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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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我国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阶段刘 迎 秋本文从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对国民经 济增长阶段做出了新的界定。作者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次高增长阶段转换, 并将逐 步进入次高增长的轨道。 决定次高增长上限的因素是投资率继续提高面临极限、 需求约束 力度加大、外需增长萎缩; 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广阔的国内市场、产业结构升级, 以及 生产力梯度推移效应依然存在, 则是经济保持较高增长下限的主要支撑。 以上两方面因素 作用的结果将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以 715% 8% 为轴心的持续次高增长过程。作者刘迎秋, 1950 年生, 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

2、长、 研究员。种种迹象表明, 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短缺经济时代 已告终结, 资源约束已让位于市场约束, “卖方市场”已不复存在。 外需持续负增长、 内需启而难动, 消费无热点、 投资无方向, 大体是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直观概 括。 这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完了它的外延式、 粗放型数量扩张 与高速增长的路程, 逐步进入一个内涵式、 集约型持续增长的轨道, 即国民经济的次 高增长阶段。这是由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来 35 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 理论与政策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初稿形成后, 曾在课题组成员和有关专家中传阅、征求意见。在此, 首

3、先要感谢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教授, 他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 这些意见对于提高 本文质量和深化本课题研究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另外, 也要感谢对本文提出中肯修改意见的 课题组成员张新泽高级经济师、齐建国副所长、王献立研究员、魏后凯副研究员、王延中副研 究员以及课题组学术秘书吴忠群、 张书邦博士。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 是 1998 年 9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由我提出来的 一个概念。 后来新华社编发的一篇综述中称我 “首先提出 次高增长阶段概念” ( 参见新华社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一文, 载 1998 年 12 月 7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4、第 2 版)。 87中国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4 期一、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的界定这里的所谓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 (h ypo 2h igh 2g row th p e r io d) , 泛指比国民经济 高增长阶段低一个层次、 但又不是过低增长的那样一种成长阶段。 在我国, 国民经济 次高增长阶段则是特指 GD P 增长率高于 6% 、但低于 9% 的阶段, 或者说是 GD P 增长 率以 715% 8% 为中位值上下波动 115 个百分点左右的阶段。如果展开分析, 国民经 济次高增长阶段主要包括如下三层涵义。 首先,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必须以年度增长水平为基础, 但它绝不是年度增长

5、 率的简单平均, 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各年增长率大体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的增长阶段。 关 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高低问题, 曾有很多经济学家做过分析。 例如, 美国经济学家巴 罗 (R o b e r t J. B a r ro ) 就曾根据 GD P 增长率、受教育程度、生命预期及出生率、消费 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法律指标、民主化程度以及政府消费等有关指标, 对世界 86 个国家和地区 (不包括未能取得数据的中国和越南等国) 19962000 年的经济增长进 行预测, 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果: 86 个国家和地区预期年平均人均收入增长 ( th e ave r2 age fo reca st o f

6、p e r cap ita g row th ) 为 214% , 其中属于高增长 (h igh 2g row th ) 范畴的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为 318% 以上, 属于低增长 ( low 2g row th ) 范畴的 20 个国家 和 地区的增长率为 113% 以下。 在巴罗看来, 由于匈牙利的预期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15% , 低于 318% , 因此不属于高增长国家。 显而易见, 巴罗关于高增长和低增长 的划分是实证性的。巴罗没有对低于 318% 、高于 113% 的国家和地区属于哪种性质的 增长做出明确说明, 也没有能够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分析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巴罗上 述划分

7、的借鉴意义在于: 我们可以将他未曾明确界定的中间层次的增长定义为次高增 长 (h ypo 2h igh 2g row th ) , 并将与其相统一的经济发展阶段定义为处于超高增长过程结 束与中低速增长过程开始之前的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 其次,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本质上仍然属于高增长, 只是此间经济增长的平均 水 平要比过去曾实现的高增长 “低一个层次” 。 众所周知, 我国经济于 1996 年实现 “软着陆” 之前一直处于接近或超过 10% 的高增长状态。 粗略匡算起来, 1978 年至 1998年的 20 年间我国 GD P 年均增长率为 917% 。 如果把将近 5 年的调整与准备扣除

8、,那么, 从 1983 年开始我国经济则持续了大约 14 年的高增长, GD P 年均增长率高达10163% 。此间, GD P 年均增长率低于 10% 的年份先后出现过 5 次,其中 1991 年之前出现过四次 (1986 年 818% 、1989 年 411% 、1990 年 318% 和 1991 年 912% ) , 1991 年 参 见 R o be r t J. B a r ro , D e te rm ina t ions of E conom ic G row th: A C ross2C ou n t ry Em p ir ica lS tu dy , T h e M IT

9、P re ss 1997, pp. 4347。88论我国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阶段之后出现过一次 ( 1986 年 916% )。 如果把这几个年份扣除, GD P 年均增长率则高达 12159% 。 不管是用 917% 、或是用 10163% 、还是用 12159% 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 抑或是据此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 都毫无疑问地属于高增长。但是, 从 1996 年开始 一直到 1998 年, 超过 10% 的高增长未曾再次出现 (参见图 1)。 朱 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估计 1999 年我国 GD P 大约能增长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 M F )

10、的预测是 616% , 也有人预测全年实际增长率可能为 719% 。总 之, 除个别乐观估计外, 多数关于 1999 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都明显低于 1998 年。 分 析比较各种相关因素, 我的估计是, 可能至少要到 2000 年以后我国才会在调整逐步到 位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回升, 并全面进入国民经济持续次高增长的轨 道。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既是我国经济增长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后实现结构性调整的 客观要求, 也是我国经济从总体上已经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从而不可能摆脱世界经 济周期波动下降通道的影响决定的。图 1119531998 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轨迹 注: 图中趋势线是通过求

11、解 3 阶多项式做出的。资料来源: 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年) 第 5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第 1 页和朱 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供 的数据计算。早在 1992 年我们曾根据 19781990 年我国 GN P 实际增长均值和最大可能增长 大量资料表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曾经经历过一个恢复与重建的过程。 此间虽然 波动频繁, 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由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 的差距即所谓“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 因而引发了 1974 年的“石油冲击” 。此后近 30 年, 尽管“冲击源”不同, 但

12、结果均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目前, 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 轮周期波动的收缩与下降阶段。这一轮周期的冲击不是来自石油, 而是来自金融。当前, 以 通货紧缩为表征的金融形势继续恶化, 这种恶化背后潜伏的仍然是实质经济的内在矛盾和 结构性冲突, 因此, 对生产与技术进行全面结构性调整不可避免。我国经济也无法摆脱这种 调整的影响。 89中国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4 期均值, 对到 2000 年我国 “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做过估算, 即 “下限 811% 和上限1019% ”。 后来的实践表明, 9% (或者准确地说 9164% ) 既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 长率波动的轴心, 也是这一时期国民经济

13、是否高增长的一个数量界限。 从发展的角度 看, 平均低于 9% 的增长, 或者说, 平均比 9% 低一个层次的增长,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 说的次高增长。国民经济次高增长的突出标志是它不再以 9% 为轴心, 而是以 715% 8% 为轴心, 上下波动 1115 个百分点左右, 也就是上限大约 9% 、下限高于 6% 。显 然, 这是个比高增长低了一个层次的增长。 说这种增长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高增长, 道 理就在于, 虽然高于 6% 的增长速度不算高, 特别是相对于近十来年我国实践而言, 6% 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低的增长。 但是, 如果与国外相比, 不管是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 平相比, 还是与巴罗的所谓

14、高增长国家和地区相比, 持续十几年高于 6% 的增长, 肯定 属于“高增长”, 而不是低增长。毫无疑问, 任何时候都不能排除在国民经济次高增 长过程中出现个别年份低于 6% 或高于 9% 的增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但这种情况并不 改变国民经济次高增长的总趋势。 最后,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还是一个内涵式、 集约型持续增长和质量主导开始 起支配作用的阶段。 在传统体制时期的短缺经济条件下, 由于 “消费饥渴”和 “投资 膨胀”机制的作用, 经济增长的常态是外延式、 粗放型的。 改革开放本来是对这种增 长方式的纠正, 但由于“双重体制”并存与经济起飞过程同时发生, “预算软约束”与 体制性 “扩张

15、冲动”继续起作用, 因此, 短缺经济的阴影仍然不散, 经济增长方式还 经常表现出较强的外延和粗放倾向。 随着体制转轨的逐渐到位, 特别是随着 “买方市 场”全面代替“卖方市场”, 在需求约束力大幅度上升、资源约束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下, 市场上必然会出现过多的物品找不到买主的现象。体制改革越是接近到位、 “买方 市场”的支配作用越大, 物品的边际效用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对市场走势的支配力也就 参见谷书堂、刘迎秋论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与跳跃式发展, 经济研究1993 年第 1 期, 第 48 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 论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经济 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第 14 页。 这不仅是因为多年来世界经济平均增长从来就没有超过 6% 的时候, 而且即使是人们公认 的 “亚洲新老四小”, 它们虽然创造过持续若干年高达 6% 以上甚至更高增长的奇迹, 但进 入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进入了国民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过 程。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美国。 近 8 年来美国经济实现了连续 90 多个月高于 3% 、 甚 至 4% 以上的增长。 虽然对其未来前景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