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微观案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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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文化与效用极大化的方向 1930 年代一个内地村庄的“消遣经济”及其经济学意义 曹正汉 一导论 经济学模型有一个基本前提， 是假设行为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 然而，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 那就是每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取向， 不同文化体系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以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差甚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相似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却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正好相反。因此，经济学家运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人类行为时，必须说明相应的文化背景，以解释行为者

2、的偏好及效用极大化方向。 否则， 效用极大化模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框架，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明确内容的解释。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一个村庄案例，来说明与论证上述观点。这个村庄是云南省“禄村” ，1938 年至 1940 年费孝通曾在那里作田野调查。禄村是一个内地村庄， 远离昆明市，且交通不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浅。在费孝通到村庄作调查之时，村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安排生活。因此，通过认识禄村人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效用极大化方向。 二费孝通笔下的禄村小地主：闲混与消遣 禄村是云南省禄丰县的一个普通村庄， “禄村

3、”是费孝通取的笔名。当时，禄村是一个土地分散占有的农业村庄，村庄的土地除公有地（如族田）之外，都由为数众多的小地主们 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我们需要说明 “中国文化”在本文的涵义。中国文化包涵多个层面和多 种流派，李亦园曾将中国文化分成上层士绅文化和下层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前者称之为文化的大传统， 后者为小传统。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化” ，是指未受西方文化大规模影响的传统中国文化，并且是指传统文 化中的民间文化层面。参见李亦园： “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 ， 中国文化 （香港） ，1993 年第 10 期。 2拥有。 村庄内最大的地主不过有田 50 余亩， 小的地主仅有田 10 余亩。 最令费孝

4、通关注的是，这些小地主经营农田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小地主们基本上采用“雇工自营”的方式耕作农田，田里的农活由雇佣的长工和短工干，地主自己尽可能不干农活。地主不干农活的原因，不是他另找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做，而是纯粹的闲混与消遣。 费孝通是这样描述这些小地主的悠闲生活： “我们第一天到禄村是 1938 年 11 月 16 日，正值农闲时节。我们从县城走去，田里长着一片蚕豆，不见有人在那里工作。到了禄村，沿街蹲着好些农民，在暖洋洋的太阳下，衔着烟管，谈长说短。 同时，在这小村的街上，不断的过着一群群的苦力：衣衫百结，面有饥色，垂着头，背负着 100 多斤象石块般的盐巴。一步步踏上那高低不平的石板大

5、道。在我们面前呈现着农村中的两种人物： 一种是农闲时不用劳作， 一种是农闲时依旧要劳作的。 “后来， 我们住久了， 知道那些在农闲时可以蹲在街边抽烟谈笑的， 农忙也忙不着他们，至多在掼稻时，换个地方蹲蹲，不在街边而在田岸上罢了。那些农闲时背老盐的，农忙时忙得更凶。农民有闲忙之别，在禄村这条界线也许特别清楚。 “实际上，享有闲暇的人，不是因为没有工作的机会，而是因为握有土地所有权，即使不劳作，也能靠着不劳而获的部分来维持生活。他们既有这种权利，于是有心无心的闲了起来。那些没有田的人， 除了卖工之外， 别无求生之道， 才不得不尽量的出卖劳力，以求一饱，这是没奈何。 “以我们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寄宿的

6、那家房东来说罢。他家里不过有田 36 工田，折合起来不到 14 亩。他年纪刚满 40，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披着长袍。晚上 9 时上床，明晨 9 时起床。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一个多月，我没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几次。这并不是因为他田里没有事，所以不必下田。他下沟的闲田（在秋季不种豆的田） ，正该犁了，可是他自己不去，雇了邻村的一个川人替他代劳。可巧那位雇工发生了事故，不能继续工作，他连找人也懒得去，没有犁的田，泡了水，过了年再说。到明年挖田时，就得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力。说他是例外罢，也许不错，因为他和其他稍有农田的人一比，已经可算是有数的勤俭人物了。烟已戒绝

7、，不常赌博，而且还是基督教勉励会的会员，常去做礼拜。不如他的人多呢。 以禄村的青年来说，有一位年纪只有 25岁，家里有田 50 工（约 20 亩） ，人很勤俭，据说很能管理家务。当我们在乡的一个多月，他没有五六天空闲，可是他并不是忙着耕田，而是忙着在庙里替人家尽义务， 吹洞经和讲圣谕 。这种工作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月，因为那次祈免炸劫的大醮，在 9 月里已经开始。他在农闲时如此，在农忙时也如此。还有一位常喜到我们房里来谈时事的青年，年纪 30 岁，3家里有 40 工田（约 15 亩） ，本来在邻县里替他叔叔管理屠宰税。这两年赋闲在家。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水坝，一路向我发表意见，说是农民太没有知识，不知

8、道改良，我们青年一定得下田工作， 农村才有希望。 可是我从没有在田里见过他， 每次进城茶馆里却常有他的份。 1939年掼谷子时，他父亲因为雇工不易，要他下田，他不干，依旧每天在城里混。 “保长的哥哥很坦白的和我们说： 我们这里有面子的人，不下田的。吓，看我这个样子，在田里打什么杂。怪吸，从小就没有挑重，这时候，硬去做，弄得筋骨酸疼，莫丢人了。什么人， 做什么事。 我们下田， 不成， 不成。 人家看了， 吓， 不害羞死了？ ” 1(p. 255-257) 我们不难看出，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好相反。按照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精神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努力方向， 它的至善境界就

9、是尽可能地多积累财富。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话形象地描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告诫商人：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他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耗费，他还扔掉了另外五个先令。”2(p. 33) 韦伯认为， 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信仰与伦理观念。 新教徒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并证明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因此，积累财富不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而变成了新教徒在此世的人生目标。当然，新教伦理不会如富兰克林那样申言时间即金钱，但它确实是把虚度光阴当成不可饶恕的罪孽。社交活动，

10、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健康之必需的睡眠，皆在道德谴责之列3(p.123)。 总之，资本主义精神是尽可能地多挣钱，多积累财富，而禄村的小地主则是尽可能地多闲暇。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努力方向， 结果当然也不一样。 然而，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他们都是在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 三效用极大化模型 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们把时间都消磨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烟榻上，茶馆里，寺庙内？是他们家境优裕而无须积累财富吗？不是。 据费孝通调查， 这些小地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田里出产的粮食，说不上很富有。家境较好的小地主，只能算是小康生活，家境较差的，仅能维持温饱。可是，这并不防碍他们一边雇人种地，一边游手好闲地享

11、受闲暇时光。 我们先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解释这些小地主的行为， 看看一般意义上的效用极大化模型能够解释到何种程度。 4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一个人决定工作多长时间，享受多少闲暇时光，是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问题，可以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描述选择结果。在禄村案例中，小地主的效用来源于物质消费和时光消遣这两个部分。消费取决于收入，故我们直接用他的收入（M）代表他的物质消费。时光的消遣也称之为闲暇，记为 R。我们再记小地主的效用函数为 U (R，M)。对于任何一个小地主来说，闲暇的时间 R 有一个上限，记为 R0，以一年来说，他自己能消遣的时间最多只有 365 天。 小地主的收入则有一个下限， 记

12、为 M0,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劳动时，能够从土地上获得的净收入（相当于土地租金） 。假设这笔土地租金恰好能够满足小地主一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 （R0，M0）是他的初始禀赋，这一消费组合表示他的所有时间全部用来消遣， 完全不干活， 因而他的物质消费水平恰好是靠土地租金所能达到的基本生活水准。 初始禀赋是他可以选择的消费组合。 当然， 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消费组合，如减少闲暇消费，将减下来的闲暇时间用于下田干活或其他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闲暇与收入的转换比率，可以用雇工市场上的工资（w）来衡量。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正好是初始禀赋点？ 假设小地主选择的最优消费组合为（ R，

13、M） ，满足约束条件: w R+ Mw R0 + M0 其中， w 表示市场工资， 也就是闲暇的市场价格。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归结为： 在什么条件下，（ R， M） 恰好落在初始禀赋点上？在什么条件下， （ R， M） 将远离初始禀赋点？经济学的结论很简洁： 如果小地主认为，在初始禀赋点（R0，M0）上，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大于市场工资，初始禀赋点就是他的效用极大化的最优选择点。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放弃任何一点闲暇以赚取市场工资水准的报酬，都是不值得的。这恰好是禄村小地主的实际选择。 反之，如果在初始禀赋点（R0，M0）上，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小于市场工资，他的效用极大化的最优选择点就离开了

14、初始禀赋点。 相对于市场工资而言， 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越小，最优选择点离开初始禀赋点就越远。这意味着，他将用劳动替代一部分闲暇，以换取更多的收入， 直至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市场工资为止。 这种情况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农场主的选择。 我们用下图来分别说明上述经济学的两个结论： 5图 1. 资本主义农场主在闲暇与收入之间的选择： 最优选择点 E 远离初始禀赋点 A。A 点落在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 图 2. 禄村小地主在闲暇与收入之间的选择： 最优选择点恰好在初始禀赋点 A。A 点落在他能消费得起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上。 这就引出下列问题： 在初始禀赋点上， 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在闲暇与收入

15、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大于市场工资？而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农场主， 其闲暇与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却小于市场工资？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市场工资，另一个因素是行为者的偏好。如果用市场工资来解释上述问题，其逻辑是：在禄村的小地主看来，市场工资已经足够低，低到他宁愿雇人干活，自己整天闲混；而在资本主义农场主看来，市场工资却已足够高，高到他愿意自己工作，尽量少雇人。 据费孝通的调查， 禄村雇工的市场工资确实很低， 这种低工资是禄村小地主维持悠闲生活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低工资并不必然导致禄村小地主过一种整天闲混的生活。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水稻种植所涉及的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

16、种类型是田间劳动，如犁田、插秧、收割，这些工作是重活累活，且有农时的要求，需要雇M M* M0 R* R0 R E A M M0 A R0 R 6人来干，在技术上也可以由雇工来完成。第二种类型是创新活动，如培育与挑选良种、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等，这些工作很难由雇工来完成，且这些工作在体力上不重也不累，又可以在农闲时节进行，故也无须雇工。市场工资低只能解释禄村小地主不从事田间劳动，不能解释小地主们为什么整天闲混， 因为闲混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从事农作上的创新活动。 第二个理由， 即使禄村小地主无意在农作上从事创新活动， 他们还可以到村庄之外寻找赚钱的机会，但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 市场工资不是导致禄村小地主整天闲混的唯一因素， 甚至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在上述模型中引入具有一般意义的 Cobb-Douglass 效用函数。即假设禄村小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偏好都可以用 Cobb-Douglass 函数来描述， 但他们对闲暇（R）和物质消费（即货币收入 M）的偏好程度各有侧重。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