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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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宏图: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李宏图: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进程李宏图: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十七十八世纪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各有不同,其进步的动力也各有差异,但现代性的形成当是其共同或普遍的趋势,也是衡量与判定现代化的核心标准。本文将以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为个案,探讨现代性如何在西欧最早形成,以及这种现代性又如何在进行扩展。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展,以及亚、非、拉诸国对现代性的错误认识造就了这样的一种世界体系,即西欧取得了它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而亚、非、拉诸国已日渐落伍,逐

2、步远离这个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沦降为依附的地位。 一 英国当代思想家吉登斯曾对“现代性”作过这样的解释,现代性意指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后所建立的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i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布莱克等人指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ii在这一内容下,我们将关注西欧如何形成其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又如何向非西欧地区进行扩展,以及在现代性的扩展下,非西欧地区对现

3、代性的反应。同时,我们更关注在这一现代化历史进程后面所隐含的这一命题,现代性是否为一种普遍性,是否存在着多元的现代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早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欧诸国就开始最早迈向了现代世界,形成了现代性,并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这种现代性的动力和内容是什么,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给了西欧诸国以强劲的推动力,形成了体现在创设新制度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而凭借这种现代性,他们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并在现代性的旗帜下向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扩展。 所谓科学革命,指的是自 16 世纪以来在西欧诸国开始的在 17和 18 世

4、纪有了极大发展的一系列科学发现,这些科学发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考察,科学革命当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这表现为它是人类思考方式和求知方式的变革,是对科学、知识的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科学战胜了神学,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展现,宣告了近代科学的诞生。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革命直接预示和推动着日后科学的更大发现和知识的进步,以及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普遍进步。同样,在世界范围内看,此时西欧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独占优势,也为日后西欧各国向落后国家的扩张取得世界优势地位和建立霸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科学革命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解构,那么,把西欧从中世纪的宗教迷信的蒙昧状态下解

5、放出来,瓦解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现代性的另一基础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提问时对此作了高度概括,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iii启蒙思想家正是真诚地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挣脱任何外在权威的束缚,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和自由的现

6、代人。 在理性的引导下,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批判、裁判和重构现实社会的一切。在政治领域,他们要求摧毁封建专制制度,消灭专制王权和封建特权,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在宗教领域,他们反对宗教权威、宗教迷信和宗教迫害,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们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再陷于无知中,挣扎于谬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着不幸的日子。他们相信,理性的阳光必将冲破迷信与专制的黑暗,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引导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进步。 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制度层面的构建应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我们看到,西欧正是通过几次政治革命首先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构建。1640 年的英

7、国革命则成为了这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开端。这里,无须过于关注革命的具体进程,而要更多地解析这场革命在新制度构建上的重要意义。作为近代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场政治革命,它的意义就在于,对传统的专制王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把它转换成为新的现代政治体制。为此,议会通过了以“权利法案”为标志的一系列法案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权力不断扩大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由此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利的归属问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议会而不是专制的国王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政治体制上的更新和构建。 如果说英国革命确定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那么透视美国革命可以看到,它更加确立起了现

8、代政治原则和政治体制。1776 年 7 月,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 ,第一次把天赋人权以宣言的形式加以表达;1791 年,国会又通过了“人权法案” ,重申确保人民的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等。与此同时,美利坚民族还以其杰出的智慧创设了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1787 年制宪议会通过了宪法,规定:以共和政体为国家政体,全然否定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他们坚信:权力的过度扩充只会导致腐败,政府的权力应当有所限制。于是,他们坚持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原则,防止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过度扩张和腐败,以保障

9、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一旦政府妨碍了这种目的,人民就有权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而建立新的政府。而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未能实现体制的创新,但它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其核心是人权,具体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 。 仅有政治上的制度性构建还不够,我们看到,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西欧诸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成为了封建中世纪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并以自身强大的力量瓦解了中世纪的经济体制,创造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又一纬度,而其基础恰恰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这种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基

10、础。 具体而言,这些现代性体现在,产权观念与产权安排,市场经济要求有独立和明确的所有权,否则无法进入市场交换并获得收益。17 世纪时,人们形成了关于产权的观念,要求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在产权安排上,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与安全性。如英国于 1624 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条例” ,旨在保护人们各种发明创造和收益权。中世纪的欧洲,市场交换的价格往往是按照习俗和惯例来制订,其道德的公平往往成为衡量价格的尺度。随着市场交换的扩展,要求只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定价,这意味着由商人自我决定商品的价格。这标志着市场交换突破了以往的任何限制,以自由自主的内在逻辑进程进行运行,

11、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在参与市场交换中,人们逐步确立起面向市场的营利观念,并用自己的进取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由于手工工场、银行、证卷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经济组织是一个自主的经营单位,在市场交换中必须进行计算,这样才能进行成本核算,知晓赢利与亏空,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的计算精神。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标志着原已存在的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开始结合,也给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著名学者法国的雷蒙。阿隆和英国的吉登斯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工业主义的特征:生产或其它经济过程的机械化,即运用大机器生产;集中化的生产组织,即近代工厂制度的

12、产生;在这一组织中,生产不是按照习俗来组织,而是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由于使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高的生产力。iv正是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并且高度发展时, “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形成,或者说,现代性才最后形成。诚如吉登斯所说,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性的两个维度。 二 当西欧形成其现代性时,我们看到,这种现代性的形成既是动态的,又是扩展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具有其扩展性,它不会也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国之内,它必将走向全球,就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要奔走于全世界。同时,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率先形成现代性之后,它所标识的这样

13、一种社会发展的图景也成为暂时还未形成现代性的那些国家所追求的榜样。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v因此,我们既要在西欧的历史进程中,又要在它的扩展中以及后发国家对此的反应中来理解现代性。 面对西欧诸国的发展和强大,最早作出反应的当属与之相邻的中东欧诸国,还处于落后状态的中东欧诸国的君主们深感压力和不安,这种压力不仅是感受到自身经济上的落后,而且来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等整个文明的落后。必须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按照西欧的现代性来改造自己国家的传统,形成现代性。于是我们看到,在俄国的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奥地利的玛丽亚特利萨女

14、王和约瑟夫二世,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等君主的领导下,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个君主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样,正是这些君主们的远见启动着古老落后的大国开始迈向现代世界。这些君主们要以强大的西欧诸国为目标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走出落后的泥淖,追赶先进的文明,跃升到国际舞台,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正象彼得大帝所言,要把一个沉重与滞后的国度“拖向西方”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们进行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甚至生活方式的变革,如彼得大帝强令禁止蓄胡须、酗酒、推行短装。这种改革自上而下,全面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要构建起现代性的制度之维。凭心而

15、论,要在短时间内把一个传统社会转换成为现代社会,实现制度和结构的建设,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文明需要教化,现代性的培育也需要时间,但现实的世界格局不允许如此等待。因而在方式的选择上,这些改革毫无例外地为强制推行,在强制中凸显一国领袖们对改变本国落后的焦灼和迫切,对西欧现代国家的倾羡和快速形成现代性的渴望。这一点在近代后期的其它国家改革中可以再次得到证明。这些改革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是最早对西方现代世界现代性的回应和作出的明智选择。 在历史的时空中,让我们从欧洲大陆转向广袤的亚非拉地区。当西欧阔步走向现代,中东欧快步追赶之时,而原来有着古老文明的亚非拉地区却逐步远离了现代世界,为何他们

16、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的确很值得人们去进行思考。 让我们先来探讨那时的中国,十八世纪的清朝,当西方已在关注中国之时,而中国人却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对西欧的现代性嗤之以鼻。我们从当时知识精英们的言论中便可知晓,博学的全祖望说:“五洲之说颇荒诞源渊将无出邹衍” 。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断言:“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窃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 ”vi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清王朝选择了闭关自守的政策,乾隆时期,限定外商只在广州一地经商,对进出口货物也多加限制,1759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规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东过冬,外国商人须住在政府指定的商馆中等,这一切都表明,清朝无意于参与世界体系,将自身隔绝于面向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事实上,直到这时,清朝还仍然把自己把这样一个封建的传统社会看作为世界的中心,看成是无尚的标准,其它地区都是不开化的蛮夷之邦,1793 年马尔戛尼来华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乾隆帝在答复其要求通商时一口回绝:“天朝无所不有,原不恃洋货物以通其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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