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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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韦森摘要：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尤其是对诺斯的最新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和他与一些合作者的新作“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种概念框架”长文中的一些观点做了一些解读、评论和商榷。从诺斯 2000 年之后的一些新近文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越来越注重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内在关联机制，且越来

2、越重视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 制度变迁 非个人化交换心智构念 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诺斯（North, 2005, p.170） （一） 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一译“诺思”）以及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人目前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这主要是因为，诺斯的几本主要著作包括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前都有过数种中译本，以至于诺斯

3、本人的一些理论洞见，业已成了许多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经济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另外，除诺斯本人的文著大都有了中译文本之外，自 1995 年以来，诺斯教授也曾多次来过中国，并曾在北大、复旦、清华等高等学校做过讲演，宣讲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包括笔者自己，见汪丁丁，1992；姚洋，2002；韦森，1999a, 1999b，2001，Li, 2003）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诺斯的理论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

4、gel）于 1993年获（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斯本人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于 1920 年 11 月 5 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一个城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诺斯曾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城市和地方读过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a convinced Marxist）。1942 年，诺斯从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据诺斯自己讲，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

5、和经济学三学位”（a triple major）。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诺斯加入了美国海军（U.S. Merchant Marine），曾作为导航指挥官（Instructor of Celo-Navigation）到过澳大利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在此期间，诺斯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随之逐渐确立了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志向。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 1952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毕业后，诺斯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校任教，之后在 1950 年转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执教，历任助理

6、教授、副教授，并于 1960 年升任为教授。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诺斯曾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1979 年秋，诺斯转教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981 年至 1982 年，诺斯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美国制度研究 Pitt 讲座教授（the 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1983 年，诺斯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任该大学经济系法律、自由和经济史 Luce 讲座教授。1984 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 6 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 1996

7、 起，诺斯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 Olin 讲座教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诺斯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 Bartllett Burnap 高级研究员（1997现在）。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 年至 1860 年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North, 1974），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 p.95）也认识到，尽管决定社会与经济演化之关键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都常常会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8、，但是，无论是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故事，还是戴维的键盘经济学，在被运用到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中时，均有其局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均没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即“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诺斯还具体解释道，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制度是重要的，它将型塑经济的长期演化路径。然而，尽管存在着报酬递增，但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甚至只要市场交易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费用的模型，那么，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在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信息回馈与意识形态所修改了的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就将型塑制度变迁的

9、路径。这样一来，不仅不同的路径会出现，低绩效的制度安排也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反过来型塑他们的选择。讲到这里，诺斯（North, 1990a, pp. 95-96）不无感慨地说：“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以现有的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观念、理论和意识形态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通过将制度渐进性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持续成长或持续衰退经济模式的长期驻存结合到一起来分析，诺斯（North, 1990a, p. 99）得出了如下洞识：“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course）上，网络外

10、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 在第一和第二篇对制度、制度的构成以及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较详尽的理论探讨之后，诺斯在第三篇一方面对前两篇的理论分析不断进行总结和复述，另一方面则尝试用经济史的史实材料来验证他的理论发现。在第 12 章一开始，诺斯（North, 1990a, p. 107）就总结道，前两篇的研究表明，“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在对他的制度及其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做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之后，诺斯转而对欧洲近代经济史上两个鲜明的国家实例进行了对比分析。诺斯发现，

11、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在英国，相对价格的变化曾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进，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从而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于 19 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成了领头羊。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初始条件比较英国更为优越，但是，其内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以及无保障的财产制度，最后所导致的历史结果是，西班牙经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中相对停滞了。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两个国家在近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8 这一问题非常值得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角度进行反思。接着，诺斯还列举了在美洲近现代史上的两个截然然

12、不同的例子：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的经济社会演变历史是以联邦政制、政治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结构的私有产权制度为其特征的，这些基础性制度结构鼓励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须的长期契约行为。反观拉丁美洲近现代经济史，人们会发现，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所继承来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结果导致其经济表现一直并不令人满意（用诺斯的话说，“这套制度和组织既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护政治与公民自由”见 North, 2005, p. 144）。结果，在南北美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来了两种不同社会发展路径，并在

13、经济表现和绩效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这么鲜明的两条社会演化路径？其原因到底何在？诺斯（North, 1990a, p. 117）发现，“在前者（指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引者注），一种促进非个人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个人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指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引者注），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在谈到非个人化交换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时，诺斯（North, 2005, pp. 112）还在后来著作中一再强调

14、：“英国的制度遗产为非个人化交换制度的生成（the development）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而非个人化交换制度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根据对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经济绩效迥异斐然的国家实例的对比分析，诺斯（North, 1990a, p. 118）在第 13 章中再一次强调他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诺斯还在第 13 章较为详细地考察并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法律、契约制度与市场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部落之间的交换、北非的集市贸易（suq）、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Venet

15、ian Mediterranean）、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香槟集市（Champagne fairs）9，到欧洲中世纪的远程贸易，再到现代资本市场、金融和公司制度，以及其它复杂的非个人化的交换（interchange）形式的出现，等等。在这一章中，诺斯还分析了欧洲近代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分析研究，诺斯（North, 1990a, p. 122）发现，“有些经济体演化出了能促进第三方实施的发展的政治结构，还催生了象征着现代西方世界的复杂的制度结构。但即使是在西欧，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化。有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就走入了死胡同，这是其政治经济政策所造成破产或

16、抑制生产性制度创新的结果”。诺斯最后认为，正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使欧洲各国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条件的背景之下，经济绩效表现迥异，并使英国与西班牙走上了不同的历史演化道路。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近代史上的经济绩效表现会如此突出？在最后一章，诺斯（North, 1990a, pp. 138-139）再次强调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 13 世纪初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时期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诺斯具体解释道，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对皇权的限制，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的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在后来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N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