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分析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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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分析研究内容摘要: 目前,西方国家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是建立在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之上的,而对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欠缺。由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就该领域的理论应用而言,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而是要立足于转型期中国的实际. 关键词: 政府 竞争 制度 障碍 研究论文正文:随着国内地方政府分权化趋势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在竞争中呈现出的诸多制度安排层面上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西方国家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是建立在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之上的,而对转型期的

2、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欠缺。由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就该领域的理论应用而言,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而是要立足于转型期中国的实际。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发展趋势,试图在了解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以期在规范竞争、指导实践、促进地方政府发展方面提供相关的建议和对策。一、文献综述(一)国外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有关对政府竞争的论述,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分析了政府税收对可移动要素的影响和不可移动要素的影响,以及对君主和社会收入的影响。亚当斯密

3、认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那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为了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查其财产,他就要舍此他适了。他并且会把资本移往任何其他国家,只要那里比较能随意经营事业,或者比较能安逸地享有财富。一国税收如有驱逐国内资本的倾向,那么,资本被驱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会两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资本向外移动,不但资本利润,就是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亦必因而缩减” 在此,亚当斯密从政府税收对可移动要素影响的角度指出了资本移动对一国政府税收的影响,他虽然讨论的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对于地方政府之

4、间的竞争也是适用的。应该说这一论述开启了经济学意义上政府竞争的先河,把政府赋税与政府竞争联系起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20 世纪 50 年代起经济学界才开始对“政府竞争”的研究。明确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研究的学者应该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Tiebout)。他在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消费者从对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偏好出发来选择地理位置的蒂布特模型(Tiebout Model)理论。他假设,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存在足够多的能提供不同公共产品束的潜在或现存的社区,居民通过无成本的迁移在提供不同公共产品的社区间“

5、选购” ,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显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其结果是达成一个均衡:居民迁移到那些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令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本区域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将提高公共品供应的满意程度。人们选择能实现其满足程度最大化的那个社区,这实际上等于人们在各地区之间“选购”和“购买”他们认为最好的社区。因而,对地方公共产品来讲,不同地方的公共产品之间如同私人产品一样是存在竞争性的。 这就是有名的“以脚投票”的蒂布特模型。此后,又有很多经济学家对“蒂布特模型”进行扩充或修正,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使得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不断丰富。其中,奥茨(Oates)首先用实证研究对蒂布特模型进行了证明。

6、奥茨采用新泽西洲东北部的 53 个城镇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理性的消费者在选择社区居住时对地方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与税收负担进行权衡的蒂布特“假说” 。奥茨认为,居民的税收负担是进入一个社区的成本,未来支付的税收现值与未来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流现值的比较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入住一个能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社区,人们的确愿意支付更多的税收率,或者是以较低的税收率入住一个能提供相同公共服务的社区。奥茨进一步指出,如果财产税增加而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没有相应提高,税收增加的大部分将以财产价值减少的形式而被资本化;另一方面,如果社区增加税率并将用于改善学校系统等公共服务,用于公共服务改善的预算支出所带来的收益将

7、大致抵消提高税率所导致的地方财产价值的负面效应。 后来,奥茨又撰文对蒂布特模型包括的纯假设提出了质疑,但仍然认为,尽管地方辖区之间的竞争可能不会消除辖区地方官员谋求私利的潜在行为,但它的确可以明显的限制官员谋求私利行为的范围。 近年来,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德国在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布雷顿(A. Breton ),他基于政府是一种包括多种因素的“混合制政府结构”的假设,提出应当把政府竞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思路,强调了“竞争性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s)的概念,认为各级政府也与其他生产者一样处于竞争状态,任何一

8、个政府机构都与上级机构在资源和控制权的分配上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同时,这一政府机构又与类似机构在横向上的层面上展开竞争。布雷顿指出在联邦制国家中,政府间关系总体上是竞争性的,迫于选民和市场主体的压力,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都围绕着提供产品和服务(goods and services)展开相互竞争,通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来吸引居民和资源。政府间围绕资源和控制权分配、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的竞争不仅有助于政治体制的均衡,而且也将促进公众对这些产品需求偏好的表露,能够实现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税收价格的有机结合。 布雷顿的政府竞争概念对于实证和规范分析地方政府间竞争提供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工具。德国学者何

9、梦笔继承和发展了布雷顿的政府竞争理论,结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政府竞争的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 何梦笔指出,在俄罗斯或中国这样具有巨大疆域、资源和政治经济实力的国家,各种政府机构为了获得各种宝贵的资源、政治影响力和控制权,或共同争取,或相互竞争。这一大国理论分析范式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在竞争的地域维度上,横向与纵向的政府竞争是彼此互相衔接的,其中一种竞争的结果将影响另一种竞争的结果。为此,他构造了一个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是一个纵向的三层结构;底层是选民和市场主体(企业),中间层是各级地方政府,顶层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为选民和市场主体(企业)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同时向选民和

10、市场主体(企业)收取税费。在中间层的若干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横向竞争”主要是表现为吸引实现经济增长的所需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又存在“纵向竞争” ,主要表现为关于财政权力和政治优势的交易。何梦笔认为政府竞争只能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发生,而且这些环境条件会随着时间的进展缓慢发生变化。条件包括:(1)初始的结构条件, (2)政治体制, (3)政治文化。 (4)对外经济关系。何梦笔政府竞争分析范式能够兼顾人们在研究转型问题时所忽视的国家和空间维度,对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竞争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教授从“竞争战略”的角度,对政府竞争进行了阐述。他先后

11、出版了著名的竞争“三部曲” 竞争战略 (1980) 、 竞争优势 (1985) 、 国家竞争优势 (1990)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竞争的文章,在全球被广为接受和实践。 竞争战略 、 竞争优势的研究焦点是企业,而国家竞争优势则重点分析的是国家。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指出,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原因是它创造并延续企业的竞争条件。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持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他认为一个国家能持续并提高本身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有资格成为一种先进产业和重要产业环节的基地。 为此,波特提出了“比较优势退位”和“规模经济行不通”的观点。波特认为国家的财富不是靠继承,而是来自于产业

12、的创新与升级。国家或者地区竞争环境与其生产率的成长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力量来自于一个系统,即钻石系统。钻石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成长最主要受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和业界企业的竞争程度四个因素的影响。波特利用钻石体系理论研判政府的政策应用,为政府角色定位。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竞争不仅对培养创新能力有帮助,更对本国和产业集群带来多项好处。维持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也将是本国从业者从主动性客户、转换不利因素等钻石体系要素中产生竞争优势,而不是杀鸡取卵,寻求政府援助或出走了事。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提倡政府和企业在追求竞争力提升和繁荣时应该扮演新的、具有建设性和行动性的角色。他认为旧的对无政

13、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己经过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这意味着政府在有些方面(比如贸易壁垒、定价等)应该是尽量不干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诸如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则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政府不应该是钻石理论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政府对钻石理论的每一个要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理解政府与竞争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政府可以用许多方式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但切不可限制竞争,或者人为地降低安全和环境标准。因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帮助”实际上只能阻碍公司创新,延缓生产率的改进,从而也影响到竞争力的提升。钻石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诸如中学、大学、

14、标准制订机构、消费者协会、职业协会或者法律系统等,对本国的竞争力提升扮演着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为较高生产率的成长或多或少地创造了条件。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国家理论和制度层面上对政府竞争进行了诠释。诺思以国家理论对政府竞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统治者总是有竞争对手的:竞争的国家或其国内可能成为统治者的的人。后者类似于一个垄断者的潜在竞争者。在没有势均力敌的替代者的地方,现有的统治者在特征上便是暴君、独裁者或专制君主。替代者的势力越是接近,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便越小,由选民所持有的边际收入的比例便越大。 国家政府间竞争同样也适应于国家内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认

15、为,道格拉斯诺斯和埃里克琼斯那样的长期经济史学家证明,共同体和辖区(communities and jurisdictions)间的竞争如何引导着较有益于公民和企业的(more citizen-and enterprise-friendly)规则不断演化,这些规则包括受约束的政府、财产权利、约定的程序(due process)、法治等。 同时,柯武刚和史漫飞还指出, “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竞争” 。现在,制度系统对成本水平影响极大,以至于成了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因素。结果,各国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相互竞争。 他们还定义了制度竞争, “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 )概念突出了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体系对于

16、一个国家的成本水平从而对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由于全球化密集的贸易和更大的要素流动性对高成本的制度系统会存在更加直接的反馈,由此会出现调整那些制度的必要性,不仅会出现被动的制度调整,而且还可能出现预先主动进行的调整。 ”并且指出,如果开放了,政府就会相互竞争(跨政区的竞争) 。因此,开放与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和公众认识到“退出”信号的重要性并从中做出下述结论的能力,即懂得,即使面对压力集体的抵制和内在的部落本能,也必须提供适应的制度,以构成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二)对国外政府竞争理论的简单评述随着国外政府竞争理论的发展,理论研究视野被逐步拓宽,成果也日趋丰富。我们这里提到的只是国外政府竞争文献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相关文献没有及时梳理,如政府间单一权限的竞争、购买者和竞争者分离的经济理论、地方政府竞争的绩效评估等。这些没有列举的文献并非完全无关,如有文献就指出,地方政府结构能够促进横行的和纵向的两方面的竞争,对于任何给定的地方政府结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由高度的地方自治和自筹开支经费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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