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的修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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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 第4期No. 4 20105 5引言由美国的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提出的“异化”翻译理论， 在中国数年来备受学 者们关注。各种角度的探讨、 解读、 反思、 思考和 再思考频见于各学术期刊。以国内翻译界的权威 刊物中国翻译为例， 从 90 年代以来至今， 对 异化和归化的探讨可谓连年不绝， 最近的一篇是 郭建中先生的“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 略” （2009） 。这些多角度的研究确实对我们更清 楚地了解韦努蒂的翻译思想， 避免误读、 误导和 误用， 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本文尝试从修辞视角 对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进行解读、 分析和思 考， 希望能借此对韦

2、努蒂的异化理论有一些新的 认识。一、“异化”理论的简要回顾异 化 翻 译 法（foreignizing） 和 归 化 翻 译 法（domesticating）之名由韦努蒂首创， 但其概 念的雏形见于德国学者施莱尔玛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于 1813 年所做的演讲。在名 为“论翻译的方法”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的演讲文稿中， 施莱尔玛赫阐述了 两种不同途径的翻译：“译者要么尽量不惊动原 作者，让读者向他靠近，要么不干扰读者，请作 者向读者靠近。两条途径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 译者必须二者择一， 尽可能始终

3、沿着一条途径行 走。否则， 一旦将两者混为一谈， 便会出现无法 预见的后果， 作者和读者很有可能永远无法走到 一起。 ” （Schulte 刘亚猛 , 2008: 252）话语修辞是一定 要为某种动机服务的， 讲究话语达到的效果。对 于应该如何影响受众的情感， 坎贝尔指出应注意 在七个方面强化说服手段：即增强这些手段的或 然性、 可信性和重要性， 做到说服中提及的事件 的发生时间、 地点跟交流者尽可能有直接关联， 人物和交流者有尽可能密切的关系， 后果值得关 切（刘亚猛 , 2008: 258） 。他坚信， “只有那些被 认为真实重要的言说才可能打动心灵” ；“某个 貌似真实的话语之所以能够在

4、瞬间里让人信以为 真， 是因为它与听者的现实社会经历有紧密关联” （Herrick, 2001: 183, 185） 。换句话说， 要使说服 有力， 话语必须切合语境， 具备重要性、 关联性和 效果。此外， 西方传统修辞思想十分看重言辞表 达的“自我韬晦” ， 认为“不示人以其艺术性的艺 术是最高的艺术” ， 是修辞最为核心的原则之一。 为此也才有“真正的雄辩并不刻意追求雄辩”一 说。 （刘亚猛，2004: 26; 2008: 235）2010年 第4期No. 4 20107 7从修辞角度出发， 韦努蒂的主要“异化”理论 话语有其成功之处， 但也存在软肋。以下我们尝试 对其进行修辞解读与分析。

5、三、韦努蒂主要“异化”理论话语的修辞分析1.“存异伦理”“存异伦理” （ethics of difference）是韦努蒂 的“异化”理论主要话语之一。在 1995 年初版 发行的译者的隐身中， 异化作为一种“翻译 理论和实践方法” （2004: 20）提出，而在 1998 年的翻译之耻中， 韦努蒂则将其上升到“存 异伦理” ， 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 让自己的理论话 语与时代和历史的主要潮流， 以及当时的文化大 环境保持同步的关联性。在翻译之耻一书中， 韦努蒂开宗明义地指出， 目前翻译之所以被边缘 化， 归因于翻译研究与当代文化发展主流进程相 脱离（1998: 2） 。于是他致力于“在后结构主

6、义 关于语言、 话语、 主体这些观念的指引下对翻译 进行理论探讨， 以便理清这些观念和文化差异， 意识形态矛盾以及社会变化的关系” （刘亚猛， 2005） 。在韦努蒂看来， “目前英语翻译的现状 是：一方面是边缘化和被利用， 另一方面， 流畅 策略盛行泛滥， 因为它轻松可读， 让人产生透明 的幻觉， 误以为译本就是原作， 从而使译者隐身。 流畅翻译遮盖了对外国文本的归化处理， 是一种 拮取和潜在的霸权， 使外国文化为英美文化所利 用。此举扩大了全球范围内的英语霸权。 ”(2000: 341) 针对这种状况， 他认为“可以通过异化 翻译来加以应对， 使用本国语言， 通过偏离目前 在译语中起支配地

7、位的价值、 信念和表达方式， 保留外国文本中不可忽略的差异。 ” （同上） “我 倡导的伦理态度是， 在从事翻译活动， 阅读翻译 作品和评价译作的过程中， 必须对语言和文化差 异表现出更多尊重。 ” （1998: 6） 正视差异、 尊重差异、 强调差异、 保留差异， 这些是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的亮点。它们既符合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不论大小， 一律平等， 反对大 国霸权的政治潮流， 也符合当时翻译研究领域盛 行的反殖民、 反意识形态霸权的文化派趋势， 表现 出大方向的正确性。这一切， 使韦努蒂的异化理论 话语具有了很好的注意价值。而从普通翻译方法 到伦理层次的提升， 无疑对提高“异化”概念

8、的说 服效果更具有修辞意义。可以说， 正是因为超越了 普通翻译技巧的话语范畴， “伦理”概念所隐含的 高尚性使“异化”概念脱离了一般翻译技巧， 迎合 了世纪之交的主流趋势， 因而吸引了众多关注。事 实也确实如此， 不仅在中国， 整个国际翻译界都对 其予以了极大兴趣， 引发了众多探讨与研究， 充分体现了话语的力量这一修辞的关注焦点之一。 在施莱尔玛赫的时代， 归化和异化主要只是 作为翻译方法， 但如今这两个概念引发了深层次 的探讨和思考， 诸如尊重异国文化、 避免文化霸 权和保护弱小文化等。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归 因于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的成功。不仅如此， 随 着韦努蒂异化观的提出， 翻译中对语言

9、文化问题 的讨论从内容上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对比之前奈 达和纽马克理论盛行时期， 当时对翻译中文化问 题的探讨主要出于交际需要或以交际为出发点， 韦努蒂的观点将语言文化翻译问题上升到了政治 和意识形态甚至伦理的高度。 如韦努蒂自己所言， “如今， 即便不大可能会有人否认翻译的主要目 的和功能是为了交际，人们已不再会认为翻译 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际行为。 ”(Venuti, 2000: 468) 如果说韦努蒂的异化存异话语在宏观重要 性和与大语境贴切度方面十分到位， 在一些微观 话语方面却不够全面和得体， 影响了关联性与可 信度， 进而影响了说服力。韦努蒂突出差异性是因 为文化不同， 但恰恰正是错

10、综复杂的语言文化差 异， 以及具体翻译过程中目的、 语境、 读者等其他 因素的制约， 决定了不能为异而异， 这是韦努蒂强 调差异的同时未予以足够重视的， 也因此削弱了 其理论对翻译实践的适用性。这点我们会在下文 具体阐述。2.“抵抗性翻译”“抵抗性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resistance/ resistancy) 作为“异化翻译”的替代话语， 频频 出现在韦努蒂的著述中。根据他的观点， 归化翻 译所强调的流畅、 通顺， 目的是要强迫源语文本 符合英语的话语类型和规范， 是霸权主义和民族 中心主义的表现。因而他呼吁译者来进行“抵抗” 翻译， 采用不“流畅”的翻译，

11、 抗击“强势翻译” 和文化霸权。 “英语中的异化翻译可以是一种抵 抗的形式，抵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 自恋主义和帝国主义， 有利于民主的地理政治关 系。 ” （2004: 20） 这种咄咄逼人、 充满了火药味的“抵抗”态 度和对抗性话语，折射出当今西方论辩文化的 传统。当代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德波拉泰 南（Deborah Tannen）在其论辩文化 （The Argument Culture）一书中， 曾就这种现状进行过 分析。她说， 这种论辩文化使我们用一种对抗的 心态面对世界以及世界中的同类。这种文化基于 这样一种假设：即对立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讨论某种思想的最好方法是组织辩论

12、；报道新闻中 国 翻 译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8的最佳途径是请来“双方”代言人， 各自发表针 锋相对、 极端对立的不同看法。最能表明你 在思考的方式是批评他人面对异己和不同见 解， 占主导地位的回应方式是抨击、 进攻和对抗。 她指出， “冲突对抗， 如协同合作一样， 都有存在 的必要， 但目前的情况是天平失衡了， 冲突与对 抗被加上了太多的砝码” ；“习惯性地使用对抗性 修辞， 其危险是言词的通货膨胀 ” ；“我们应该 寻找富有建设性的途径解决争端。 ”(1998: 3-8) 在书中， 泰南循循善诱地努力向人们传递这样 一个信息：采用适度的方式能够带来有思想深

13、度 的辩论和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她告诫人们， “调和 比唇枪舌剑更具力量” （ibid: 105） ；要学会“调解 冲突， 用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方式对待矛 盾。 ” （ibid: 208） 泰南的论点正是基于西方修辞历史悠久的雄 辩传统。雄辩艺术讲究 “良言 “， 讲究 “自我韬晦” ， 即在演说中故意藏巧示拙， 不露痕迹地使受众在 善意和真情的感受中， “接受”修辞者的观点， 改 变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刘亚猛 , 2004: 23-26） 。从 修辞的角度分析， “抵抗性翻译”这种提法过于张 扬， 容易让人感觉有学术研究中的泛政治化之嫌。 对抗往往会造成紧张， 一旦过分紧张便将完全失 去交

14、流的基础， 更谈不上相互理解。 正如泰南所言， “当某个问题并非由对立的双方构成， 而是呈现了 多角度、 多方面的特点时， 对立并不能使我们走向 真理。 ” （Tannen, 1998: 10）翻译活动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决定了不是一种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对抗 就能解决问题。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于事无补， 应 该寻找富有建设性的方法。 翻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文化交流， 不是为了 对抗。文化交流不一定等于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 但至少应该能够沟通和理解。针对英语如今已成 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言， 以及英语占 据国际主导和强势地位的现状， 与其说一味地批 判或者因噎废食， 狭隘甚至偏激地过分强调保留

15、 原文的形式和内容是保护源语文化的唯一之法， 不考虑接受者， 从而可能导致弱势语言文化因为 在译语中拗口难懂， 或任意强加其意识形态内容 而令读者反感， 从而处于更加难以为世界所了解 的尴尬境地。泰南的观点给我们的启发是：与其 作抵抗性翻译， 不如采取合作友好、 积极主动的 态度， 充分利用确保可读性的规范英语， 尽量传 达和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色。这么做， 对弱 势文化而言， 不失为一个通过英语， 让本国文化 为世界所了解的可用之法， 一个修辞策略， 所谓 “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里， 译者所孜孜以求的 “合 作”态度， 用皮姆（Anthony Pym）的话说， 其意义更多在于“努力消除导

16、致不合作的状况” ， 换句 话说， 也就是防止信息变形和误导读者。(Olohan, 2000: 183) 在当前国际政治话语基调逐渐转向强调合作、 共赢的形势下， 帮助读者看到差异对促进不同文 化间融合互动、 取长补短十分重要。译者的任务是 要取得平衡。换句话说， 翻译者应注意用至少可读 的语言， 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特色。3.“好的翻译是少数化的”韦 努 蒂 在 翻 译 之 耻 中，提 出“ 好 的 翻译是少数化的：通过培养异质话语，释放 了其余成分，使标准语言和文学准则得以向 不同于自己的、不标准的和边缘化的成分开 放。 ”(1998:11）他提倡用“地方或群体方言、 行话、 陈词滥调、 口号”等主流语言以外的“其 余成分” （remainder） （1998:10）来扰乱霸权 文化和主流话语。可以说，通过这一矫枉过正 的话语，韦努蒂成功地实现了自己强调差异的 目的， 但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考虑到文化传达中 的种种问题， 没有考虑到翻译目的、 语境和受众 接受能力和需求等， 这一话语缺乏或然性、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