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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这是王安忆1 9 9 5 年写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起头的话。这句话，把所有打开长恨歌的读者，一下揪到看上海的一个制高点上。于是我们几乎可以与王安忆一起居高临下，与王安忆的目光合二为一，以覆盖整个上海的视野高度，投向上海。于是我们先就看到了王安忆所一长恨歌之歌看的，感觉到了王安忆所感觉的：白昼的日光与夜晚的灯光，使整个上海凸起的点和线熠熠有光，但“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弄堂是上海的根基，没有弄堂，上海不成其为上海。弄堂纵横交错，织成了上海的格局，上海的脉络，上海的品味。它是在最根本的暗处，厚实地垫起人
2、们眼里浮光掠影留下的上海印象。“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做底铺陈开，一铺林丹娅2 0 0 8 . 0 30 2 5/ 林丹娅0 2 5 0 2 9/长恨歌之歌获奖名篇王安忆，1 9 5 4 年生，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 9 5 5 年随母移居上海。1 9 6 1 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 9 6 7 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1 9 7 0 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 9 7 2 年考人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 9 7 6 年开始发表作品。1 9 7 8 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任编辑。
3、1 9 8 0 年入中国作协文学学习。因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 北京文艺1 9 8 0 年6 期) 等系列小说而引人注目。1 9 8 7 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6 9 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 9 8 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1 9 8 1 年、1 9 8 2 年、1 9 8 5 年、1 9 8 6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便是几十年。”王安忆穿
4、透这一点，就等于进到上海的骨子里去。因此，要写上海，弄堂是必然不能不在的。但不是浮光掠影的弄堂，是真正沉到弄堂的底部，在那一丝一缕的一砖一瓦的暗角摺子处。于是，几乎不容迟疑的，我们成为一个被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话语所操控了的镜头。她把我们迅捷地推向整面的上海，又好像是整面的上海迅捷地迎向我们，包抄着我们，令我们陷进一个四面八方的上海里。我们开始越来越身不由己地陷进她稠密起腻的上海话语里去，好像陷进上海弄堂的暗星云图中去。起头是无声的，浩渺的，模糊的，星星点点的，但随着它们越来越靠近我们，或是我们越来越纵深进去，它们就在黑暗中愈来愈明晰了。先是盘旋的鸽群，然后是老虎天窗，细工细排的瓦，细雕细做的窗
5、框，细心细养的月季花，晒台，隔夜滞着不动的衣衫，水泥脱落的红砖墙，陡窄的木梯，亭子间，浅浅的客堂，院子，碰到平日不打开的大门，折回头，穿过最是烟火味的灶间它既烹饪着上海人家常必要的色香味，又烹调着日常不息的流言，一起跟着出入的人口，飘出灶间后门，流向后弄，游荡在条条阡陌的弄堂之中。弄堂是上海这座城市存在的标志性事物，是上海城市的根基所在，是上海生活的精髓所在。只有从这里穿贯过去的时光，才能凝结成上海历史；只有从这里流淌过的历史，才能散发出只属于上海气味的文化。写上海，王安忆就这么提纲挈领地，先发制人地写弄堂，铁定要把我们卷进上海的人物、故事与光阴中去。2 0 世纪4 0 年代，到今天还大红大紫
6、的作家张爱玲，就在上海出版并热销过流言。张爱玲在“流言”里写道，我喜欢上海人。我为上海人写传奇。写他们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想到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流言”便是这种“奇异的智慧”的结晶之一。流言盛产于冠冕堂皇的上海之暗底的弄堂之中，与飘浮其上的冠冕堂皇不仅不搭界，而且还有点我行我素、分庭抗礼的意思。这使流言极具民间性，或者说极具民间色彩与民间身份。流言之所以为流言，一定是在暗地里的，二M a s t e r p i e c e sR e v i e w名 作 欣 赏2 0 0 8 .
7、 0 30 2 6私下里的，本地里的。它就像上海本地话，发声送气音调间，总显得有点急促，有点迫切，嘈嘈切切的，怀着小秘密似的。它不像正史正言，要么一言九鼎，要么被一言九鼎所取代。它可能是无耻的，是粗鄙的，但却是真实的，本分的，坦然的。它即便有粉饰，有虚构，有想象，但绝不道貌岸然，唯我是尊，舍我其谁。它飞长流短，真假并存，从不排斥真相，甚至本身即是真相。它在想象中流淌，在流淌中扬弃，去芜存精，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因为它是在暗地里的看不见的，因此没有什么天敌可以完全剥夺它的存在。正因为流言“街谈巷语”的性质，它就如张爱玲所说的，会是“真正的性灵文字”。张爱玲喜欢以流言做传奇，就是以这种性灵文字
8、通款文学，而文学却长命无绝衰。 因此，流言看起来表面好似一时一时的，灰飞烟灭的，短命的，但它其实是前赴后继的，暗涌不断的。王安忆是这样感觉“流言”的性质与意义的：“这些流言虽然算不上是历史，却也有着时间的形态，是循序渐进有因有果的。这些流言是贴肤贴肉的，不是故纸堆那样冷淡刻板的，虽然谬误百出，可谬误也是可感可知的谬误。”这也许就是不说是海派文学，起码也是张派文学长命无绝衰的底子。我们曾跟着王安忆长恨歌的起头，高屋建瓴，然后穿堂入室，直抵作为上海背景弄堂中最隐蔽的褶皱里去。但是，如果没有流言产生于其中，那么上海弄堂就是个死建筑。弄堂因为流言的产生而证实了自己的生命与思想的活力。弄堂是流言产生与流
9、通的地方，流言百无禁忌地恣肆在弄堂里，带活了弄堂的空气，使弄堂鲜活，充满生命。若弄堂没有流言，那弄堂一定是死的，是徒有其表的，弄堂只有跟着流言，才会在流言中生生不息。与其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有张派文学的影子，莫如说是原来不是上海人的王安忆尽数洞悉了这种“奇异的智慧”，并接续了这种“奇异的智慧”。只有握住流言，才能真正握住一把在弄堂里转瞬即逝的光阴，才能真正握住上海的飞尘。一种历史的文化的飞尘，才能抵达上海实在的内核，上海才能钻进我们的心里。因为流言才真是“上海弄堂的精神性质的东西”。“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上海是属于弄堂的，弄堂的流言是上海城市平凡而永恒的言说。上海城市的文化本质是弄堂的，弄堂生
10、活的本质是流言的，流言的本质是女性的女性的代名词在这里开始富有性政治的气味。弄堂是家居的，流言是家常的，它们交织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气味与民间气息。它与石库门里又细碎又简陋的灶间一起，嘈嘈切切，忙忙乎乎，貌似无所事事的，却无所不在的，坚实绵密地填充了城市似水流年的巨大虚空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只能是女性的日子。既往的历史，把这样家常日子界定给了女性。女性在弄堂的深处蠢蠢蠕动着，衬起弄堂上面那些凝然高耸的炫目的光点与光线。那些光是属于男性的。人们眼里只愿意、或更容易看到光，看到浮华，女性处于暗底之中，她们被光亮造成的巨大暗影所藏匿，人们不容易看到她们，或更容易忽略她们。她们不是因为不存在或因
11、为小而被忽略不计，反而是因为太过广大，太过天经地义而被忽略不计。人们看她们用的是男性的眼光，男性的目光通常是看不到她们的，三2 0 0 8 . 0 30 2 7/ 林丹娅0 2 5 0 2 9/长恨歌之歌获奖名篇或者是不屑看到她们的。即便她们有聪明，有野心，那也是弄常里的小聪明，小心眼，不成体统，不成气候。她们与属于男性的城市不知有何瓜葛，城市向来就是男性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因为她们在历史的传说中也即是在男性声音的传说中，早已被男性的想象之神箭射死在离城市很远的荒郊野外。 现在我们可以有多么明白，要想看到笼罩在城市巨大投影下的女性其实有多么不易，能够洞悉城市生活的根本所在其实有多么不易，
12、它的确需要慧眼独具，慧根独在。这种慧眼与慧心似乎是天生地被女作家所拥有，也许女作家的确在这方面有社会性别意义上的优势。她们对女性与城市的瓜葛心领神会，心知肚明。半个多世纪前的张爱玲说，她写香港（抑或别的什么港），用的是上海人的眼光。所谓“上海人”的眼光，其实就是一种被她所把握的城市化的弄堂流言化的女性化的文学化的眼光。也就是后来她自己命而名之的“张看”。这个“张看”，彰显的就是个体的、民间的，因而也是女性的眼光，它绝不会是随大流的。因此，张爱玲并不自觉地要去写城市，她只想写活色生鲜的人，但因为女人与城市的瓜葛，她常常是在写女人的沧桑命运，却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座城市的命运沧桑。到了施叔青，她很清
13、楚自己要做什么，要写什么。她就是要“以小说的文字图录香港”，“为历史留记录”。 香江三部曲，形象化地图录一座都城的跌宕起伏史，她第一部写的便是“她名叫蝴蝶”，这是香港版的“长恨歌”，它“突出蝴蝶的象征，影射香港的形成”。只有主人公黄得云这个女性形象，才能圆满地承载起施叔青这沉甸甸的企图。到了王安忆要写上海，对城市本质的认识，就更为明晰了。她知道，“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长恨歌就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换而言之，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它的形象最贴切的是一个女性的形象，“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
14、才是” 。女性才真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形象。至此，作为女性形象的王琦瑶，在要写上海历史的意识召唤下，真是呼之即出了。城市弄堂流言女性，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性别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一系列象征与隐喻。于是王琦瑶在弄堂流言的氤氲中向我们走来。她是王安忆“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的人物。也即是说，王琦瑶是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具体的抽象，又把这种抽象还原到文学的具体形象中来。因此，“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上海的弄堂总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上海的弄堂因有了王琦瑶，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
15、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 王琦瑶不是一个人，她的一举一动都饱含象征与隐喻。因此，她的生活是“上海生活”（城市时尚杂志的名称，王琦瑶的玉照上了封二），她的身份是“上海小姐”（城市选美活动，王琦瑶榜上有名），她的名号是“沪上淑媛”（没有沪上淑媛出没的上海怎么能够算是“城市”），她就是上海的四M a s t e r p i e c e sR e v i e w名 作 欣 赏2 0 0 8 . 0 30 2 8弄堂，上海的生活，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光阴，上海的气味，上海的文化。这看起来的确有点玄妙或者奇怪：城市从来就是男性的（或者说在男性的感觉与话语中从来就是属于男性的，只是这种感觉与话语无论是在历史中
16、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已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感觉与话语），却在她们的身上烙下了印痕，只是这种印痕从来不被认为有价值，值得文学来表现。即便是被她们破除常规偶一表现了，那也会明知是属于不入流的表现。王安忆知道自己是怎么看上海这座城市的，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来表现这样一座城市的，也知道这种看法与写法有多么与人不同！但自己沉浸在这种的写法中有多么恣肆酣畅，多么如鱼得水，多么自在天然，因为“女人天然是属于城市的”，天然就是属于这种“流言”的。她这样写的时候，很有点放任，很有点满足。除此之外，她知道这样写的结果，是要牺牲一点什么的。否则，王安忆不会在得知长恨歌获中国小说最高奖的茅盾奖后，不无讶异地说：“这个奖实际是个政府奖。过去评出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主流的，即使比较边2 0 0 8 . 0 30 2 9缘的也是历史小说，主要对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要求具有史诗型的。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就可以说是比较标准的史诗型的作品。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