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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戲劇藝術的青少年工作運用戲劇藝術的青少年工作 陳智達 1999 原載自: 陳智達(1999)， 運用戲劇藝術的青少年工作 ，刊於現象工作室編著(1999)逃得幾多尺 ，香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出版，頁 27-60。原文於 1999年出版;網上版本於 2004 年上載，並稍作修正。 _ 大綱大綱 一、青少年問題的問題 二、詮釋學觀照下再看青少年問題 詮釋學對客觀的反省 由成見所衍生的積極意義 由成見所建構的問題 識破壟斷，追逐真誠共話的天空 三、 戲劇作為一種主客共融的工作媒介 工作者角色 - 處理問題vs 探索意義 需要的介定 - 專業評估vs故事敘述 介入方法 - 治療vs啟迪
2、 工作關係 -助人與受助vs隊工伙伴 四、結 語 參考書目 一、青少年問題的問題 在我任職社會工作者的歲月裡，心中泛起的問題比起我為人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問題二字在西洋人的語言中有更細緻的分類；其中“problem”可解作困惑甚或毛病，而“question”則指一種發問，故此有毛病與有疑問不會在他們的用語中那麼容易扯上關係。細想下你便會知道中國人這組語帶雙關的方塊字是多麼可愛；一句你有問題？可圈可點也！或許，這便是中國人不熱衷發問、不熱衷討論的原因。我們習慣把社會情況當作自然現象，因為每當發問、質疑之際也怕被人指為你有問題嘛！ 我對社會上所指那些青少年毛病(problem)抱著疑問(quest
3、ion)；這些關於青少年問題的問題，愈來愈使我困惑、愈來愈使我惆悵。我有幾個印象深刻的片段： 當社工期間，一位濫交、當娼、嗜毒但從未有案底的女孩子在離校後漸漸定下來從良 ，找到一份賣翻版光碟的工作。我固然不太鼓勵，但也為她日漸從良感到高興。誰知她後來正是海關緝翻版光碟時被捕而被判感化令。嚴格來說，在成年人法例中濫交、當娼、嗜毒也不犯法，但翻版則是刑事罪行！暗嘆此妮子當年重重歷劫也只是甚麼警司警戒，而校方在責難之餘也算十分包容；如今相對而言從良 （至少她與我也認為這算是從良 ） ，又竟算是犯上刑事罪行。心中不禁疑問社會上各種罪行執重執輕是如何斷定的呢？ 有一次與一位教務主任談論一位男生穿著校服在
4、街上吸煙應否受處分的問題；在激辯期間這位主任竟然可以隨隨地點起煙斗，跟著正義地指責我偏坦學生。我不識趣地質問他為何自己可吸煙斗而學生不可抽香煙，他權威地答了我一句： 因為我是老師，他是學生！我日後再沒有機會跟他辯論，因為自那學期後我已被調職離開該校；據說皆因我是問題社工。 離開學校社工的崗位後，街上碰到從前頗熟絡的一位頑皮男生，雙方大爆粗口問候一輪後隨隨分享近況。他向我訴說上月在時鐘酒店召妓後被屈數千元的經驗，好一副受害人的樣子。我當時心中暗忖，若我此時仍是你的駐校社工，你會如此磊落地訴說召妓經驗嗎？我是在那次才頓然留意到原來在成年世界中召妓本身並沒有直接犯法的，在法理中他可以完全是被勒索的消
5、費者。我可以想像他從前縱然有類似經驗也不會對我說，因為若在學校的處境他死定了！他將由受害人的身份搖身變成害群之馬、會給我開“File”、定為心理問題、性觀念不正確等等。相較於那位賣翻版光碟而被判令的靚妹 ，這次反過來學校的道德標準又會比社會法例中的道德標準緊得多。究竟學校的道德又是誰定的呢？ 我在街上與青少年傾談的體驗更是神奇。還記得從前用社工身份走到公園、球場的時候青少年那句自衛式的說話： 阿 Sir 我冇問題架！隨後，不知何解又十分受落我的接觸，後來更好像在我身上找到問題青少年的共鳴圈。偶爾用街坊身份到機鋪打機，碰上相熟的青少年總問我是不是來找細路 ，然後又會懺悔式的與我分享近況，像是要用
6、問題、毛病等角度來鋪排自己的分享才可使我明白。從前在學校裡做輔導總覺理所當然，然而在街上總覺得有點不自在。原來處理問題的工作關係已凌架於一同打機、一同說笑、一同分享生活上的軼趣。我不再是一個成年人，而是一個你要向我說問題的成年人。縱然這些問題可能不是他生活裡的重點，但因著我，他總是覺得要向我說一遍；換言之，在講述生活體驗的過程中，他們的問題因著我而被顯得佔了更大比重！ 成年人太容易似是很有共識地怪責部份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守規矩、反社會道德、反叛等等，但上述幾個片段深刻地告訴我：這些根本不是同一套規範、同一套道德！成人世界常替叛逆的青少年冠以 邊緣青少年 之名，但實際上一個圈子的 邊緣 ，只是另一
7、個圈子的 中心 ，那些不同甚或矛盾的視野，根本是深深扎根於成人世界。成年人同仇敵愾訓示下一代之時，委實可以釋然放下爭拗，共同譏笑青少年人英語水平今非昔比、嘆惜一代不如一代。但回心一想，既然界定對錯從來也不是單一尺度，那麼我所看到的青少年問題 ，到底是屬於青少年，還是屬於自己偏見下的視野呢？ 我太想弄清楚，自己之所以醉心於青少年工作，到底是為了青少年、為了自己那份助人的成功感、還是主要為了在背後界定問題的權威者服務呢？ 二、詮釋學觀照下再看青少年問題 詮釋學對客觀的反省： 落筆之際掙扎了許久。最後還是決定冒著語無倫次的危險，用上詮釋學這門對大部份讀者而言仍是陌生的學科貫串我整個立論。 詮釋學源於
8、聖經研究與文學批判理論，主要課題是對理解作出本體的(ontological)探討，簡言之亦可說是探討到底理解是一回怎樣的事情。概括而言，拫据詮釋學的觀點，理解者必然在成見(prejudice)下理解事物，而成見本身並沒有真假值；理解的本質其實是理解者的成見背後的傳統與另一個傳統不斷對話。這個內蘊於理解的對話特性可稱之為思辯結構(dialogue 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哲學詮釋學嘗試藉此闡明思想的本質便是語言。這種對話本質亦提醒了我們，當我們用任何方法去理解一個現象之時，無論這是心理輔導也好、解構也好、甚或稱作詮釋也好，本身並非一個直線的演繹過程。參照詮釋學的觀
9、點，這應該是一個可稱之為思辯結構的對話進展過程，青少年現象並非外在於理解者，整個理解過程是發生在人裡面的語言世界。在這思辯結構的基礎上，迦達默進一步認為理解者若對自己的歷史時空局限有所醒覺(historically effected consciousness)，便會推向更有深度的理解；所謂假的成見亦隨思辯被放下、本身的視野與傳統也會豐富起來。本文旨趣正是期望闡釋為何青少年工作者須要對自己的歷史時空局限有所醒覺 ，繼而我期望為大家闡明為何發展運用戲劇藝術的青少年工作有其獨特貢獻。 詮釋學宣稱理解者的視野本質上必然有其局限，而這種宣稱亦正似乎與現代人追求客觀 、實証的科學心態背道而馳。迦達默運用
10、遊戲(Play, Game, Spiel)這概念，巧妙地替人文科學的本質塑造了一個類比；而這個簡明的類比亦正好為青少年工作應否探求客觀這問題帶來了一點啟示。在引申任何論點之前，我必須澄清迦達默的詮釋學的原意本非直接為社會研究或社會服務奠下方法或通則，而是對人文科學作出本體的探討(Gadamer, 1996, p xxiii)。部份學者認為縱使迦達默的原意非為建立方法論，我們仍可探討他的洞見對人文科學有何意義(Hekman, 1986, p 95)。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可在詮釋學中直接建立出所謂詮釋學的青少年工作方法(Nakkula Lieblich et al, 1998; Mishler,
11、 1986)。 在這戲劇青少年工作模式中，了解青少年需要並不是一次專業評估 ，而是一個有關青少年生活世界的故事敘述 ，其內容是由雙方持續不斷交織而成。說得再具體一點，我是指透過與青少年人一起交織青少年故事來了解個別青少年人的需要，但這集體過程的敘述及台上的演繹卻毋須是任何一個人的真實故事。因為在成見的概念下，我們該明白到個人對任何事物的評價、判斷、甚致單是一個問題也是扣連著個人背後的生活世界。那麼只要在製作過程中涉及與青少年人生活世界有關的題材，便會為青少年人的自我敘述留下了一個很重要的空間。若有需要個別了解或有些地方需要我們這些長輩幫忙，那些無無聊聊、茶餘飯後的時間便是另一層次的工作空間。這
12、是出於自然、是一種朋輩式的深度關懷。正是這種不專業、不形式化、不高調的姿態可讓我更適然地反省及修正自己的成見 。 如此，不刻意了解需要，返而可以更自然地了解需要。 介入方法 - 治療vs啟迪 ： 當我與社工界朋友分享這路運用戲劇實踐青少年工作的意念時，總有部份朋友感到戲劇與社會工作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基於香港人對兩者均有著深深的誤會。香港人對社會工作的多元性欠缺認識不足為奇，因為就是連社工界圈中人自己也弄不清楚；畢竟這只是一門約有一百年歷史的學科。然而，香港人對戲劇這門古遠的藝術方式抱著誤會則是十分可惜、可憐。在劇場理論的發展史中，早有學者指出了劇場漸給統治階層壟斷的歷程(Carl
13、son, 1984 )。難怪大部份香港人對戲劇的感覺總是貴、難明、中產、小圈子玩意。還有更甚的是那些做戲便是表演慾、想做明星的悲哀見解。若認為一個人演戲便是想當明星 ，就如認為一個人學寫字便想當書法家一樣可憐！ 假如將演戲、說故事看成是一種溝通媒介諸如文字，大家便會明瞭戲劇所能引來的震撼。很多時我們已把戲劇定位為一種娛樂藝術、忽略了戲劇所帶來的啟迪作用。有些對戲劇應用稍有認識的朋友充其量聽聞心理戲劇(psycho-drama)在輔導中的治療方法（陳, 吳,1983） ，但這種應用仍然不離那種明刀明槍處理問題的情意結。我說戲劇作為一種青少年工作的介入方法，是廣義地說戲劇本身便可以是一種工作媒介；
14、我尤其著重戲劇創作、訓練、觀賞、評價等各方面所帶來的啟迪 。 我所指的戲劇青少年工作特別傾向近代非文本劇場(non-script theatre)的傳統，這尤其適合我與那群不適應文法中學的青少年朋友交往。我們在劇作中不須太多文字工夫，連劇本也主要是即興或口傳。戲劇工作者 Johnathan Fox將西方目前非文本劇場傳統粗略分作六大類，分別是實驗劇場(experimental theatre)、教育劇場(educational theatre)、幽默諷刺劇場(comic-satiric theatre)、社區劇場(community theatre)、治療劇場(therapeutic thea
15、tre)、小丑劇場(clowning) 等(Fox, 1994, pp 56-59)。有興趣的讀者可在本文參考書目中找出相關資料，以便進一步了解這種非文本劇場傳統在人文工作上的應用潛力。另一方面，在互聯網上有一個名為應用及互動劇場指南(Applied and interactive theatre guide)的網頁，內裡引介了外國那些把戲劇應用在藝術領域以外的各主要門派，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覽(http:/pages.nyu.edu/as245/AITG)。 在這路應用及互動劇場的範疇裡，有幾個是香港戲劇工作者較多接觸的傳統，以下嘗試略作引介： 首先是 Augusto Boal那受壓者劇場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的傳統(Boal, 1992)。這路戲劇強調受壓者的醒覺及抵擋當權者的技巧，因此香港不少社區工作者曾參與 Boal及與之有關的工作坊，而街頭劇亦漸成為社會行動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有關受壓者劇場更多的討論及資料可留意昆士蘭大學的一個網頁(http:/www.qut.edu.au/arts/acad/cia/boal.html)。 另一個是 Jonathan Fox那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