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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25）本期推荐增长动力衰减看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周 景 彤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出口增长远快于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1999 年的 76.8%持续下降到 2007 年的39.2%，尽管近几年有所回升(2009 年为 53.1%)，但依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出国际平均水平约 20 个百分点，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低出 20 个百分点。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均 GDP 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终
2、究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这种发展模式有关。突出表现在：多年来外贸“大进大出”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2009 年为 65%左右），国内经济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二是多年来形成的投资和出口互相促进的“外循环”发展模式，使消费需求逐渐被边缘化，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三是投资增长过快，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加剧，影响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稳定性。四是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削弱了本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一、对外贸易“大进大出”状况不可能长久延续30 年来，出口之所以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键原因有三个：一
3、是我国拥有大量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明显；二是成功抓住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三是长期鼓励出口的政策推动。但未来若干年，这些有利条件将不断削弱甚至消失，使外贸高增长面临挑战。（一） “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难以保持价格低廉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近些年来，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战略调整、劳动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第一阶段(1990 年1997 年)，我国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较慢，年均增长约 6.9%，低于同期人均GDP 增长(年均 9.3%)2.4 个
4、百分点；但在第二阶段(1998 年2009 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约 12.8%，高于同期人均GDP 增长(9.1%)3.7 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日臻完善和覆盖率的提高，企业用工的间接成本还将不断上升。最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近期富士康、广州本田等企业掀起“加薪潮”，标志着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终结， “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从国际比较来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速度远高于印度、泰国和我国台湾，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如 2000 年我国年人均工资仅相当于泰国的 60%，但 2006 年上升到 90%!随着经济增长、物价上
5、涨、社保制度完善以及新生代工人就业观念的改变，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将继续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方面提高了企业成本，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将使一些出口企业（包括外资和中资）转移到越南、缅甸和印度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二）世界经济再平衡趋势不可逆转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少人从监管制度的漏洞、投行大亨的贪欲、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等多方面探究危机爆发之根源。其中有一种观点是把金融危机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等亚洲国家通过压低本国汇率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基于这种观点和理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纷纷调整本国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美国实施了减少
6、“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这些政策已经开始显效，美国储蓄率开始回升。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经济危机必然会带来新一轮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大调整。预计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由失衡向再平衡方向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即使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账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大幅减少赤字，减少进口，从而影响我国出口增长，使以往那种“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很难持续。（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将是大趋势、大方向，只不过是升值时机和方式的选择问题。因为从内部看，人民币具有升值的潜力，从外部看，人民币也面临升值的压力。一是经济持续增长是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基础。20
7、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基础。研究表明，1993 年1999 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是 1980 年1992 年期间的两倍，高于同期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增速 1.5 个百分点。可以预计，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将持续增长，GDP 年均增长 7.5%左右，劳动生产率仍将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提高。二是巨额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压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 2.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我国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严重影响出口，不论是纺织、服装、玩具等劳
8、动密集型产业，还是空调、彩电、手机等机电产品。有关部门的压力测试表明，如果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 30%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在其他生产要素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升值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将减少 1%。二、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衡，投资持续高增长空间有限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从需求结构来看，不仅存在严重的外部失衡，而且也存在严重的内部失衡。内部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失衡。多年来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投资率偏高，消费相对不足，使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加剧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价格上涨。30 年来，我国投资
9、年均增长 25%左右，投资持续高增长加重了能源原材料等供应紧张，诱发并增大通胀压力。二是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投资效率低下。以投资效果系数(即每 1 元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 GDP)为例，根据测算，1978 年为 0.37，2000 年为0.29，2008 年为 0.25，呈不断下降趋势。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最多的国家，消耗了全世界 40%的水泥和钢材，但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 2530 年，而美国房产寿命约为 80 年，英国则长达 132 年。三是经济增长极易引起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遇到国际经济波动，投资者信心受挫，投资增速急剧下滑，导致经济过度收缩。受资源环境约束、出口放缓、成本
10、上升和政策引导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未来十年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亦将显著下降。 三、 “人口红利”步入微利甚至负利时代“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相对较轻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显著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1564 岁人口）明显上升，人口抚养比（少儿和老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不断下降， “人口红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劳动年龄人口终究要成为老年人口。因此， “人口红利
11、”必将转换为“人口负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逐渐减弱，甚至变为负拉动。近些年来，随着珠三角、长三角和部分中西部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我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 10%)，预示着我国“人口红利”衰减期的正式到来。另外，由于近二三十年来人口出生率的明显下降，未来十年我国劳动人口增量将逐年减少。新增劳动力减少和老年人口增多，决定了未来十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将不断上升，劳动力将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我国也将从“人口红利”时代正式进入“人口微利甚至负利”时代，这将削弱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综上所述，未来十年，包括投资、出口和人口红利等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传
12、统动力衰减趋势不可避免，我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增长时代，要求社会各界未雨绸缪，增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尽快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移到依靠提高效率和科技进步上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和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国内财经如何从“伪过热”到“真增长”与 2005 年至 2007 年的繁荣不同，2010 年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价格指数居高不下而增长动力不足的态势。一方面，通胀和房价指数仍处于高位徘徊态势，过热似乎是2010 年上半年的主要宏观经济特征。然而另一方面，随着银行改革红利和加入 WTO 红利的逐步消失，
13、中国的投资增长面临后续融资不足问题，净出口在贸易壁垒和境外复苏乏力的压力下亦日益萎缩。继续处于上探态势的价格指数，已经呈现下行趋势的产出增长率，将构成 2010 年前三季度的基本经济运行特征。由此，中国经济在近 10 年来第一次呈现“伪过热”状态。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如果仍然按照“反周期”宏观调控逻辑，则表面的过热迹象必将造成紧缩性政策出台恰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信贷规模控制、准备金率三次上调和房地产价格调控。但是，2009 年的 9.59 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额，以及截至 2010年 4 月末高达 25.7 万亿元的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余额，已经成为在今后 5 年间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头顶的“悬河
14、”。但是，恰恰由于伪过热症状在 2010 年得以充分显现，在原有增长模式穷途末路的状态下，笔者预计，中国真实的结构调整将有望在 2010 年第四季度提前启动，这将推动一轮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目的是促进消费的投资增长将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率不下滑；财产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维持消费幅度虽小但步伐坚定的增长。事实上，由于体制性红利消失，投资拉动的政策资源几近枯竭政府投资需要税收、土地出让金或信贷，而税收加大了实体经济负担，土地出让金加剧资产泡沫化，信贷会加剧债务压力。最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唯一选项。由于资源禀赋差异，与西方世界依靠产业革命实现长期增长不同，30 年来中国历次高增长均建立在体制改革基础上
15、，且不到原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就不会推动真实的改革。当前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预示着改革的来临，笔者预计，新一轮体制改革将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基调，并成为 2011 年推动稳定增长的基本动力。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推动消费需求自主性上升。2008 年底 7000 万返乡农民工和每年 600 万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均表明中国人口红利仍未消失，47%的城镇化率说明还有 6 亿-7亿居民处于“低收入低消费”循环中。提高工薪收入和农户经营收入，对低收入者实施货币性转移支付，压缩财政基建投资，是转变经济增长引擎的必要手段。二是城镇化是维持投资引擎运转、推动私人部门投资占比上升的唯一选择。与沿海地区产业
16、转移相结合的城镇化将推动中西部工业化进程，同时增加就业岗位，且相对于大都市化是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较少的财政投资可以提供更多且持久性就业机会，并最终形成消费上升。三是改革财富分配模式，稳定经济主体收入预期。第一，减税以提高中高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补贴以降低低收入阶层生活成本；第二，改征地为租地，把土地出让金收入让利于原始土地所有者。四是坚持人民币汇率渐进式升值态势，避免一次性重估在顺差收缩状态下出现贬值预期和资本外逃。中国经济转型的真正突破口相对于消费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存量在我国总固定资本存量中的占比提升更加值得期待。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转型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中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本质上是投资结构的调整，在我国经济中，这一变化将较消费占比的提升拥有更加坚实的收入来源，用于消费的收入对应的是 GDP 收入法中的劳动者报酬，用于投资的收入则是 GDP 收入法中的“营业盈余”以及“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与折旧两部分收入之和占 GDP 的比重高达 46%，至2009 年，该笔资金约为 16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折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