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与未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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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与未来演变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与未来演变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国际社会已有众多研究成果。除了微观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治理方面的原因外，发达国家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全球经济不平衡被认定为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原因。美国学界和官方更多强调全球经济不平衡，并将全球经济不平衡归罪为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高储蓄。本文就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分析入手，探讨这种不平衡背后的体制性原因，以揭示以美元本位制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并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演变态势作出粗线条的预测或描述。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主要国家作为主流经济思想

2、的确立，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亚洲地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储蓄优势，承担了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供给者；美国和英国在市场经济制度软环境、高新技术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如研发、销售、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生产者服务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享有全球的寡头垄断地位。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世界经济出现了不平衡，各国经常账户差额的绝对值之和占世界 GDP 的比例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2%增加到 2007 年 5.9%。主要的特点

3、在于经常账户不平衡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大幅度增加，顺差和逆差向少数国家和地区集中。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 20 年前的 20%扩大到危机前的 60%。中国、日本等制成品出口亚洲国家和俄罗斯、OPEC 等石油出口国家出现大规模贸易顺差，美国、英国、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逆差，但世界总逆差的 49%集中在美国。美国入不敷出，每年出现七八千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每天要从国外借入 20 亿美元才能付得起进口账单。为什么世界贸易逆差有一半集中在美国呢？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国和日本是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的国家，俄罗斯和 OPEC 成员国则出口资源，进口制造品。只有美国是同时大规模

4、进口资源和制成品的国家。美国是拥有 3 亿人口的大国，也是全球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美国本可以通过民用高新技术的对外转让和适度发展本国消费品制造业，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但是美元作为国际购买力的便利和美国自行决定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规模的主动权，诱使美国政府的政策向更具全球战略意义的产业倾斜，通过政府采购促进军工产业及与军事相关的高科技产业，通过放松管制促进金融业发展，同时通过补贴促进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相比较，与本国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处在不利的地位，并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这就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失衡，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经济空心化趋势。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军火销路不畅；而

5、多哈回合关于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破裂，无疑使美国的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受到阻碍。多哈回合关于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破裂，背后是各国政府对开放农产品市场带来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发生过 85 次经济制裁，其中 10 次粮食禁运中 8 次是由美国发起的。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显然不宜将吃饭问题交给其他国家掌控，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内粮食市场也不能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或受后者太大的干扰。因为美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任何商品，而且发行多少美元完全由美联储自己说了算。正是因为可以不费力气地印制美元而获得购买力，美国无意于生产日常的消费制成品，也不愿意转让其领先的民用

6、技术。美国很想出口军火，军火生意已不再红火。美国很想打开各国粮食市场大门，但是粮食安全问题锁住了这些大门。除了美元以外，美国没有合适产品可与各国交换。流入国际市场的美元越来越多，把资源和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世界其它地方的廉价资金”越来越多，这才出现了石油涨价、黄金涨价，出现了全球房产和股市的大牛市、大泡沫。全球金融危机只是这种全球性泡沫的破灭而已。在美元出现信心问题的时候，我们相信美国政府无疑也希望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只是现有强势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和金融业)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甚至掌控常常使这种愿望落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Kenneth Lieberthal 接

7、受南方周末访谈谈中美气候合作时指出: 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改变它的政治代价很高。因此无论是上世纪越南战争期间与欧洲和日本的冲突，还是 80-90 年代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的摩擦，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让贸易伙伴国家承担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并迫使后者作出调整。美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维持近30 年的贸易赤字，而不必对国内政策作出调整，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正是美元本位制给美国带来的巨大便利，导致了美国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而美国扭曲的产业结构是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或领导地位所需要的。如果说 30多年来纯粹美元本位制给美国带来什么成本的话，这个成本就是美国

8、产业结构的畸形与积重难返。奥巴马对他的国民演讲时说，算总账的时候到来了。我们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把它的欠账结清，但结账算钱的日子总是要来的。保尔森和美国学者认为世界经济不平衡引起金融危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近年来欧元区经常项目基本上是平衡的，净资本流动几乎为零，但欧洲的金融危机却越演越烈。这就不能用全球经济不平衡作出解释。欧洲的深度危机在于全球化背景下银行业出现过度扩张，它们对美国、东欧和拉美大规模放款，并将金融的稳健性基础建立在虚幻的繁荣之上。与美国的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能将体系内的风险更多地通过金融全球化投资渠道分散到世界各国投资者身上相比，欧洲的银行主导性金融体系则成为承接美国

9、金融市场风险的载体，加上欧洲各国经济规模很小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则十分巨大(如冰岛最大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该国 GDP 的 10 倍左右)，银行业的资不抵债或破产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就显得十分可怕。另外欧元区央行缺乏一个统一的“欧洲财政部”作出配合也是欧洲金融危机比美国更为深重的重要原因。欧洲在反危机上显得“低能”，因为各国政府在市场一体化背景下扩大财政支出的反危机效益会外溢，而反危机的成本必须由本国纳税人承担，因此而缺乏救市的积极性。过剩美元的回流与美国的“过度特权”随着人均收入和财富的积累、随着技术创新的衰减和人口老龄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美国经济的食利性也在不断加深，社会经济

10、生活更多地依赖财富的增值而不是财富的创造。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倡导并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打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大门；通过并购、 参股、战略投资、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和交易，分享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高成长的成果，同时实现战略控制东道国关键产业制高点的长远目标。至于贸易盈余国家将贸易盈余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的行为，作为维护美元稳定的基础，是美国政府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予以推动的。于是，在新型国际分工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即“斯蒂格利茨怪圈”：贸易盈余国由于普遍实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将本

11、国企业的贸易盈余收入转变成了官方的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英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输入资本，同时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资本部分来自贸易盈余国家的资本，部分来自当地养老金)再输出资本，投资于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这种体制性和结构性缺陷，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对外证券组合投资的资产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的比例从 1986 年的 39%增加到2006 年的 204

12、%。 短期跨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了国家间的财富转移以及泡沫的催生和破灭。 在这个循环中，贸易顺差国家得到的是美国国债日益走低的利息收入。而美英 贸易赤字国家则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中分享了当地经济高成长成果，获得 高额回报。美国自 1986 年以来净的国际投资头寸是负的，美国对外净负债规模 持续扩大，2002-2004 年接近其 GDP20%。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外汇储备已从 1998 年的 1.6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6.4 万亿美元,增加 400%, 其中美元储 备从 1 万亿左右增加到 4.3 亿美元(按 64%的权重计算)。尽管美国存在相当于 GDP20%的净负债，其对外投

13、资净收益却是正的，2002 年以来占 GDP 比例还出 现上升。这在宏观的实体经济层面表明，如果不考虑未来本金的偿还，美国不 仅零成本获得 3 万亿美元的资源、产品和企业产权，而且还得到了额外的补贴。 这种状况被美国学者用来解释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可维持性，但是这种状况 反映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海外净负债可以给它 带来净收益而不是净的利息支付。净负债国的净收益主要源于海外收益率大于 美国国债利率以及海外资产带来增值收益(价格上涨与东道国货币的升值)作出 解释。作为债务国，美国史无前例地颠覆了众多的商业原则，比如商业原则是 借债还钱，而在美国这里是借债不还；商业原则是债

14、务人给债权人付利息，而 在美国这里是债权人给债务人付利息。美国学者将后一种状况称之为美国的“过 度特权”。金融危机的军费开支诱因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无疑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催化剂。美元次债危机与 70 年 代的美元危机有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次危机分别发生在美国全面介入越 南战争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的第 6 年。从世界经济不平衡占世界 GDP 比例的曲线图上可以看到，上世纪 70 年代 上半期，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世界经济不平衡占 GDP 的比例从 1972 年的 1.9% 上升到 1974 年的 4.3%左右,与此同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随 即陷入持续的滞胀困境之中。1975 年

15、越南战争结束，世界经济不平衡重新回到 了 2%左右的可持续水平。2001 年 911 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每年的军费开支从 1998 年的 3300 多亿美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5300 亿美元。目前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已达 6000 亿 美元。斯蒂格利茨估计伊拉克战争的长期费用将为 3 万亿美元,超过 GDP 的 20%。 美国地区性战争的启动、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然后是美国的贸易 逆差跟着增长，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世界经济不平衡加深。这在 图形上犹如水中倒影或镜中倒影一般。然后就是世界油价金价的暴涨，然后是 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或世界陷入全面的金融危机。这显然不是

16、历史的巧合，而是 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金融危机根源于不受限制和遏制的美元本位制我们的结论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并非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美国通过释放 美元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产品和战略性盈利性资产的表现形式，美 国政府支持庞大军费开支的举债或增发货币，加上美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杠 杆效应，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由债务融资支撑的虚假繁荣，并最终酿成泡沫破 灭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过剩美元的回流与美国次债危机的发生则根源于由强转弱的美国经济 基础(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32%下降到目前的 25%左右)与现行 国际货币体系决定的太过强盛美元霸权之间的不平衡。试想，全球 200 多个国 家中如果 80%国家的央行和富人都需要将自家的财富以美元金融资产的形式投 放美国金融市场，而美国经济却已走下坡路，那么结果一定是这个市场被压垮。总之，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于纯粹美元本位制的不受限制和遏制。 杜绝世界性金融危机就必须彻底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这也 就是周小川提出创设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得到国际社会巨大反响的重要背景。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