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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于被支配的自由免于被支配的自由人并不只是温饱动物时代周报：最近出现一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的现象，和上世纪 70 年代末、90 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和富商阶层。你会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崔卫平：那些能够移民的人，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社会的某些规则或者潜规则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再能干，他要办个事情，拿个项目，也要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人，低头哈腰，做些打点，唯恐伺候不周到，而这个某人事实上让人无法真正尊重他。对一个在人格上比自己低矮的人，要
2、表现得比他还要低矮，这肯定是让人不舒服、不自在的。而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成，他没有把握，他不得不处于某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 “疑神疑鬼”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许实际的“干涉”并没有发生，但是某种“支配”无处不在。所谓“看不见的手”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支配”的手。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你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已有的东西也好，想要的东西也好，始终没有把握。“疑神疑鬼”就活得很累，很晦涩。谁不希望活得单纯一些，坦坦荡荡？做生意可以暂时输掉，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个还可以找回来；但是不要长年累月接受“胯下之辱” ，拿自己的脸面让别人糟蹋，那样降低了人格
3、，损害了尊严，这个找不回来。因此，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 ，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时代周报：尊严在今春以来成了一个热词，这也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尊严的匮乏。实际上尊严与被支配和依附关系是内在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的匮乏是不是体系性的？崔卫平：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肯定是一种强烈需要。但是“尊严”也很容易被窄化。当然，一个人要有住房，要有温饱，有基本生活品，这是尊严的底线，但并不等于尊严的全部。尊严还应该包括不受支配，不屈从，不依附别人。一个人快渴死了，给他一杯水，但是在这
4、杯水里又吐了一口唾沫，这个谁会愿意喝呢？我们社会的潜规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就相当于这口唾沫。“喝还是不喝”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底层人民受苦，他们处于极端匮乏当中，缺乏所需要的保障，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包括在别人看来是有地位有保障的人，甚至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是身不由己的，是“不得不”这样。近期移民潮的问题，将这个问题暴露得很突出。这些所谓社会的中坚力量，一般称之为“精英” ，如果不是深感某种匮乏，他们何至于在人到中年之后背井离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映出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感也在增强，
5、而这方面所提供的公共品太不足了。它必然提出了比如有关制度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从结构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支配性关系乃至奴役性关系。在场的匮乏与缺席的焦虑时代周报：那么，该如何更切身地理解支配与依附这么一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依附性、被支配的状态，可能是无觉察的。崔卫平：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在外面吃饭，那已经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这样。他感到如果饭局少了，就特别不安全。他不知道别人在饭桌上说了什么，趁他不在安排了什么，其中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优惠没有给他。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将自己的面子“给”出去。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之中，那么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拿掉。只
6、有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才能够得到保障。这里还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如果我不事先打好伏笔，事先联络好感情，等到我有事情求人时，那就晚了。你看，本来是写在制度上明文规定的东西，作为公共品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的东西，成了一道吃饭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的饭局，说实话，觉得这样的饭局很像是一个“同志聚会” ，官员们之间一开口就是“感情”之类的话，一口酒的深度体现了感情的深度，俗话说 “感情深，一口闷” ，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男人的感情是这样子表达的啊？他们本来都是官员了，有着旁人羡慕的“体面”的身份，怎么到了饭桌上依然是个“孙子” ，是需要将一切都堆在脸上的人，需要将自己喝
7、死了才算“义气” ，而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喝，想喝多少，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在那种饭桌上交杯换盏的背后，你看到的大多是忧心忡忡、疑神疑鬼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老百姓感到不安全，所谓精英也感到不安全，很少有人感到自己是有保障的。时代周报：我看到报道中的一个例子：一位已经移民的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可见，这位温州商人的情况并非个例。崔卫平：那样整天在饭桌上的生活，肯定不符合健康，也会减寿。一个人不得不吃到吃不动了，吃到将肚皮撑破，吃到再吐出来，整天过这种生活，这个多
8、么丑陋啊。难道人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就没有别的享受了？时间长了，不要别人说，他自己就会反感。这件事情真正是个麻烦：一个社会的上上下下，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有地位的人和没有地位的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都不能根据常理去办(既不根据制度，也不根据道理)，都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驱赶着。时代周报：这种人人身不由己的局面，那必定存在一个主体，或者说支配力量的施动者。它是什么？崔卫平：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巨无霸” ，一个“巨灵” ，它肯定不是仅仅称之为“制度”的某些东西，不是写在宪法里写在明文规定当中，而是所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像语法埋藏在语言里面，我们不用语法说话，而是
9、用语言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却要符合语法。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的“智慧” ，需要了解语言的背后有哪些特殊的“语法” ，并且对此只能心领神会，只能默认，而不能大声说出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背景，如同一只怪兽，一个深渊，听不见它的声响却随时吃人。从前有一个说法叫“异化” ，这就是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本来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后来却越来越成为支配人们自己的怪物。于是就有了一些想要出走的人，想要远离这头怪兽。精英与责任联系，而不是权力时代周报：您是怎么理解精英这个概念的，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的精英的？崔卫平：“精英”这个词，有它含混的一面，也有它流行的、通常被理解的一面。比如说获得一
10、定社会财富，即经济精英，或者有一定社会权力，或者说政治精英，这主要是一些媒体的说法。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还有知识精英，现在知识分子根本不成其为精英了，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了。但是，假如不对社会和民族的明天负责任，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以及落实到今天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行为，我们能够将这些人称之为“精英”吗？那些今天有权有势，是无数饭局的座上宾，但是明天被发现是个大贪官，成为阶下囚，他是个什么精英人士啊？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恰恰是他败坏社会的一个根源。在我看来， “精英”这个词是与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对社会负责，对民族的当下和未来负责，对民族的千秋万代负责，那才能称之为社会精英。那些没有责
11、任感的，只会败坏社会和民族的，不管他资产多少，权力多少，知识多少，我一概都不承认。时代周报：可是，当这些精英纷纷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脚投票”吗？崔卫平：叫“弃权”吧。按理说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怎么说，再恶劣的环境，既然他在这个环境里积累了财富，做成了一个企业，他就需要回馈社会，帮助建设这个社会。这也是人之常情。决定离开，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充满遗憾的。虽然他赚了钱，但是他仍然处在一个暗处，一个光线不足的地方。他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善行，他的美德，不能成全他在公共生活方面的角色，以及获得这方面的荣耀。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单一。人们很
12、少将回馈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我的实现，是体现成功的另一个标准。时代周报：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办法去重新梳理或者彰显这种伦理的力量？崔卫平：问得好！尽管我们说人人身不由己，但是那些在今天拥有更大权力的人，那些重权在握的人，对重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力量拥有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这需要他们拿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一些社会政策需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人倾斜；另一方面，即使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体系与良心矛盾的情况下，依据良心办事，而不是依据潜规则办事。这是可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人做过。 南方周末报道过四川省教育厅的一个官员，他叫林强。因为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埋在钢筋水泥底下
13、，他自动放弃奥运会火炬手的这个角色。我们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掩埋 ，关于唐山地震预报，其中有一个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叫做冉广歧，他相信了科学家的预报，他说批林批孔能够在屋内进行，也能够在户外进行，于是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把全县人民弄到户外去了，于是这个县没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死亡。他的这个做法一点也不符合“语法” ，但是救了全县几十万人。当时有一个简报表扬了这位冉书记，但是简报很快被收回。这样符合人民利益的人及其做法，在体制内却得不到鼓励，换句话说，这个体制不鼓励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做法，甚至相反，将这些人剔除出去，制度性地取消良知，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即便是仰望星空。每个个体身上都在发生变革时代周报
14、：如何为这个时代寻找方向感，重塑伦理和价值感，既是精英群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您有个提法叫做“内部革命” ，揭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起点和动力，其主要思想是什么？崔卫平：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大环境改变之后，不要等到一个社会的“外科手术”之后，我们才改变自己惯常的做法，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做起，把自己变为一个良性的起点，从自己的良心、道德、伦理出发，包括从自身职业伦理出发，开始负起责任来。一个法官不要带头枉法，一个记者不要做假新闻，一个报纸的主编不能阻止记者做真实报道。不要总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作借口，事到如今，任何借口都不成其为借口了。明摆着推卸责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
15、来，从各种借口、说辞和体系中站出来，站起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责任感、有尊严的人，这就是“内部革命”的意思。我们有时候是习惯性的恐惧，觉得我不能做某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做，其实不要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起点，不要等待看他人眼色，等待别人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需要呼吁“人”的解放，将人自己从这个体制的身份下摆脱出来。不是按照体制中的地位、身份和权力大小，来看待这个人的价值，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他这个人本身如何。每个人需要立足于他自身，他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价值，自身的行为，自身的美德，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他这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根据这些来判断一个人
16、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一个空洞的制度身份。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人的眼光，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系统。时代周报：我的理解是， “人的解放”核心是人作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恰恰需要从依附性关系中解脱出来才能获得。崔卫平：像韩寒，一个属于体制之外的人。他又能写小说，又能赛车，又能办杂志，还能写那种文章。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是很不容易的。在不止一个方面同时进展、势如破竹的韩寒，体现了一个人的丰富潜能和力量，他的独立、他的勇气、他的多才多艺。韩寒说过，他不想移民。实际上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人像韩寒这样，而不是纠结于每天感到身不由己，每天感到无能为力，每天感到自己是一个垃圾，什么都不是，人应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个体。这是有可能的。那个县委书记冉广岐，当他跟全县人民说，咱们在户外批林批孔，他多么有力量。时代周报：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韩寒。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领地。简而言之，我看过一些犹太人的回忆，一个人即便在纳粹集中营中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或者说过得非常糟；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