但他的先进带动后进，后进学习先进的观念是可取的。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要实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是途径之一。而产业转移的核心问题，是“转出去”与“迎进来”两个问题。只要沿海地区政府下定了决心，做好了规划， “转出去”是容易的事。而企业转出去以后承接地如何“迎进来”却是个大问题。首先，企业离开沿海城市后该去哪里？谁能为他们提供一个
8、和以前相似的经营环境？谁能保证他们的生意？面对纷纷抛出橄榄枝的内地政府，谁能值得他们信赖？其次，内地许多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甚至豪无原则的向沿海地区的企业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导致许多不在沿海产业转移规划内的企业也纷纷撤离。这样的恶性招商，给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一定损失。同时，沿海地区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比如土地违法、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在沿海许多城市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如何避免内地在发展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呢？归结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南官北调，由南方的官员到内地，引导沿海必须转移的企业到内地发展，或许是解决这三个问题很好的途径。（以上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