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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3观察 窑 评论编辑尧版式院张其瑶 温新红校对院么辰 圆园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82619191-8106 耘原皂葬蚤造押qyzhang岳泽贼蚤皂藻泽援糟灶 xhwen岳泽贼蚤皂藻泽援糟灶一位学者利用为学术期刊审稿之 便， 监守自盗， 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 （ 科学时报 6 月 15 日） ，闻之令人震 惊， 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给人诸多联想与 启迪。 学高为师， 德高为先， 身正为范。大 学的专家教授是人之师表，学之楷模， 理应有高深的学问， 高尚的道德。这虽 是老生常谈， 却也是古往今来人们对知 识分子的传统要求和固有期望。面对这 种要求和期望， 知识分子应该
2、有一份担 当， 一份坚守。当然专家教授也有七情 六欲， 也有普通人的利益追求， 但至少应该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 面对名利场上的各种诱惑， 学者的 慎独和自律至关重要。法规无法企及的 地方， 道德可以企及； 道德无法企及的 地方， 慎独和自律可以企及， 慎独和自 律的作用无所不在， 无所不有。离开了 慎独和自律的约束， 就很可能做出 “监 守自盗剽窃门” 那样既不道德也不理智 甚至招致自己身败名裂的事情来。 “监守自盗剽窃门”事件的发生显 露期刊管理的疏漏与混乱。期刊管理的 疏漏与混乱早已为学界诟病， 成为严重 的社会问题。期刊卖版面， 不管文章质量如何， 交钱就能发。期刊成为金钱的
3、奴婢。学术尊严扫地， 学术环境浮躁， 剽 窃抄袭成风。什么人都能发论文， 真正 的学者不愿交钱， 期刊上反而无一席之 地。于是 “学术不端之风愈演愈烈， 俨然 已成 抄不如剽， 剽不如偷 之势” 。人们 不再潜心研究学问， 而是急迫地追名逐 利。其中最快捷的方法最便利的途径就 是抄袭剽窃。 目前许多刊物哪怕是比较严肃的期 刊亦尚未建立起防止和识别抄袭剽窃文 章的相关办法和机制， 存在不少漏洞， 给 抄袭剽窃者可乘之机。 “监守自盗剽窃门” 事件中两篇剽窃文章的暴露， 都不是 杂志社发现而是原作者在偶然中甚至是 “戏剧性” 地发现的。不少刊物的审稿周 期和发稿周期长得出奇。以本事件中涉 及的 电
4、子学报 为例。据报道， 2008 年 12 月 4 日， 原作者陈荣元等将 数据同化 框架下基于遗传粒子群的多源图像融 合 投到 电子学报 ， 2009 年 7 月 14 日， 电子学报 编辑部邀请付炜对此文章进 行评审； 12 月 22 日，付炜作出评审意见 “建议本文修改后重审” 。从中可见，电 子学报 从收稿到送审， 长达 7 个多月； 从送审到审回，又是 5 个多月；这就是说，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作者才得到 一纸 “建议本文修改后重审” 的意见。 “监守自盗剽窃门”事件是一个教 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笔财富。 唐太宗李世民说得好：“以铜为镜， 可以 正衣冠； 以史为镜， 可以
5、见兴替； 以人为 镜， 可以知得失。”“监守自盗剽窃门” 事 件已成为过去，但是反对学术不端行 为， 纯洁学术道德的任务和使命不会完 结，“监守自盗剽窃门” 事件的经验和教 训， 也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作者为南方医科大学教育研究与 督导评估中心教授）学人笔谈每周视点人才队伍建设的两种模式： 曼联 OR 皇马读 国家 “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有感(之二)阴李侠任何科技发展规划都要靠人来完 成， 因此， 人才队伍建设也是世界各国科 技规划中的核心部分，新近出台的国家 “十二五”科技规划同样对人才队伍建设 提出了一些宏观理念与具体建议。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 工作，任何一项相关政
6、策或规划的出台， 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选择。 任何 一项成功的人才政策都要充分考虑到社 会资源的支撑程度，在资源的硬性约束 下， 实现效用最大化是一项高质量政策的 内在要求， 否则人才政策或规划就沦落为 水中月、 镜中花。 这份规划在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层面 的目标是：“重点培养和引进各类高层次 创新型科技人才 2.5 万人以上。 推动科学 家工作室建设，凝聚一批世界一流科学 家。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我国产业发展需 求，重点支持和培养 2000 名左右中青年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 在继续推进 “” 等人才计划的基础上， 我们的人才计 划终于上升到万人层面， 应该说力度还是 不小的。把这个指
7、标分解一下， 就是在未来 5 年内，平均每年培养与引进 5000 名 高层次人才。 同时每年支持和培养400 名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那么这个目标规划在执行中应该注 意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应该 简单评价一下以前的人才政策的得失。 中 国的人才计划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的， 没 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种人才计划。 仅 从国家层面来看， 有、 计划、 杰青 （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获得为标志， 比较特殊） ， 百人计划等， 再 到各地方政府层面那就更多了。 它们的运 作模式大同小异，所以缺陷也是相同的，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限扩容模式， 而且没 有退出机制， 导致各个人才计划在实施
8、几 年后迅速贬值， 吸引力也随之下降。为了 缓解这种困境， 只好用新的计划来替代旧 的计划， 由于老问题仍没有解决， 新计划 的命运也预先注定了。基于这种考虑， 笔 者认为， 当务之急是从制度设计层面改变 这种困境，提高原有计划的信誉和吸引 力， 否则过多的重复计划也是制度资源的 浪费。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 就是采用固定名额制，在考核期内设置退出机制， 空 出名额留给新进者， 并在每个聘期结束的 时候， 允许新来者通过竞争挑战计划内的 人才。毕竟， 各类人才计划只是一种支持 计划， 维持它的活力、 高度与尊严也是计 划应有之意。 对于 “十二五” 科技规划中的人才规 划， 还应该考虑到人才的培
9、养、 成本以及 产出问题。由此， 不禁想到一个笔者喜欢 的隐喻， 即曼联模式与皇马模式。喜欢足 球的人都知道， 英国曼联 （曼彻斯特足球 俱乐部） 和西班牙的皇马 （皇家马德里足 球俱乐部）都是世界上著名的足球俱乐 部， 人才济济， 战绩非凡。但是， 两个球队 的人才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曼联喜欢启用 名气还不是很大，但很有潜力的球员， 且 注重培养自己的二线球员， 等这些球员功 成名就之时， 再通过转会卖出， 结果曼联 战绩卓著且收益非凡， 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的巨星贝克汉姆就是曼联自己培养的二 线球员。同样， C 罗在功成名就之时被曼 联以 8000 万英镑天价卖出， 这是何等大 手笔。 相反
10、， 皇马则采用豪华的明星阵容，同样战绩非凡。不同的战略选择， 与球队 的经济基础直接相关。 中国从骨子里来说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因此， 笔者一直鼓 吹中国人才战略应该选择曼联模式， 而不 是皇马模式。遗憾的是， 我们见到最多的 还是皇马模式， 看起来很美， 冤枉钱也没 少花， 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其实，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深层原因： 其一， 人才的边际产出率问题； 其二， 人才 的学术资本构成问题。 前一个问题的实质 是人才创造力的峰值年龄问题。 在没有达 到峰值年龄前， 名气不是很大， 人才的价 格也很便宜， 但产出率是上升的； 一旦达 到峰值年龄， 名气大了， 人才的价格随之 上涨，
11、但产出率却处于下降期。一项好的 科技政策能够甄别出有潜力的人才， 并以 低价买进， 然后高价卖出。如美国以低廉 的价格从全世界招聘尚未成名的博士后， 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相反，一项糟糕的政策无法提供有 效的鉴别机制， 只好通过别人的承认来替 代自己的鉴别， 因此， 这种人才计划模式 成本高收益却很低。目前， 我们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国内人才市场， 形成了强烈的挤 出效应， 只要看看各类国字号人才计划中 还有多少是本土的，就不难发现这个问 题。由于优势的累积效应， 慢慢地国内就 真的没有了人才， 现有的教育系统也就随 之崩溃， 以后的人才计划也就完全锁定在 输血模式中， 问题是我们有多少血液可以
12、输？如此， 未来谁来支撑中国科技大厦的 追问就绝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玩笑。 我们的人才政策还存在一个问题， 即只考虑人力资源的开发， 却很少考虑人 力资源的保护， 导致科学场域变成一个完 全吃青春饭的竞技场。为应对这种局面， 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也就随之出现。 这里面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个体对于未来不 确定性采取的主动预防措施。笔者曾说： 学术兼职不是伦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 就是基于这个视角得出的结论。 从这个意 义上说， 爱护人才， 恰恰是增加人才长久 学术产出的一种有力措施。毕竟， 收益是 学术资本应该获得的利息， 而思想却是智 慧对于社会的回报。 （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编者按本报
13、7 月 13 日 A3 版刊发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侠撰写的 投入总量与结构安排的矛盾有待厘清读 国家 “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有 感 （之一） ， 文中指出，“在科技投入总量长期不足的情况下， 合理配置资源就是衡量一项政策或规划质量的关键指标。在所有政策要素中， 投入要素具有最高的 敏感性。” 本期， 我们继续与读者分享李侠对 “十二五” 科技规划关于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的思考。姻一项好的科技 政策能够甄别出有潜 力的人才， 并以低价买 进， 然后高价卖出。 一项糟糕的政策 无法提供有效的鉴别 机制， 只好通过别人的 承认来替代自己的鉴 别。相当长时期以来， 在许多大型的教 育报刊
14、上， 都可以看到 “教授治学” 这个 概念。而这个概念其所以引起笔者的好 奇， 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与 “党委领导、 校 长治校、 教授治学、 民主管理、 共同参 与” 等概念排列在一起， 作为现代大学 制度的基本内涵或原则示世的。其基本 意思是：教授要参与大学中的学术管 理。其中的 “治学” 为 “治学术管 理” 。最早在一些教育类文章中提出和 呼应这个概念的人， 都是一些有来头的 人。他们要么是著名大学的领导， 要么 是管理学科的著名学者， 以及教育行政 机构的官员， 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知名 度， 不可能不懂汉语的基本规范， 但这 种提法还是让人感到别扭和迷惑。 带着这些迷惑查阅 现代汉语词
15、典 （P1490） ， 发现该词典对 “治学” 的解 释是 “研究学问” 。这和笔者理解的 “治 学” 含义一样。这样一来， 就出现了一个 问题， 这 “治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如现代汉语词典 所言， 指 “研究学问” 呢？还是如 “现代大学制度” 的设计者所 言， 是指 “治学术管理” 呢？抑或二 者还可以相互转换、 变通呢？ 这显然是个类似于“撼祖国强盛” 一样的 “雷人” 问题， 因为这两个 “治学” 概念之间完全没有相通性。 这样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概念， 是 怎样堂而皇之地登上理论平台的呢？审 视这个概念的产生过程， 似乎有这么一 些原因： 在世界大学的基本理念和制度 中， 都有
16、“教授治校” 的内容， 而且教授 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其作用实在无法 简单地抹杀， 但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 设计中，“治校”概念已经被校长占用， 有人就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教授治学” 的概念， 以此来表达让教授参与大学学 术管理活动的内容。 “教授治学” 这个概念， 是在我国教育 理论界开始讨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时出 现的， 其用意似乎是为了阻止有的学者提出的 “应该引进国外大学 教授治校、 大学 自治 制度” 主张的。 在 “治校者” 只能有一 个且 “校长治校” 原则绝对不能放弃的情 况下，“教授治学” 的概念正好解决了这个 难题， 它使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至少在表面 上具有了逻辑性和完整性。 从表面上看，“教授治学” 确实是个非 常巧妙的概念。 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 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意愿， 为发挥他们 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机会。 一方面又不破坏 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 特别是不会影响 校长在大学中实质性的核心地位， 维护了 大学中传统的 “统一集中” 制度， 使我国大 学制度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