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_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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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 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李 涛 黄纯纯 何兴强 周开国内容提要: 采用 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 本文发现, 个人因素、 社区因素、 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 单身、 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 来源、 有宗教信仰、 担任管理人员、 职业变动越少、 越乐观、 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 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 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 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 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 在 18 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 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 对政府、 媒

2、体、 消费者协会 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 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 差序格局0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 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 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 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 政府治理的改善、 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关键词: 社会信任 个体因素 社区因素 社会因素* 李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邮政编码100872, 电子信箱 econlitao gmail. com。黄纯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何兴强、 周开国,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基于社会互动的投资者参与理论0( 70703037) 的资助以及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提供研究数据, 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社会学、 经济学、 政治学的研究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分类。对应与个人化信任和社会信任相似的内容, 仅举几例: Weber( 1964) 提出的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 和普遍信任( universalistic trust) ; Luhmann( 1979) 提出的人际信任( interpersonal trust) 和制度信任( institutional trust) ; Knack and

4、 Keefer(1997) 提出的特殊信任(specific trust) 和一般化信任( generalized trust) ; Uslaner( 2002) 提出的特定性信任( particularized trust) 和一般化信任( generalized trust) 。 把信任局限在个人化信任部分, Guinnane(2005) 甚至提出信任这个术语在经济学领域是多余的。一、引 言不论是直接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Coleman, 1990; Putnam et al, 1993; Putnam, 2000; Bowlesand Gintis, 2002) , 还是被看作是社会

5、资本发展的结果( Fukuyama, 2000; Sobel, 2002; Guiso et al. ,2004) , 信任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Fafchamps and Durlauf( 2004) 把 个体间的信任划分为个人化信任( personalized trust) 和一般化信任( generalized trust) , 前者是那些来自反复多次的人际交往的信任, 即对认识的人的信任; 而后者是那些基于对象群体的构成、 动机、 教养等一般性知识产生的信任, 即对陌生人或者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 也可以称作社会信任( social trust) 。个人化信任

6、是一种事后对于认识的个体的声誉评价, 而社会信任则是一种事先关于任何随机选择的个体的行为方式有多大可能是诚实的、 值得信任的信念。与个人化信任相比, 建立社会信任虽然耗时更长, 但成本更低, 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率净收益更大(Fafchamps and Durlauf, 2004)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个人化信任的研究更多体现在声誉、 信息、 网络、 合约履行等信息经济学研 究范畴( Guinnane, 2005) ,我们在这里不作更多探讨; 而社会信任的研究则从属于新兴的文化经济1372008年第 1 期学范畴( Guiso et al. , 2006) , 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社会信任能够促

7、进经济繁荣( Fukuyama,1995) 、 推动经济增长( Knack and Keefer, 1997; Zak and Knack, 2001; Beugelsdjik et al. , 2004) 、 发展金融市场( Guiso et al. , 2004; Guiso et al. , 2005) 、 改善法制和政府管制( La Porta et al. , 1997; Knack, 2002) 、 防治腐败(Uslaner, 2002; Bj rnskov and Paldam, 2004) 、 提高教育质量( Coleman, 1988; La Portaet al. , 19

8、97; Putnam, 2000) 、 增进个体健康( Putnam, 2000; Rose, 2000) 、 减少犯罪( Putnam, 2000;Lederman et al. , 2002;Uslaner, 2002) 、 增进社会福利( Bj rnskov, 2003; Helliwell, 2003) 。鉴于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文献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 分别是个人因素影响论、 社区因素影响论、 社会因素影响论。个人因素影响论主张社会信任是完全个人化的主观评价, 个人自身的主、 客观特征是影响其社会信任水

9、平的主要因素。社区因素影响论认为社会信任是个人基于对其 所属社区的参考群体的认识扩展而成的, 社区的客观特点和个人对社区的主观看法是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社会因素影响论指出社会信任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产物, 社会客观现实与个人对社会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首先, 社会信任水平的个人因素影响论着眼于从居民自身出发的客观背景和个性特点对其社 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Uslaner, 1999, 2000; Putnam, 2000) 。居民的客观背景包括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就业情况、 宗教信仰、 职业类型、 健康状况等。与男性相比, 女性历史上长

10、期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女性的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年龄的增长会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这是因为居民的社会地位、 社会经验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婚姻形成的家庭为居民提供了可以 抵御外部社会风险的凭借, 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 而离婚、 丧偶等家庭不幸成为居民生活的痛苦经历, 使其社会信任水平下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居民的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进而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居民较高的收入水平会增强他对不恰当的社会信任决策所造成的损失 的承受能力, 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失业作为一种痛苦的个人生活经历, 会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而频繁的工作变动带来的工作稳定感的下降使得居民对

11、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规避倾向更强, 因而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宗教信仰使得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更高, 这既可能是由于宗教信仰使得信众更容易向善行善, 也可能是由于宗教信仰形成了信众共同的精神追求, 减少了信众 间的思想差异。职业类型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职业类型所体现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心态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作用上。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会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而降低,这是因为疾病给个人生活造成的痛苦经历会减轻其社会信任水平。居民的主观个性特点包括乐观 程度、 自我控制感、 幸福感等。居民越是乐观, 就越会认为其它人的诚信水平越高, 其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就越高。自我控制感越强的居民对自己的社会信

12、任判断所带来的风险的承受能力越强, 这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也会随着幸福感的增加而提高, 这是因为幸福感会增强个体的成功心态进而对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承受能力。基于美国 1972) 1994 年度/ 一般社会 调查0数据, Brehm and Rahn( 1997) 发现, 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收入水平、 没有处于失业状态都会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而婚姻状况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使用同样的数据,将样本起始年份设为 1974 年, Alesina and Ferrara( 2002) 发现, 男性、 年龄越大、 没有经历过离异或丧 偶、 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

13、入水平越高、 工作为兼职、 健康状况越好的居民, 其社会信任水平较高; 而婚姻状况、 宗教信仰则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利用/ 世界价值观调查01981) 1997 年期间 66个国家的三次调查数据, Guiso et al. ( 2003) 推论,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宗教信仰、 健康状况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都有着积极作用, 而性别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以 1999) 2001 年度138李 涛等: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 ) 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有关社会学领域对个人化信任和社会信任的研究,Welch et al. ( 2005) 给出了一个选择性的综述。德

14、国( 包括前东德和西德) 、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 韩国、 西班牙、 瑞士等七国为例, Delhey and Newton( 2003) 的研究显示,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对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而居民的乐观程度、 控制感、 幸福感等虽然有时会显著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 但作用并不稳健。其次, 社会信任水平的社区因素影响论强调居民所处社区的客观特点和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 价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Putnam, 2000; Delhey and Newton, 2003) 。社区的客观特点包括社区的异质性、 稳定性、 和谐性等。在异质性程度较低的社区里, 由于居民之间都非常

15、相似, 而居民又对与他相似的其它人更加信任, 因此其社会信任水平更高。社区异质性程度可以体现在社区人口的收入、 语言、 种族构成等方面。以语言为例: 如果居民讲整个社区内最通行的语言, 即大多数人讲相同的语言, 那么这种较低的语言异质性带来的居民间相似程度的增加会使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更 高。社区的稳定性程度对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有着积极影响: 居民更加信任当前与他交往时间较长的其它人, 拓展开来, 居民也倾向于信任那些未来可能与他交往时间较长的其它人。如果居民居住在当前社区的时间越长, 或者居民的出生地在当前社区所在的城市, 那么基于过往的长期交往经验和未来的长期交往预期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会

16、更高。考虑到中国社区构成的特点, 即存在着街道办、 居委会这样与国家基层政权相联系而且具有社会行政功能的群众自治组织, 因此社区 的和谐性不仅体现在居民之间的互帮互助上, 也体现在街道办、 居委会对社区居民的帮助上。在和谐程度更高的社区里, 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能够通过社区成员、 街道办或者居委会的帮助得以分散, 因此居民对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 其社会信任水平更高。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体现在他对社区的满意度上。居民对其所在社区的主观评价越高, 社区就越可以被当作控制 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依靠, 因此其社会信任水平就越高。Brehm and Rahn( 1997) 指出, 社区较高的收入差异度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Alesina and Ferrara( 2002) 发现, 在种族差异度或收入差异度更高的社区里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出生地与当前社区所在地为同一个州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更高, 而祖籍国家的差异度、 居民在目前社区所在州的居住时间对其社会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Delhey and Newton( 2003) 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