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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5 届师范专业毕业论文第 1 页 共 8 页康熙对儒家文化接受的微观考察摘要： 康熙帝，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二位皇帝，他一生苦研儒学，倡导程朱理学，特设博学鸿儒科。在众多哲学之中，康熙帝独选了儒家文化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来自于传统的影响。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制定了对子孙的教育政策，康熙帝自然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其次，家人、老师、朝臣等，他们熟悉、接受汉文化，并长期陪伴于康熙左右，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儒家思想；当然，受上述条件影响，并出于统治需要，康熙帝对儒家文化还有一个主动学
2、习的过程。康熙以儒家文化作为统治的主导思想，带来了其统治期的文化繁荣。关键词： 康熙； 儒家文化； 接受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他努力钻研儒家经典，并求得融会贯通，运用于理朝治国之中；同时，理学是其念念不忘的思想根基和决策指南。而为什么在众多哲学之中，康熙帝独选了儒家文化作为其官方正统哲学，实施尊儒重道的文化国策？本篇论文就康熙生长环境、皇族教育以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考察。 一、清王朝的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皇子教育清王朝以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于东陲，为了建设和巩固政权，学习汉族传统治国理念为势所必需。早在入关之前，爱新觉罗家族就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崇拜与追求。康熙的祖先努尔哈赤，在青少年时
3、期即“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 ”1 对于汉文化，他不仅自己积极学习，而且注意教育子孙。当时浙江绍兴府有个名叫龚正陆的文人，曾客于辽东，就被他抢来，给予优厚待遇，让他教读皇子。2皇太极时期，在思想领域中推行崇儒重道政策，并曾遣官祭孔子，表明当时满洲贵族已开始承认和接受儒家的世界观。后金政权专门设置了一个由汉族知识分子如范文程等人组成的参谋班子，作为皇帝的行政助手，以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充实和加强自己的政权。皇太极还下令满族文人翻译“四书” 、 六韬 、 三略 、 三国演义 、 资治通鉴等汉文典籍，作为自己用兵、行政的参考，并颁发给宗室王公、八旗将领。重视汉文化，汲取汉文化，以汉文化进行教
4、育，这在入关前的清政权及皇族中，就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入关以后，面对汉族已成为主要统治对象的客观现实，清王朝将崇儒重道政策进一步伸展。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政府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年二月，首次会试全国举人，以通过科举笼络汉族士人，缓解民族矛盾，便于减少统一全国的阻力。世祖福临亲政后，由于一直受儒家思想的薰陶，继续奉行崇儒重道政策。顺治九年九月，举行尊孔的“临雍释奠”，福临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翌年，更是谕颁礼部，提出“崇儒重道”的具体要求。这里“崇儒重道”中“道”的含义比较抽象，包容性很大，只是表明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民族正统思想认同的意向，虽尚未
5、真正把程朱理学定为一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看出，清王朝重视儒学的倾向。由于清初批判理学思潮的狂飙扫荡，理学尤其阳明心学一脉，几乎遭到学界的普遍唾弃。学界中重六经原义轻理学语录，重基本道德准则轻道学玄谈、重实学轻纯文学的风气也浸染于朝堂之上。1博物典汇卷 20， 四夷奴酋 。2 王钟翰辑录：朝鲜中的女真史料选编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 251 页。陈嗣思：康熙对儒家文化接受的微观考察第 2 页 共 8 页顺治十二年三月，福临表示要“崇经术”，以“经术为本”。他在给礼部的上谕中说:“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
6、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1 顺治十四年(1657年) 九月，福临首开清代帝王经筵日讲之先河，谕令儒臣进讲儒家经典。以上的一切言论和行动表明，清代统治者已经企望把意识形态统治的重心放在儒学上。有了前朝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以及受顺治帝及顺治朝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康熙本人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也便有了历史及政治上的根源。清统一全国后，绝大部分皇族成员聚居京师，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文人荟萃的北京，这也为其进行汉文化的教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清王朝对于皇子的教育尤为重视。幼帝登基，在亲政以前，要接受专门教育，而康熙受教于懋勤殿。皇子，是清皇室的重点培育对象。作为对未来君主的教育，清代皇子教育的内容继承了
7、中国封建历代的做法，把四书 、 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吟诗作文等传统文化知识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从历代流下来的典籍里吸取从政经验。读经史之学，是为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巩固皇家基业奠定基础。重视儒家经史之学，在清一代延续不断。康熙，无疑是在这样的影响和教育之下，从小甚至其还在娘胎就跟儒家典籍产生了不可磨灭且无法改变的联系。清代皇子们的教学过程又是怎样实施的呢？他们的教育十分严格，一般皇子们六岁就得拜师入学，非常刻苦。每天早晨五点钟开始读书，下午五点才能结束。教学方法主要是与师傅共席而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反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
8、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就算是在皇子教育方法中，儒家传统的教育方法仍占主导地位。纵观整个清代的皇族教育，爱新觉罗氏以骑射定天下，但在他们眼中，满汉文化是并重的。他们在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继承的同时，儒家文化也成为皇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书 、 五经等儒家经典是皇子必修的科目，儒家思想也日渐成为皇子教育的主导思想。显然，康熙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学习，他后来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及制定尊儒重道的文化国策，便有迹可循。 二、康熙本人的成长环境康熙接受汉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最终融会贯通，是从幼年开始的。康熙是在充满宫廷悲剧的忧患中度过童年的，他的童年很少享受到家庭亲情和温暖。但是，在
9、悲剧与忧患面前，康熙没有怯馁、退缩、消沉、颓废，而是变“不幸”为“有幸” ，勤奋学习，磨练意志，培养了自信、自立、自强、自励的精神，成为康熙成长中的宝贵动力。在孤独中，康熙遇到良师。康熙因避痘，从小养在宫外福佑寺，虽没有在父母膝下得一日承欢，但这使他接触到了大量汉族传统文化知识，平时与康熙朝夕相处的乳母孙氏乃正白旗汉人包衣曹玺之妻；太监张某、林某为明廷所遗，他们向康熙灌输的有相当部分世世相传的掌故，这两个粗通文墨的太监，对康熙接受传统汉文化的影响很大。另外，还有康熙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贴身丫鬟苏茉儿，在康熙幼年学习生涯中，充当着启蒙教师的角色。康熙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鉴于对儿子福临少年时教育失败
10、的教训，因此更加注重对孙儿玄烨1清世祖实录 卷 91。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5 届师范专业毕业论文第 3 页 共 8 页的教育。她对玄烨的教诲及影响，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一是为君之道，二是学习汉文化，三是勿忘国体。在康熙幼年，孝庄文皇后让有文化的太监陪玄烨玩耍，使他耳濡目染前朝往事。雍正帝辑录整理的康熙皇帝教子格言一书中记载：“训曰尝闻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宫廷中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则巨万。今以我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日嫔妃一宫之书。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宫闱中服用，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盖深念民力惟艰，国储之重，祖宗相传家法，勤俭纯朴为风。古人有言：以一人
11、治天下，不以天下人奉一人 。以此为训，不敢过也” 。了解前朝旧闻，是一种间接的学习方式。由于孝庄文皇太后“喜读图史”1，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康熙，使他好学至嗜书成命、废寝忘食、不舍昼夜的地步。史载：“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卷，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 ”可见，玄烨受祖母影响，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到他亲政时，已经是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书无所不读了。另一位女性则是苏茉儿。可以说，这个苏茉儿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她懂得满、汉、蒙三种语言。崇德元年（1636 年） ，苏茉儿作为大清的“女秀才” ，受命制定满族衣冠服饰，这说明她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对满、汉、
12、蒙服饰有精深造诣。康熙在宫外避痘的几年间，苏茉儿担当了教育玄烨的重任。 啸亭杂录苏麻喇姑中记载，玄烨幼时， “赖其训迪，手教国书” 。在忽视下，康熙更加发奋学习。由于童年家庭关系复杂，受到父皇忽视，但是康熙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 5 岁就开始读书写字，且好学不倦。除了学习满洲语文、蒙古语文之外，还要学习汉语文。例如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等。康熙从小意志坚强，耐性过人。他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四书 ，按照传统的学习方法，先朗读，后背诵，直到滚瓜烂熟，融会于心。在充满忧患的成长环境下，康熙懂事明理，较早成熟，知道人间冷暖，也更为倾心接受并认真学习传统儒家
13、文化。 三、康熙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在从师学习方面，他在后来教育皇子时曾说：“朕八岁登基，即知勤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前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一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见及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 ”2 康熙帝 8 岁即位，14 岁亲政。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早熟。在康熙儒学观形成的早期，有很多老师或是大臣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他有这深刻影响，例如陈廷
14、敬、熊赐履，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儒臣熊赐履。熊赐履，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十七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康熙二年，迁国子监司业。四年，迁弘文院侍读。康熙六年，他呈上了著名的应召万言疏 ，他在疏中就国家的民情吏治、朝政得失等重大问题， 直陈己见，侃侃而谈。其中他提到学校废弛，文治教化日衰，博学鸿儒科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多数读书人不懂得儒家学说的精旨要义，以致士子们把读书仅仅当作踏入仕途的敲门砖。要改变这种不良学风，就必须大兴学校，提倡尊师重道，非六1 内政辑要 卷首，福临序文。2 康熙政要卷 7， 论勤学第八 。陈嗣思：康熙对儒家文化接受的微观考察第 4 页 共 8 页经、孔孟之书
15、不得读，再从士子中选择英俊之材，加以教导，这样才能学术昌盛。他的这篇疏言，得到康熙帝的高度重视。康熙九年，熊赐履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十四年三月间，熊赐履一直充任日讲官。康熙亲政后的日讲，虽自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举行，但实际上正式开始则是此后一年多的十一年四月。熊赐履也正是从此时起，把年轻的康熙引入了儒学之门。熊赐履笃信朱学，当时他省亲回京，在康熙帝召见时即明确表示：“臣读孔孟之学，学程朱之道。 ”半月后，他以朱熹注论语 学而篇的讲解，揭开了康熙朝日讲的第一页。十八岁的康熙皇帝胸怀创业大志，在清除鳌拜集团后励精图治，锐意进取， 对知识如饥似渴。熊赐履进讲之时，康熙帝
16、非常虚心，有疑必问。而熊赐履也是全心投入到康熙的讲学授业之中，有问必答，常常结合国计民生、用人行政、修身明德、格物致用、人性善恶、知行辩证等问题，以问答奏对的形式，将儒家学说和程朱理学灌输给了康熙帝。在往后的三年间，熊赐履始而隔日进讲，继之每日入宫，向康熙帝讲“读书切要之法” ；讲“天理人欲之分” ；讲“俯仰上下，只是一理” ；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 ；讲“辟异端，崇正学” ；讲朱熹的知行观，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总之，即博及致治之理，又广涉用人之道，为康熙帝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在熊赐履等人的循循善诱之下，还在康熙十一年六月，康熙帝就已经表露出对理学的浓厚兴趣。他向翰林学院学士傅达礼询问道：“尔与熊赐履共事，他与尔讲理学否？尔记得试说一二语来。 ”1 熊赐履的理学主张，诸如“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 ；“惟务躬行，不在口讲”等，都为康熙所接受。同年八月，他又把熊召至茂勤殿，郑重询问朝臣中讲理学的情况。熊向他推荐了魏象枢、李光地、王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