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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逃亡和救援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特别展 逃亡和救援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特别展 1939 年 9 月爆发的那场战争使得居住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占领区内超过 3百万的犹太人陷入了困境。只有极少数人从终将导致全面“大屠杀”的恐怖中侥幸地逃过一劫。从1940 年末到 1941年初，就在“大屠杀”开始前的几个月里，约有 2100名左右的波兰籍犹太人逃亡至远东和更遥远的地区。在这个漫长的逃亡过程中，他们搭上了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再乘蒸汽机船到达日本。这离他们在立陶宛最初的庇护所东去有 6000公里之遙。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最后流亡到了上海。 如果没有许多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帮助，这些犹太人根本没有几个人能成功
2、地逃到安全地区。在他们逃亡途中，有若干犹太人组织和犹太人社区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援助却来自以下两个意料之外的地方：即荷兰的代表们和纳粹德国的同盟国日本。他们在 1940年夏天从事的人道主义活动，乃是数以百计来到立陶宛寻求庇护的犹太人终能得救的关键之举。 “我们牢记了世界各地的地图和各国的轮廓，像专家似的向使节和领事们描绘出最为错综复杂的行进路线。如果前面没有路，我们就必须开创出一条路；即使暂时只能在纸上谈兵。” 流亡者领袖 Zorach Warhaftig，战后回忆录 大逃亡 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 大逃亡 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 1939 年 9 月 1日，德军入侵波兰后，数十万
3、犹太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波兰居民赶在纳粹德军到达他们的居住地之前向东逃亡。9月 17日，苏联军队与德国达成秘密协议，随后便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之下，该地区有大约 30万犹太难民为了逃避德国的统治，被迫接受苏联的统治而留下来。在未被占领地区，约有 4万犹太人因为惧怕被纳粹或苏联拘捕或希望移居国外，有的向南进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的则向东北方向进入了立陶宛。 当维尔拉（Vilna）和其邻近地区将于 10月份从苏联转由立陶宛统制的消息传出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便涌向这座几世纪之久的犹太文明中心。然而，当新的国界封锁后，进入立陶宛的风险变得更大，后来许多尝试逃入立陶宛的犹太人都难逃被
4、遣返的命运。 “一大群人在恐慌中出发. . . 人们纷纷远离家园，展开一段危险重重、前途未卜的逃亡旅程。” 取自 Dawid Sierakowiak的日记，1939年 9月 6日于波兰罗兹 “我们的国家被两股贪婪和愤世嫉俗的势力所吞没，他们都试图控制整个世界。在波兰的犹太人有350万之多，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团体，而现在，他们却面临着灭顶之灾。” 难民领袖 Zorach Warhaftig，战后回忆录 避难 立陶宛的临时避难所 避难 立陶宛的临时避难所 在 1939 年的秋冬季节，约 1万 5千名波兰籍犹太人选择政治上中立的立陶宛作为他们的临时避难所，其中大部分人呆在了维尔拉（Vilna）。他
5、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深受战祸的波兰，他们因为其犹太民族的文化思想、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而面临迫害。一些家庭运用金钱渠道逃离战争和沦陷带来的危险。许多流亡者希望最终到达美国或是巴勒斯坦。 大部分流亡者在逃亡时仅携带了很少的财产，而在立陶宛又不允许工作，所以他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帮助才得以生存。其中最大一笔救济物资和救济金来自一个美国犹太人慈善组织联合救济委员会。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牵挂着仍处在沦陷的波兰境内的亲属，逃亡者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战争尽快结束或者立陶宛的中立地位能不被动摇。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希望无一实现。 流亡者概况 流亡者概况 大部分的成年男性难民是有组织的犹太
6、复国主义青年人（他们矢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战前波兰宗教学校（神学院）的犹太学者和学生。他们在立陶宛继续他们的研究学习和训练活动。流亡者中有也有商人、律师、教师、记者和医生。他们大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或在难民社区中做志愿者。在施粥站和咖啡馆，作家和政治活跃分子谈论着关于战争的新闻。部分人的移民申请被拒绝，因为立陶宛政府害怕因为移民问题而影响它的中立地位，并禁止处于参军年龄的波兰籍公民离境。 “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的处境其实不比那些在德国和苏联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好到哪儿去。” 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 Moshe Kleinbaum，1940年 3月 12日于维尔拉 Zorach Warhaf
7、tig Zorach Warhaftig是华沙的一个律师，同时他也是犹太复国运动组织 He-Halutz Mizrachi的领导人。尽管本身已是一个逃亡者，他尽最大的努力营救波兰被占领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维尔拉城郊外为他们建立训练农场。Warhaftig为驻立陶宛的巴勒斯坦联合会工作，这个联合会致力于帮助波兰籍难民，而他的工作是帮助 aliyah 活动（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他帮助 500多名难民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法国逃到那里（巴勒斯坦），而这条路线在德国入侵欧洲西部后被封锁。1941年年初，在他的帮助之下，700多难民经过土耳其成功逃亡。 救济行动 救济行动 无数机构和立陶宛政府
8、和红十字会一起向逃亡的犹太人提供了救济。其中要数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规模最大。它向在维尔拉和考那斯的犹太人救济委员会提供资金来帮助难民。联合救济委员会派出了一个活跃的美国人 Moses Beckelman和 Yitzhak Gitterman一起工作（这位流亡者把该组织在华沙的办事处搬到了维尔拉）。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为难民们建立了集体居所和施粥处，向他们分发衣服和鞋子，同时还提供其他服务。 “如果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的资金，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 .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感到被抛弃了。” 美籍救济工作者 Samuel Schmidt，于 1940年 3月 17日 Moses Bec
9、kelman Moses Beckelman 是一位纽约市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他在 1939年开始为联合救济委员工作。在立陶宛，面对众多的政府规定和有限的财政资源，他证明了他是一位机智的谈判代表，竭尽所能为难民争取更多的救助。1939年 12月，Beckelman 带着详细描述纳粹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迫害犹太人的报告离开立陶宛，但是德国人在波罗的海拦截了他搭乘的船，并拘禁了船上所有波兰籍处于参军年龄的人。他们允许 Beckelman 返回立陶宛，之后，他一直致力于帮助难民直到 1941年 2月。 为身处波兰沦陷区的家人担心 为身处波兰沦陷区的家人担心 逃亡者们经常为仍身处在沦陷区的家人而忧心忡忡
10、。在德国占领波兰的之初的几个月里，所有的波兰居民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迫害手段更包括了：集体强制劳工、命令穿上带有特殊标记的衣服、与在罗兹建立首个主要的犹太人区以拘禁犹太人。许多逃亡者试图带着家人进入立陶宛，但是每一个成功非法进入的例子之后就有个失败者。很多犹太人根本没想逃离波兰，因为他们害怕被逮捕，并且放不下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苏联的占领 苏联的占领 逃亡者面临的危险处境 逃亡者面临的危险处境 1940 年 6 月 15日，苏联的军队侵占了立陶宛。之后不久，共产党领导开始改造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权。在经过暗箱操作的公投后，立陶宛于该年 8月 4日成为立陶宛苏
11、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的政权派出了苏联秘密警察（以下简称 NKVD），他们的目标是那些政治立场左倾或右倾的产主义者。在维尔拉和考那斯，逃亡者中的政治活跃分子不得不变得行事低调，有些人甚至换上假的身份。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难民们处境可危。许多人并不想加入苏联国籍，尽管那样相对来说显得安全点，然而一旦如此，他们重返家园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而不肯加入苏联国籍就意味着可能被当作“不可靠分子”而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其他寸草不生的地区。居住在苏联占领的东部波兰地区数万名难民早已遭受此种“待遇”。 “四处烟雾弥漫。. . . 整天都有苏联的坦克经过。事态动荡不安，我们这些可怜的逃亡者能做的只是恐惧和颤栗
12、。” Rose Shoshana Kahan，1940年 6月 14日于维尔拉。 “在夜幕的笼罩之下，拘捕行动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整个国家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恐怖和不安的气氛中。” 美国领事 Owen Norem，1940年 7月 25日于考那斯。 救援行动 从荷兰和日本的外交官处获得帮助 救援行动 从荷兰和日本的外交官处获得帮助 在苏联占领立陶宛后，难民们再次陷入绝境。几个星期前德国入侵欧洲西部，和之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相继沦陷的消息，使人们对西部战争早点结束的幻想破灭。 逃亡的选择余地很小，所有的逃亡途径都需要外交许可（即签证）才能穿越国界。当苏联勒令所有的领事馆在 1940年
13、8月 25日前关闭，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没有签证，这些逃亡者们只能继续滞留在共产党人控制下的立陶宛。 对于少数幸运的人来说，逃离即将到来的危险的途径是往东走，使用不同的签证组合去往亚洲：一张去往荷兰加勒比岛的 Curaao（他们中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的假签证和一张经过日本的通行证。各国的外交使节分发了这些宝贵的签证来帮助这些等在他们门外的绝境边缘逃亡者。 入境限制 入境限制 逃亡者首选的目的地是美国和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但是严格的法律和政策却限制了他们入境到这两个地方。唯一的希望是在国外机构的帮助下，绕过正规的移民程序出境。即使有来自他方的担保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立陶宛的领事馆已陆
14、续被迫关闭。美国领事馆只能提供 55张签证，而英国外交大使争取发放了 700张去往巴勒斯坦的签证，提供给那些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犹太学者和其他一些团体。 来自荷兰人的帮助 来自荷兰人的帮助 签证难题出乎意料的在荷兰位于考那斯的领事馆处得到突破。荷兰驻波罗的海各国大使L.P.J. de Decker 授权他在立陶宛的代理领事 Jan Zwartendijk分发通行许可证，并宣称：“外侨进入 Surinam、Curaao和其他荷兰在美殖民地不需要准入签证。”然而，这其实是一个有意的谎言，事实上发放准入证是殖民政府的特权，而他们很少这么做。 “如果有人够得上被称为是Curaao的天使（那一定非de D
15、ecker莫属） . . 正是de Decker阁下给了我们顺利拿到冒充签证所必须的文件。” Jan Zwartendijk，战后讲述 L. P. J. de Decker 大使阁下 L.P.J. de Decker 在荷兰外务部任职的 34年职业生涯中，曾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担任外交官。1939年，他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担任荷兰驻该地大使。苏联勒令关闭波罗的海各国所有的领事馆后，de Decker 去了斯德哥尔摩。他于 1948年逝世，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为逃亡者提供冒充签证时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Jan Zwartendijk “飞利浦收音机先生” Jan Zwartendijk在一个名叫飞
16、利浦的生产灯泡和收音机的荷兰公司工作了四年，并于 1939年 5 月成为该公司在立陶宛业务的主管。1940年 8月初，苏联人查封了他在考那斯的办事处，中断了他的工作和发放“Curaao签证”的活动。一个月后，Zwartendijk回到了被德国占领的荷兰，在 Eindhoven的飞利浦总办事处继续工作。若干年后，那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只知道他叫“飞利浦收音机先生”。 “在这段灾难的历史时期，那个发放通行证的日本领事扮演了一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好几次通过电话要求减缓发放签证的速度。他的动作不够快，因为大街上都挤满了等待签证的人们。” Jan Zwartendijk，战后讲述 日本通行证 日本通行证 逃离战祸连天的欧洲并到达 Curaao意味着需要穿越太平洋，因在立陶宛任职的日本代理领事 Chiune Sugihara使得这条逃亡路线变得可能。在没有得到东京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给数以百计的持有以 Curaao为最终目的地签证的难民发放了 10天有效期的过境日本的通行证。在关闭领事馆之前，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