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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8. From innovation for wealth creation to innovation for well-being (or from more is better to enough is enough) For several centuries, human progress has been seen essentially in terms of more is better, or perhaps more broadly in terms of more, bigger and faster is better: more money, more poss
2、essions, even more choices; bigger houses, bigger TVs; faster cars, computers and internet connections; and so on. We have all become victims of the tyranny of GDP, assuming that more wealth and more stuff will result in improved well-being. 过去人们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准常常是“多多益善”：财富，选择越多越好；房子，电 视越大越好；汽车，电脑，网速越快越好
3、政策取向也被经济增长，GDP等目标绑架。However, research on well-being suggests that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least, this assumption may be only true up to a particular point, a certain level of income the so-called Easterlin paradox (Easterlin, 1974).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enda and, more fundame
4、ntally, our very notion of progress all need to change to reflect this. We likewise should shift the focus of our empirical work from innovation for wealthto innovation for well-being . 然而，人们通过研究主观福利发现，经济增长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提高人们的主观福利 水平，当人均GDP到达某个水平值后，经济增长对福利的促进作用就不怎么显著了-这就 是有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1974）。所以，创新研
5、究需要转型，应更多的关注面向 提高福利的创新。幸福与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乃至公共政策领域视为公理。主流经济学所谓收入“多多益善”的命题日益面临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挑战, 并遭受大量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质疑。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开创 了幸福经济学分支。理查德伊斯特林 理查德A伊斯特林是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最早对主 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是在 1974 年他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首先，国
6、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 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 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 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 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 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 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
7、济 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 GDP 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 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 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是社会学的“快乐跑步机”说。该理论认为, 人的抱负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加 而提高, 个人幸福取决于抱负与财富的关系。无论是心理学的“成就感=实际成绩/期望值” 公式, 还是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 都揭示出幸福的原因不仅有主观的 因素, 也有客观的因素, 而且有水涨船高的效应, 就像人走在跑步机上, 幸福的净值并没有 增加。第三类是程序公平论。由于甲的幸福是甲与
8、乙相对收入的函数, 为获得更多的收入, 或为了获得地位、荣誉等具有外部性的“地位物品”, 甲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这实际上是 个零和博弈。甲因此也牺牲大量的闲暇时间, 也难以享受亲情的快乐, 而且把收入用于消费 活动也会产生大量的负外部性。从总体而言, 人们的幸福总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对于 富有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幸福学理论认为, 一方面, 西方社会 把原来属于奢侈品的消费大众化了; 另一方面, 为获取原来看似高档而现在已经大众化的消 费品, 人们需要国家努力地工作, 失去原来的闲暇, 结果大家都成了输家。幸福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补充与超越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人、稳定性偏好
9、和最大化为基本假定, 得出收入越高效用就越大的结论。这里的效用即消费者满足程度等同于幸福。这种结论是通过人们的选择行为来判断显示性偏好而得出的, 至于人的内心体验和真实感受不得而知。从逻辑上讲, 主流经济学的推论是 成立的,但是如果改变其假设条件, 或拓宽效用的含义,其结论就会大为不同。一是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幸福经济学不是要取代福利基于收入的测量理论, 而 是补充经济学关于幸福更丰富内容的度量方法。在具体的度量方法上, 行为经济学的重要代 表人物卡尼曼提出了日重现法( DRM) 和体验取样法( ESM) 对幸福指数进行测量。日重现 法把时间测量和体验取样结合起来分析人们如何安排时间和
10、体验不同的活动和生活状况!%#。体验取样法是采用大样本调查测量人们幸福水平, 这种调查既有一个地区或国家内部 的, 也有不同国家的差异比较; 既有横断面的数据, 也有时间序列的甚至跨越半个世纪的数 据。调查的信息涉及婚姻、健康、就业以及人际关系等。传统经济学仅仅通过收入( 个人) 或GDP ( 总量) 及其增长代表人们或一个社会的快乐水平和幸福状况, 无法真实地反映经 济增长政策以及各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对人们实际福利状况的影响, 至于人们的幸福感更是无从考虑。与传统经济学的显示性选择不同的是, 幸福经济学的幸福调查方法建立在明示偏好假定基 础上的。显示偏好假定是对消费者福利加总的标准测量,
11、而明示偏好假定则倾向于依靠个 人体验。由于外部环境的有些变化是个人难以把握的, 显示性选择行为并不能表示个人是 否完全获得某项经济活动的全部福利效应。只有通过个人体验,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这种 结果才更接近个人的实际幸福水平。快乐经济学基于明示偏好假设,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 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 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 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二是幸福经济学的新解释。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 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 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 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 指出快
12、乐适应和社 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快乐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 前者强 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 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 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快乐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快乐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 社 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 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 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
13、济学的新思想, 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几点启示：从理论价值来看，幸福经济学研究丰富了幸福的解释变量。对幸福- 收入关系的探讨, 发现收入以外的幸福解释变量, 进一步评估收入对幸福的贡献, 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贡献度量, 更科学地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并为制定符合大众福祉的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幸福经济 学拓宽了经济学的边界。对幸福的研究无法回避对经济人假设、理性、效用、价值、财富等经济学基本术语的定义。幸福经济学对这些概念的重新解释拓宽了经济学的基础, 也扩 展了经济学的理论边界。幸福悖论的提出既反映出主流经济学的局限, 也暗示经济学可以 在更大范围获得理论生命力。从政策含义来看, 在微观层面,
14、 幸福经济学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导向具有一定的启示, 使人们 意识到人的行为动机和目标的合理性和合意性,明确个人福祉与公众福祉的关系, 从而采取 正确的决策和行动, 有助于人们对现有经济增长思路的矫正以及对公共政策的方向调整, 并 走出“囚徒困境”。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和宏观经济学的有效需求论是传统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典范, 而这种理论的约束条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并不具备, 从而导致 “囚徒困境”。幸福经济学从人的终极价值入手, 使经济政策从手段转向目的, 政府应全面 关注人类健康、亲情、经济发展、职业满意、社会和谐公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把经 济社会发展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
15、心的基础上来, 让“多数人快乐”成为立法 与道德的基础!“幸福经济学认为人类幸福不仅涉及财富的生产还应包括财富的分配、财富对人的欲望及其 满足、人口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其他定性指标。为此，幸福经济学认为应主张广义财富论， 在物质方面，不仅指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劳务，还应该包括那些现在越来越稀缺却仍然是 免费的自然资源如阳光、空气等等;精神方面，不仅应包括知识在人类进步中所扮演的作用，而且还应该包括人类灵魂内各部分的感受如安全感、公平感、快乐感等主观价值感受。从 色诺芬 10 的财富就是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到柏拉图 11 的精神财富、肉体财 富与物质财富的划分，再到亚里士多德 12 的作为有用物的财富和货币形态的财富划分; 从马克思 13 的作为“纯粹的物”维度的财富、“社会关系”维度的财富以及“主体能 力”维度的财富，到陈惠雄 14 的自然财富与国民财富的划分，再到刘诗白 15 对 硬财富与软财富的现代财富划分。这些财富思想倡导广义的财富内涵。这些思想即为幸福 经济学关于财富的最佳诠释，这样人类才能够真正获得富足、充盈的幸福生活源泉而万世 不竭。创新之处： 以幸福经济学为视角，对于传统经济学的财富、成本、效用、消费、人性、方法等基本术 语进行重新解读，既拓展和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也使得相应的政策建议更贴近现实 生活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