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的精神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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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按括号中的括号中的“法学院的精神与实际法学院的精神与实际”为博主所加。为博主所加。一堂法学课一堂法学课谢丁一2003 年的秋天，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学年。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万柳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 我随意地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

2、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的和学生谈笑风生。有

3、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仿佛觉得他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

4、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的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的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的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的快速翻书。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然后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

5、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二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地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 6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 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 1989 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 80 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

6、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 3 天时间，举办了 14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 80 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

7、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 这是 90 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 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

8、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三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的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在北大未名 BBS 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和科斯、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的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

9、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 2002 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 3 年的老师。在给 02 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 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

10、，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 K 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

11、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 100 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 100 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 100 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 3000，贤人 72。”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 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

12、能听懂，你其实在讲他一个人听。” 四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的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 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

13、。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的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

14、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的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幅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的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

15、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擅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但这是 2003 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 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 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

16、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 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 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师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