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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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书法起源中国书法起源中国书法，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产物，愚民文化的先锋，科举制度的专门工具，扭曲人们心灵的邪恶图形。书法问题，始终是一个以繁饰乱字、用书法字反对硬笔字即实用汉字的问题，扭曲人的心灵的问题，和以书法文化反对硬笔文化的问题。近 100 年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法理当随之而去，同古代缠足的“裹脚布”一样，进入历史博物馆。然而，在被边缘化大半个世纪之后，书法忽然又以所谓“艺术”之名，空前泛滥，行继续“愚民”之实。因此，在提倡“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它必须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书法萌芽于东汉末至魏、晋，成型、成制并发展于唐

2、朝。此后至清末 1000 余年，书法与“法儒”、玄学等互为表里，同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支配和利用，遗害至深。在专制权力的高度扶植下，它不仅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地扭曲汉字、干扰汉字应用，而且借此排斥和颠覆硬笔文化，将中国文明引向变态畸型、堕落之路。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历史公案、悬案。因此，书法问题就不是所谓“艺术”之说那么简单了。书法是专制统治者阶级处心积虑地、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愚民”杰作，因之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进步的艺术。书法缘于专制政治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是愚民文化政策在文字领域上的具体实施。秦篆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硬笔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传使用，不

3、仅成了书法“攻击”和“围剿”的对象，而且为书法的产生“提供”了“附身”的汉字原型。而软笔的某些特性，却被利用来当作“乱字阻用”、反对硬笔汉字的基本工具。.第一节 秦篆为后世书法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前 259前 210）用武力强行聚揽了七国政治权力，建立了变“公权”为“私权”的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 ） 。为了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秦王朝采纳所谓“法家”商鞅、韩非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弱民”的行政措施。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穷则贵爵，民弱则尊官”（商君书弱民 ） ，则成为专制政治与生俱来的思想圭臬。要如何“弱民”呢？

4、则以“穷民”和“愚民”两项，欺民最甚。所谓“穷民”，即一方面重税赋、薄给予，使民常困于“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则销毁天下铜铁，使民“手无寸铁”，反抗乏器，遇暴无助。所谓“愚民”，即既变相地“封锁”文字，又“焚书”、 “禁书”、 “禁言”，甚至坑杀知识分子等。 “事智者则法败。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又“言无私议，民无私学”（韩非五蠹 ） 。 “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商君书算地 ） 。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 ） 。民既又“穷”又“愚”，显然“弱力”、 “弱智”，无力反抗，注定是“傻民”一群，散沙一盘，就只得听任其摆布、压榨和奴役了，

5、而“暴秦”政权则可由此一世、二世，以至传之于万万世了。这便是所谓“弱民”的最终目的。自此，由商鞅、韩非等所谓先秦“法家”提出的“弱民”主张，竟然成为后世专制政治的核心决策和基本模式，历代相沿；它连同由秦王朝确立的“以愚百姓”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一起，此后竟遗害于中国2000 余年，至今仍存。综观历史，愚民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六毒”之上，即由“三硬”与“三软”组成。所谓“三硬”，主要指“硬件“，即“烧书”、 “禁书”与“囚杀”知识分子。所谓“三软”，主要指“软件”，即 “乱心”（“洗脑”） 、 “乱书”（窜改、伪造文献等）与“乱字”。 “三硬”主要从物质上毁灭；“三软”则主要从精神上也即意识形

6、态上“围剿”。而“篆字”的出台，正是“六毒”其中之一即“乱字”的真实体现。它不仅是一篇“封锁”文字的“政治宣言”，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乱字”的第一个历史铁证。其对后世汉字字形的成型，影响至为恶劣。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秦王朝既以武力“吞并天下”，要“书同文字”，本无可非议，但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字，成了问题所在。摆在面前的，至少有两种现成的文字可供选择，即秦国文字与楚国文字。楚国是秦之宿敌，是战败国，且楚文字又较为便于应用，不合于“愚民”策略，故不用亦罢。那么，秦国文字应该就是首选文字了。然而，秦王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另造“新字”，即所谓“篆字”（也称“秦篆”） 。传世的秦诏版铭文，是秦

7、王朝用来推行“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也即“法定”之标准字，颁布于秦王朝建立之初。从铭文上看得出来，篆字是以秦国文字为蓝本，经过“繁化”加工而自成一个字符模式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着眼于笔划的引长，即增加笔划的长度，通过直接引长和加强笔划的弧曲度来实现。一是着眼于字体结构的繁化，即增加笔划数量和增加副字数量，通过强行穿插或强行植入来实现。其基本特征，是笔划和副字分别密布于其间，笔划纷呈曲屈、缠绕之势，而字体构图则多呈封闭之状。如此一来，既极不利于古硬笔在简牍上书写，即便要认识或记忆，恐怕也不甚容易了。如此繁琐、封闭的文字，勿说一般人民不容易识、记、写，就连官吏也是“奏事难成”（卫恒四体

8、书势 ） 。在这个角度上说，秦篆不仅是一种“怪字”，而且简直成了一堆“废字”。后世之所以不将秦篆与秦国文字相提并论，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将秦篆当成“非常态”字来对待，似乎可另作别论，但将秦篆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书同文字”的法定标准字来对待，问题就显得尢其尖锐化、复杂化了。秦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秦篆这种“繁饰”之“怪字”，当作常态之字、 “应用”之字颁行于全国，本质上即是一种反理性、反实用、反文明的措施。它的出台，是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逆转”，是对古字简化字的一次颠覆，是造字史上一次严重的大倒退，其实质要害是“乱字阻用”。当人们联系起秦始皇，前曾欣赏商鞅、韩非思想，秉承其“弱民”、 “天下无

9、书简之文”等愚民主张，后有“焚书坑儒”等反文明事件接踵发生时，即不无猛然醒悟，秦篆的出台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是说，秦篆是秦王朝用来打前站的愚民文化先锋。其基本策略是，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聿”，古硬笔的本字） ，从而达到滞阻文字应用即“乱字阻用”、 用文字反对文字的罪恶目的，如此而已。所以说，在秦朝，是有字等于无字。秦篆的唯一用途，是秦始皇出巡时拿它立了几块碑文。随着陈胜“反秦”起义的爆发，秦篆也随之被废止了。尽管如此，它对后世汉字的成型，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说，秦篆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间接地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用文

10、字反对文字的历史依据和政治依据。而后世书法界之所以振振有词地为书法进行辩护，秦篆的存在是所谓依据之一。此外，中国专制政治对硬笔、硬笔应用和硬笔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可以说与秦王朝的愚民文化政策，也不无关系。第二节 汉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公元前 209 年，即秦二世胡亥元年七月，中国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反秦农民起义。反秦起义的宗旨，是“灭秦”、 “兴楚”， 推翻秦朝的反动统治， “除秦苛法”（史记陈涉世家 ） 。 而随之废弃那种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秦朝文字即秦篆，并以由“隶”人创制的“卓”字取而代之，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无可讳言，稍为便利于人民使用的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

11、的一次文字革命。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它不仅在古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举解决了七国文字“异形”的历史难题，尢其在整理古籍、传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居功至伟。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反映了文字的进步，楚字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其中一种。秦始皇灭六国，借“书同文字”之名，用根本无法使用的所谓秦篆“统一”全国文字，致使稍为进步的古字简化字遭到空前的颠覆。其时天下有字等于无字。反秦起义军中人，首先多由秦朝“罪隶”（徒隶）组成，其次才是由六国旧贵族和遗民所组成。 “卓”字正是由反秦义军中叫“程邈”者所创制，同时首先在反秦义军中实施使用，再逐渐流传、

12、普及于整个社会的。关于这一点，古文献有所记载，如汉书刑法志记称：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又汉书艺文志记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说了二件事，其一，陷身于秦牢狱的众多“罪隶”伺机决狱溃散，有的投奔了反秦起义军。其二， “徒隶”身份者创制了简约便利的“卓”字，同时率先施用于反秦起义军中，再逐渐流传开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文字演变事件。后世汉文字学界称此为所谓“隶变”，所据即此。“卓”字的创制，虽说是对古字的一次集大成，却是以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为蓝本，通过创新而自成一个造字模式的。 “卓”，古义通“直”。徒隶以“苟趋省易

13、”方法创制的新字，改曲为直，改圆为方，具有笔划平直、字体方正和富于节奏感等全新特征，自成一个造字模式。故楚、汉之人赋称之为“卓”字，以示同秦篆等字相区别。旧本说文解字十部记称：“卓，高也。隶作卓。 ”所谓“隶作卓”，所指即是“徒隶”身份的程邈创制了卓（隶）字。这是笔者迄今所能见到的唯一古代文献记载。卓（隶）字，也就是自创制相沿至今的最早的硬笔汉字。因成型于西汉初，故笔者称之为“汉卓”；又因后世专制统治者将其鄙称之为“隶”、 “隶字”、 “隶文”等，故笔者又称之为“汉卓（隶）字”。考古上从湖南云梦龙岗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实是“三楚”时期之物，其简文正是初期“卓”（隶）字在流传使用中的历史实

14、物见证，由羽管笔（即“翰笔”）蘸墨书写。由于稍为便于使用，后人如五代宋初的文字学家徐铉（916991）将其表述为“便于末俗，人竞师法”（ 上说文解字校定表 ） 。也有将其诬之为“隶体失真”（后魏江式论书表 ） ，甚至诬之为所谓“俗字”（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等的。卓（隶）字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除本身具备稍为简易的条件之外，具备“楚印记”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自公元前 209 年陈胜（？前 208）起义，到公元前 202 年项羽（前 232前 202）乌江自杀、刘邦（前256前 195 在位）建立汉王朝，历时 8 年。其间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楚”政权。两个时期，即指“抗秦时期”（前 209前

15、206）和“西楚霸王”时期（前 206前 202，也称“楚、汉战争”时期） 。三个楚政权，即指陈胜之“张楚”政权、项梁拥立之楚怀王（义帝）政权，与项羽之“西楚”政权（简称为“三楚”） 。前“二楚”属于相继与秦相割据， “西楚”则属于“主命”天下之时期，故司马迁有所谓“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指秦、楚、汉）之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 。8 年间， “张楚”、 “复楚”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于是，社会上讲楚语、唱楚歌、跳楚舞、吟楚辞、用楚字，甚至兴楚俗、造楚器、承楚法统等，一时蔚为风尚。因之，由旧楚字创新而来的、具备楚印记的“卓”（隶）字，获得了时代的青睐，不胫而走，迅速流传开去，深深地根植于“七国”

16、人民心中。卓（隶）字的成功使用，不仅为消除“七国”文字的历史隔阂，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凝聚，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且为保存、延续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换言之，卓（隶）字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如此高度成就，与具备下列因素不无关系：其一、旧楚字是战国后期诸国文字中最为简化的（如郭店楚简文字）文字，由于楚国疆土广阔，历史悠久，故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使用基础。卓（隶）字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之在应用上比以往任何文字更具备便利性和实用性，故无疑广受认同和欢迎，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其二、反秦、兴楚的时代呼声，使其时具备“楚”印记的思想文化，更能获得认同。其三、人民对一切“暴秦苛政”及其专制思想文化的痛恨和仇视，有如干柴烈火。三条中，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本身，无疑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优势，使得卓（隶）字能迅速地获得人民的普遍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卓（隶）字无疑是对秦篆的彻底否定，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西汉初期，卓（隶）字的流行和使用得到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