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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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官德思想中国古代官德思想【阅读次数: 5799】 【选择字号:大 中 小】中国是文明古国,历朝历代重视官德的言论颇多,许多哲人、明君、贤相、清官留下了警醒当世、鉴示后人的浩如烟海的名言佳句。本文试从官德的作用、官德的内容、官德的建树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作一番审视,以期对我们今天的干部道德建设有所借鉴。一、官德的作用古代对官德的作用有深刻认识,这方面的言论可以从立国、为官、安民等三方面来概括:(一)立国。西汉司马迁总结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的经验教训,他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天官志篇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

2、。”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做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 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二)为官。春秋史书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该篇把修养官德列在建功创业、建书立说之前,对官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发出了“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的铮铮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虽有缺点但是品格高尚的好官。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有:“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说的是有德者不担心没有官位,而无德小人却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

3、都做的出来。孔子、孟子更有重德轻利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也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三)安民。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三)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的安民作用。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云:“无德于民,不足以兴”,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道理。二、官德的内容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在公、善、慎、廉上,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一)公。清初朱舜水在伯养说中说:“公则生明,谦则生威”,说明为政必须用心公,持身廉。从为官公正与清明政治的关系方面进行论述的言论也不少。商君书修权讲,“公私之分明,

4、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护功”。宋人所撰纪传体唐代史新唐书陈子昂传讲,“尚德行者无凶险;务公正者无邪朋。”荀子大略讲,“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公以服人,公以治国,已成公论;而不公,则如管子七法所云:“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二)善。清初唐甄潜书抑尊云:“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意谓无论是一般官吏还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必须谦以待众,绝不能自视高贵。左传定公五年云:“大德灭小怨,道也”,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吴志孙皎传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

5、”,两句讲的都是以善得众。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西汉杨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说天地篇云:“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以上说的都是对人宽、对己严的自修之道。(三)慎。儒家经典礼记中大学篇云:“一人偾事,一人定国。”意谓国君说一句错话就可以使事业失败,谨慎处事就可以使国家安定,说明治国者必须谨言慎行。北宋王禹偁待漏院记中说:“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大政,数以万计的人的性命,掌

6、握在宰相一个人的手里,说话办事,不谨慎行吗?北宋杨时河南程氏粹言论事篇中收录其师程颐语:“天下之事,苟善处之,虽悔,可以成功;不善处之,虽利,反以为害。”唐代刘禹锡口兵诫云:“五刃之伤,药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宋代胡宏胡子知言文王云:“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明代张居正赠毕石庵先生宰朝邑叙云:“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上述各论,讲的都是慎言慎行。(四)廉。儒家经典书经中皋陶谟篇云:“无教逸欲有邦。”意思是说,不使人们贪图安逸,滋长私欲,国家就会长存。荀子儒致也讲:“志忍私然后能公。”意思是说,在意志上能够抑制私欲然后才能为公。北宋张载正蒙有德篇云:“荣利非乐,忘

7、荣利为乐。”意思是说,名得并不是可高兴的事,只有头脑中没有名利才值得高兴。春秋末孙武所撰军事名著孙子中谋政篇云:“上下同欲者胜。”宋代胡宏胡子知言纷华云:“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宋代林逋省心录中说:“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见善。”西晋傅玄傅子曲制篇中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三、官德之内涵官德就是权力道德,即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亦即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官德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如:西周朝有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

8、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宋元明清各朝的有关规定大体上与唐朝一样。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也曾从不同角度申论管德之内涵。他们首先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说执政者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偏袒少数人利益,不结党营私,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国家就能兴旺发达。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淮南子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意为居官

9、从政者有公正无私之德,说一句话也能使万民听从,团结一致。宋臣陈师道诗云:“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金臣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清廉勤谨,自然也是最重要的管德,古人所论甚多,清朝名臣陈宏谋在所著从政遗规一书中总结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又说:“亲民之官,以廉为基。”纵观历朝官方文献和私人著作对官德条目的种种规定和论述,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官德的内涵最主要的两条就是:公正无私;清廉勤谨。四、官德之重要性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和说法。但要求标准最高最严的、最受人们重视的则莫过于“师德”和“官德”两种。教师的职责是“传道

10、、授业、解惑”,教师是德才皆备人才的培育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然要“高尚其德”才能“为人师表”,当好受教育者的楷模。那么,官德直接为什么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呢?原因很简单: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在这个意义上说“官德”的意义,比“师德”的意义可要大得多。关于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危的问题,古人早有深刻认识。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才能真正治好国,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实行“德治”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力主“德治”,而将以刑罚治民视为“德治”过程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种手段,必须慎之又慎。这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古人认为“慎罚”本身也是“明德)。孔子说:“

11、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统治者实行德治,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居其位而群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统治者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即使能老老实实不犯法,却不能在思想上认识到违犯法律是可耻的行为;用道德来教化老百姓,再用礼制来规范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有知耻之心而自觉地走正道。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深刻影响下,先秦诸子百家中除法家外,其他各学派无不主张德治。汉以后两千余年间,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德治”思想被奉为圭臬(准则或法度)。既然要德治,自然是要有德者来治,担负治国之责的

12、各级官吏自然要有较高的官德,所以官德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是公务人员,其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必须具备公正无私、清廉勤谨的道德素质才能干好公务,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说官职“授有德则国安”(管子),授无德则国乱,“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汉王符潜夫论)。官吏干公务,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但首先必需官德好,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其例不胜枚举,唐朝的李林甫和明朝的严嵩都是典型。国家不能无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无德者立法必无善法,无德者执行必乱成法。王安石所说“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古人也充分认识到官

13、德对整个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作用。鲁国执政大臣李康子向孔子请教关于“政治”的问题,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所谓政治,就是治国理民者心正身正脚步正,你们这些当官执政的人带头走正道,下面的人有谁敢走歪门邪道!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当官的为人有德,正大光明,即使不对百姓强迫命令,百姓也会听从;当官的为人无德,不走正道,即使强制百姓做这做那,百姓也不会真心信服听从他。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始终存在着家族宗法制度和思想意识,通常情况下百姓视官如父母,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德有先导作用、表率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

14、恶于众也。”唐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选拔有德君子做官,则心正心善的好人会自我勉励继续行善;误用邪恶之徒做官,则各种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官府。所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这就是唐太宗一类明君和政治家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获得的正确认识。至于官德的极端重要性在国家治乱兴亡中的具体体现,史不绝书,不必赘述。五、清官之官德修养高尚的官德不是于生惧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的。历史上一切清官廉吏无不重视自身的官德修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终成正果”赢得清廉美誉,流芳千古。在官德修养上的“

15、大处着眼”,就是先要立定居官从政的志向: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切清官廉吏,无论管位大小,到是真正的“大丈夫”,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淡泊个人名利、务求高风亮节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由于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官德修养才有自觉性和持久性,才能节节升华,直达高峰。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做官为政的出发点或曰“动机”问题:为“公”则有大志,为“私”则无大志而且还会沦于邪念恶行。所以明朝清官和学者吕坤深刻指出:“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清朝著名清官张

16、伯行说:“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宦海莫测,仕途多险”,想在宦海仕途上保持高风亮节、实现理想信念,必须时刻自警自励,“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官德修养“功夫”。他们为此“发明”了许多颇有效验的方法,如记“功过格”,置“座右铭”,写“官箴”、“自成约”,悬官署对联自励,定期瞻拜“先贤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经常征询同僚、吏民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检讨,等等。清官的“自责书”与明君的“罪已诏”屡见于史书,从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君德修养是大有讲究的,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相当开明的表现。总之,对清官廉吏来说,做官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济世益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居官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正如清朝康熙时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著名清官于成龙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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